我国文字，影响了中国的数学，乃至于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

在中国文字的发展上，形声字格外的重要。中国文字以形声的方式衍生，这也是周人的重大成就。这样的发展，使得文字系统可以快速扩张，产生了很多新的字来，一方面记录语言，另外一方面配合新事物的出现。另外，任何新的字都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用原有的字互相结合而形成的。

沿用至今的汉字文法

假如你从来没有看过“期”这个字，我给你看了，然后告诉你说这个字念gu，你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啊？这对吗？”而且就算看过听过了，下次再看到，你还是不会记得这个字念gu。但是如果我给你看了这个字，然后直接问：“你觉得这个字怎么念？”那么几乎每个人都会回答：“应该念qi吧。”你甚至不需要认得这个字，不需要记忆背诵，你就会知道、直觉感觉到这个字念qi。

因为还不只如此，这个你本来没有看过的“期”字，因为它旁边有一个“月”，所以你就直觉地预期这个字的意义应该跟月亮或者和表示时间的“月”有关。的确，这个字的字义就是关于时间，指涉订定好的时间，而“月”就是古人认定最规律的时间计算的预期，月亮圆缺变化从来不变，以月的朔望来订约，是最常见的作法。

到了清代编《康熙字典》，一共收录了四万七千多个字；现在一般流通的字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总也有七、八千字。生活中常见常用的，再少，也还有三、四千个字。不在这个文字系统里的人一听到这种数字，必然瞠目结舌，不能想象你们怎么能学得会、记得这么多字。我们知道。学中文，关键在学会、内化形声原则，如此就能快速辨认过去没见过的字，也能够透过固定规则的联想，立即就记得字的声音和意义。我们绝对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了几千个字，而是前面学的每一个字，都成为你后面学习其他更多字的基础，以一种联想的系统过程学会了中国字的。

另外，在运用上，语言也不是一个一个单独存在的。文字总是连在一起出现的。多数的文字放在一起，就有了次序，我们称之为“文序”或“语序”，用一定的规则来安排“文序”或“语序”，那个规则就变成了“文法”或“语法”。在表音文字的情况中，“文法”一般都源自于“语法”，先有了人跟人之间固定说法沟通的规则，按照这个规则说话别人才听得懂。文字记录语言，所以很自然地，“语法”也就被翻版成了“文法”。在这点上，中文又很不一样。中文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照抄语言的，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直接。所以就需要一种文字本身的“文法”，和语言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中国的“文法”也是在周代订定下来的，具备了令人惊讶的稳定性。中文文法最根本的规则是：主语—动词—宾语，如此排列。在古代《论语》里的“子见南子”到今天小学生作文的“你打我”，这都是“主语—动词—宾语”的固定的先后排列。“子见南子”，第一个“子”则是主语，“见”是动词，“南子”就是宾语。“你打我”，“你”是主语，“打”是动词，“我”是宾语。另外否定用语放在动词的前面。例如“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子路”是主语，“说”是动词，“不”就放在“说”前面。今天我们写“我不高兴”，“不”也是放在“我”和“高兴”中间。

再来，副词可以放在动词前面或动词的后面。“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在”则是地方副词，“三月”是时间副词。前半句是：主语—副词—动词—宾语，这样的次序；后半句同样的，“三月”是时间副词放在前面，“不”是否定，“知”是动词，“肉味”是宾语，在中文里都是这样固定的次序。即使我们今天写一个比较复杂的长句，比如说“你读了杨照的书，从此再也不要相信中国古代青铜器来自于西方”，这么长的这样的句子，只要稍微用心分析一下，就会知道它内在的文法次序，仍然是同样的、固定的。

从大约三千年前开始，中国文法就固定了三种基本形式，一直传留至今。每一种文字当然都有其文法，英文有英文的文法，但认真研究比对过就知道，英文文法比中文文法复杂得多，其变化的范围比中文大得多。中文文法可以用这么简单的三句话来归纳：“我是老师，我很了不起，所以我打你。”“我是老师”这是：主语—属动词—宾语，主语是名词，宾语也是名词，用属动词把两个名词来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一种基本的句型。

