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儒会通”的典范：云南学派的形成及其特征
马佳
摘要：“伊儒会通”泛指伊斯兰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实现“伊儒会通”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主要路径。明清时期，云南出现了一批穆斯林学者，他们改革经堂教育，开展“以儒诠经”“以回补儒”的活动，形成了一个富有地域特点和学术传统的学术派别——云南学派。云南学派的形成与当地宽松的政治环境、源远流长的儒学传统、持续增长的穆斯林人口、“经汉两通”人才的推动密不可分。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云南学派的“述作并重”“中阿并授”“回儒兼修”等学术经验值得关注。
《辞海》对“学派”的解释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1］(1934)。同样，因研究某一地域、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某一文明，或某一问题而形成的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同样可称为“学派”，或曰“地域性学派”“问题性学派”。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至明末清初，因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不同，在陕西、山东、南京、云南等地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派别，如“精而专的陕西派”“博而熟的山东派”等，由此，中国伊斯兰教出现了所谓的学派。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因经堂教育之差异而划分的“学派”，实质上是一种教学流派，正如伊斯兰学者庞士谦所言，“然中国回教之所谓派别，实非在学理上之派别，乃习惯之不同而已”［2］(367)。长期以来，学界提到中国伊斯兰“学派”的概念大多都是基于经堂教育教学传统差别意义上的表述。2000年以来，更多的研究者开始摆脱对经堂教育的单一解读。2006年，姚继德在《回儒对话：云南伊斯兰学派个案的历史考察》中提出了“云南伊斯兰学派”；2009年，米寿江在《金陵学派产生背景、思想渊源及其当代意义》中提出了“中国伊斯兰教金陵学派”，这标志着“学派”概念在中国伊斯兰思想史研究领域逐渐上升到了更为复杂的学理层面。本文提出的云南学派便是对这一研究路径的延续。
明清时期，云南出现一批学通伊儒释道的穆斯林学者，他们主动改革经堂教育，开展“以儒诠经”和“以回补儒”的活动，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学术传统、相对自成体系、思想特点鲜明的学术派别，我们将其称为云南学派。这一概念主要基于学术、学理层面提出，不只包括在经堂教育上有自己的特点，更在学术传承、学术体系、学术风格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代表人物从明清时期的马注、马德新、马安礼、马开科、马联元，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甚至诞生了绵延数百年的经学世家。他们在思想来源上有共同性、理论主张上有继承性、表达形式上有相似性、活动目的上有一致性，对中国伊斯兰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目前，针对云南伊斯兰学者的个人研究比较多见，但从“学派”视角开展整体研究的还比较少。“学派”的出现和产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本土化的产物，体现了伊斯兰教适应区域传统文化的努力，而“学派”一旦形成，将会反过来引领、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牟钟鉴先生认为，“推动宗教神学中国化建设应成为各大宗教的根本性任务”，“宗教神学理论中国化的程度决定着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程度”［3］。回顾云南学派数百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在伊斯兰教哲学理论的本土构建，还是在宗教功修和教育领域的实践，均创造出了“伊儒会通”的鲜活经验，成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成功范例。
云南学派是随着伊斯兰教在云南地区的传播、发展、壮大而逐步形成的，最早可以追溯至元代，发展壮大于清中期以后，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长期宽松的政治环境是云南学派形成的社会基础。元、明两代对伊斯兰教的政策相对宽松，元代回回作为色目人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受到了一定的优待，伊斯兰教广泛传播。明朝颁布了若干安抚回民和保护清真寺的敕谕，敕建了一批清真寺，更有最高统治者对穆斯林进行过褒扬。具体到云南，元、明两代回回上层人物长期主政云南，进一步维护和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云南的发展壮大。元代赛典赤·瞻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其子孙后代在云南任职者非常多；明代回族名将沐英及其子孙相继主政云南长达280余年，这种特殊的官宦结构所形成的政治环境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为伊斯兰教在云南的传播和伊斯兰学说的发展创造了相对优越的政治环境。
源远流长的儒学传统是云南学派产生的文化基础。在元代，云南地区就十分注重推行儒家文化，赛典赤·瞻思丁“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置学田，迎蜀士之贤者以为师”［4］(683)，聘请儒学名士向各族人民传播儒家文化。明代，沐英“居常读书不释卷，暇则延诸生讲说经史”，他经常选择包括回回在内的优秀人才和仕官子弟入学，对系统学习儒家学说的回回给予鼓励，回回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蔚然成风。元、明两代数百年的儒学浸润，加之回回民族政治家的示范引导，促使云南穆斯林在保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前提下，深研儒家经典，谙熟儒家书籍。这种浓厚的儒学传统是云南学派产生的文化基础，也是后期云南学派主动致力于与儒家思想深度会通的根本原因。