“我很了不起”，这稍微复杂一点，因为中间省略了属动词。完整地说，应该是“我是很了不起的”，文法次序是：主语—属动词—副词—形容词。为了区别属动词后面接的是名词或形容词，中文的习惯是在形容词后面加“的”，不过又经常将属动词和“的”一并省略。没有属动词，就不会造成名词和形容词的混淆。“很”是程度副词，用来修饰形容词“了不起”，所以就放在形容词的前面。这是第二种形式，

第三种形式，“所以我打你”，“所以”是因果副词，放在表达因果的两个句子中间，所以我们就知道前面是“因”，后面是“果”。“我打你”也是最简单的主语—动词—宾语的形式，主语和宾语也同样都是名词。

文法没变，为什么我们还是看不懂古文？

基本文法两、三千年神奇地没有改变，那或许你会好奇会问：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是有人读不懂古代的书？其中一个因素是：文法没变，但字的用法改变了。中文里有一些字，从周代一直到现在，方方面面经历了那么多变化，连文字的运用都经过了“白话文革命”，却一直维持着同样的意思。

例如说“之”字，简单的虚字，两千多年来一直都是同样的写法，都是这样的字型，这样的字义。别以为“之乎者也”都只用在文言文里，白话文成为主流那么多年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把“之”这个字淘汰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一定要用到“之”，但不是在他的语文课里，而是在数学课上。“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不可能代换为“二分的一”、“三分的一”，再过百年，应该也还是一样的。

另外，像“于”、“既”、“虽”、“则”、“如”、“若”......这些用作语句转折连接的字，两、三千年也都维持着一样的意思。但我们今天在白话文里，不这样用了，我们惯常的用法是“于是”、“既然”、“虽然”、“如果”、“若是”......两、三千年间一个大的趋势与倾向，是让中文从以“字”为单位，把“字”连缀在一起，逐渐转化为以“词”为单位。一字一音的规律，就使得中文里有太多同音字，光是听到一个字的字音，我们无从立即、准确判断究竟是哪个字，为了避免同音造成的混淆，所以就把单字增长为两个音或三个音、甚至更多音，构成“词”，如此就能大幅降低同音带来的困扰。

“字”增加变成了“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方式。有些改变的方式后来不用了，这就造成了后人在阅读、理解上的阻碍。例如说先秦的文献里，有时不说“商”、“周”，而是写成“有商”、“有周”，这个“有”字，是把“商”、“周”加长，从“字”变成更易辨识的“词”的“词头”，所以“有商”、“有周”这个“有”字本身并没有意义。但到了后代，“有”字用来指称“所有格”，谁有什么东西的用法越来越普遍，所以我们回头看到“有商”、“有周”就很容易把本来是虚格的“有”字读成有意义的“有”，这个时候就读不通了。

古书中的“有”很少用做“有没有”的意思。看到“有”一种情况是夹在数字中间，“十有五”，这样的“有”的意思是“又”，那是为了让人清楚知道说的是数字、数量；另一种情况是加在专有名词前面，那就是“词头”的功能。

古文中用加“词头”将“字”变成“词”，后来的语言里比较常见的则是加“词尾”。例如说“车”变成了“车子”，“儿”变成了“儿子”。“儿子”的“子”和“有商”的“有”一样，是没有意义的虚格，不能当作有意义的字来读，不然“儿子”理解为“儿之子”，那不就变成“孙”了，差一辈，这就差多啦！还有一个有趣的“词尾”，是把“头”拿来当作尾。例如说“骨头”、“馒头”，这里的“头”字也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词尾”。

在《诗经》里我们会读到这样的句子：“言告师氏，言告言归。”一共八个字，八个字里就有了三个“言”字。我们现在一般会把“言”理解为“说话”，那这短短八个字中，还真是累赘多话。三个“言”加两个“告”，“告”也是说话的意思，那岂不是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其实这里的“言”也是一个“词头”，作用是标示让人知道，跟在“言”字后面的字，是一个动词。这是用来显示动词的“词头”，有它文法的作用，本身没有意义。还原了“言”字的功能，那么这句话就变得很简单了——“告师氏，归”，如此而已。加了“言”字，除了让动词的词性清楚之外，另外可以整齐声音，创造出声音的韵律。“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当然比“告师氏，归”要好听多了。

同样是《诗经》里，有“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什么意思？文从字顺地读，就连语文老师有的时候都会解读成“汉有游女，不可以对这个游女有追求的想法。”那就是把“思”理所当然解读成了“想”或“想法”。然而在《诗经》的用法中，“思”也是语词，放在语尾，本身是没有意思的。“求思”就只是“求”，“归思”也并不是“回家的念头”。所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就是汉水太宽广了，不能游泳，而不是汉水太宽广了，不应该有游水的念头。

还有一些原来没有意义的语词，经常制造困扰，例如“止”和“其”。在《诗经》中，“止”也是加在动词语尾的虚字，“其”则是加在形容词前面的虚字，“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北风其凉”就是说只是北风好冷好凉啊。两、三千年来，词头、词尾有很大变化，因为这是和语言关系最密切，反映当时语言习惯的。现代语中有很多当词尾的“子”、“儿”，“一下子”、“一会儿”，但就在我们这一代，“儿”就快速减少了，除了方言中的儿化音，现在几乎越来越少人会写出“一会儿”这种词，因为通用的语言里不卷舌，不加“儿”了。

中国语文的独特之处——数词和量词

从古文法中，我们整理出中国语言文字系统的另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数词”和“量词”的发展。早从西周开始，中文文法的“数词”就是“一个数加一个名词”。“三皇”、“五帝”、“六艺”、“六经”。从古文最早“数词”发展的一些微妙变化，就可以看得出来周人对于“数”有一种清晰的概念。清楚分辨的数的可加与不可加的区分。例如说，从很早，中文里的“二”和“两”就是分开了的，有着不同的用法。“两个人”是“两”，“二十个人”却是“二”；不能说“两十个人”，也不太会说“二个人”。今天我们弄不清楚了，但是在古文中，什么时候用“二”，什么时候用“两”，有很明确的道理。

天生成对的，叫做“两”；单纯是一、二、三......数量序列中的一个，可以加也可以减的，则是“二”。在《中庸》里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一定是“两端”，不能代换成“二端”。因为孔子指的是同一样东西的两头，这一端和那一端，每一样东西都有两头，逻辑道理必然要配对，一对，那就是“两”。

用这个规则，说“两个人吃饭”，和说“二个人吃饭”，意思就完全不同。“两个人吃饭”，就是这两个人，一对夫妻、情侣或朋友，说好了、配好了一起吃饭，就他们两个人，不多也不少。那么“二个人吃饭”则是在客满的饭馆里拼桌，一个单客加一个单客尴尬地被放在同一桌上吃饭，随时一个会起身走人，随时另外还有别人会同样拼桌加进来。

数字在中文里少有抽象的存在，作为数的本身存在，几乎都要有关系的意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量词”在中文里如此发达。中文里有大批的量词，这是外国人学中文时最头痛的困难之处。一“个”字、一“篇”文章、一“句”话、一“杯”水、一“间”房子、一“座”教堂、一“列”火车......可以一直这样列下去，各个不同。然而中文从三千年前就开始发展、变化量词，不断地累积，进而让量词改变了名词的关系与名词的意义。

我们说“一张纸”，于是反过来，单字的“纸”化成词，就变成了“纸张”。“一匹马”，所以“马”就可以说是“马匹”。“一辆车”，所以就有“车辆”。“一间房”就有“房间”。“一块煤”就有“煤块”。当然偶尔有行不通的例外，例如“一头牛”不能变成“牛头”，“牛头”就不是“牛”了。

去除少数例外，通则是“量词”同时可以拿来当作单字变成词的词尾。加了这种词尾，每个名词也就都有自身清楚的单位，各个不同。由此反映出中国古代“数”的概念，“数”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不同量词的东西，有着不同的单位，也就有着各自的特性，不能够任意相加减。用现代科学哲学的术语说，中国语文中到处都显现着“不可共量性”，纸、马、车、房、煤......在称呼上就带着自己的数量单位，拒绝和别的东西“共量”。中国文字这样的特性，影响了中国的数学、乃至于千百年来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