持续增长的穆斯林人口是云南学派发展的信众基础。一种学说从产生、形成到渐成体系，离不开受众群体之需要，云南学派得以发展壮大与云南穆斯林人口不断增多密不可分。史料记载，自13世纪中期以后，因战争需要，一批批穆斯林人口被编入“探马赤军”，被派遣到各地驻防和屯戍。元代政府曾有诏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5］(2356)。大批回回军士、工匠落籍云南，形成了穆斯林人口大规模进入云南的第一次高潮。这从马可·波罗游云南时的记载可以得到证实，“(押赤：今昆明)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斯脱里派之基督教徒”［6］(533)。明初以后对云南两次用兵，军队服役者中有不少回回人，使得内陆的回回人口源源不断进入云南，“麓川平定后，'屯江南回、汉士兵十二万’于滇西各地，加强戒备”［7］(54)。这成为元代之后穆斯林人口大规模入滇的第二次高潮。经元、明两代数百年间穆斯林人口的持续进入，“至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族人口已达80余万，约占当时云南全省人口的1/7，成为云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8］。云南由此成为全国范围内穆斯林人口密集的地区，在大理、保山、楚雄等地形成了聚居区。穆斯林进入云南的历史进程从未中断，相反，通过战争、屯垦戍边、自我繁衍，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这为云南学派的发展壮大奠定了信众基础。
“经汉两通”的知识精英是云南学派壮大的人才基础。一个学派的发展与精英人物引领推动密不可分。尽管云南学派是研究者赋予云南伊斯兰文化研究的一种视角，但不同历史阶段涌现出的知识精英们客观上成为云南学派的引领者、倡导者和实践者。明清以来，以马注为代表的学者以汉文译著伊斯兰经典和开展学术研究的方式，形成了云南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良好环境。马德新承前启后，开创了宗教教育与经学著述并重的新局面，培养弟子逾千，设帐讲学的地方成为云南伊斯兰文化传播的中心。马联元首次将学习汉语作为一门课程，开创了经堂教育“中阿并授”的先河，培养了大量“经汉两通”的人才，他的学生比较出名的有被称为“近代云南伊斯兰教四大阿訇”的马安义、马安康、田家培、王家鹏等。正是因为有马注、马德新、马联元及至近现代一批“经汉两通”的知识精英们的引领和实践，云南学派绵延数百年的思想光辉、学术风格、学术体系才得以发扬光大，传承完善。
云南学派在马注、马德新、马联元等穆斯林学者的引领下，以绵延百年的学术传承，开辟了一条积极变通宗教观念、适应主流文化、注重自我表述的本土化路径，把“伊儒会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与其他伊斯兰学派相比，云南学派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既述又作、述作并重”。“述”与“作”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流派的主要区分标志之一。“述”即讲述、讲解，一般是指经堂教育中阿訇讲授、讲解伊斯兰经典；“作”即写作、著作，指包括经堂教育中的阿訇等在内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教元典的翻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作。从伊斯兰教各学派的特点来看，陕西是经堂教育的发源地，陕西派以“口耳相传”的经堂教学为主要方式，但是对阿拉伯文、波斯文等伊斯兰教典籍的翻译、汉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再创作不足，正所谓“述而不作”。而金陵学派则恰恰相反，其代表人物王岱舆、刘智等人开创并发展了中国伊斯兰思想史上著名的“汉文译著”运动，开展了“以儒诠经”“以回补儒”的活动，重在通过汉文译著达到对外释疑的目的，但是金陵学派似乎对伊斯兰教本身的教学传承、宗教教育、宗教功修关注不够，以至于后继乏人，正所谓“作而不述”。而云南学派不仅注重宗教教育，革新并发扬经堂教育在文化传承、培养人才中的传统优势，更著有大量的译著，既实现了教化教内、文化传承，又达到了对外释疑、交流沟通的目的，可以说“既述又作、述作并重”。其代表人物马注有《清真指南》，游学各地，驻地讲学；马德新著述多达30多种，帐下弟子数千名；马联元阿拉伯文、汉文著作多达20余种，设帐授学30余年，弟子2000余人。比较来看，云南学派汲取了陕西派、金陵学派的特点，既注重讲解经典、教化教内、培养人才，又注重翻译经典、文化创造、对外释疑，可以说“述作并重”，这成为云南学派的主要学术传统。
第二，既注重理论构建，又注重功修实践。如果说金陵学派对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贡献在于开启并初步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哲学体系，那么，云南学派不仅是这一哲学体系的续建者，更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实践者。云南学派在注重理论构建的同时，更加重视宗教功修和宗教实践。马注并非宗教职业者，但他十分重视信众对宗教伦理道德思想的运用，其著作《清真指南》便是“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9］(1)，被称为中国穆斯林在宗教实践上的“完美向导”［10］。马德新、马联元不仅是穆斯林知识分子，更是虔诚的宗教职业者，他们十分重视内部教化，提倡大众化的信仰实践路线。马德新讲道：“无路而可游，无门而可入者，拜之功也”，“朝拜者，是为克己复礼之功，尽人合天之道”，“礼拜乃近主之阶梯，归原之途径，渡患海之舟艇”［11］(23～29)，如此等等，他的著述更多地指出了宗教信仰实践、宗教功修的道路和途径。而马联元用阿语翻译刘智的
《天方性理》，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们把蕴含丰富思辨性的宗教理论付诸实践；他又用通俗易懂的汉语写了《辨理明正语录》，警醒穆斯林大众坚守正道，无不体现云南穆斯林学者将著述创作与教育教化有机结合，并运用于实践、为实践服务的一大特点。
第三，“中阿并授、回儒兼修”。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历程中，出现过“惟是经文与汉字不相符合，识经者必不能通汉文，习汉文者又不能知经典”［12］(1)的尴尬局面。对此，马注主张变通的宗教观，提出穆斯林也应当学习儒家文化，要“回儒兼修”，这成为云南学派“经书并授”理念之肇端。马德新、马联元则极力矫正“念经不读书”的传统偏见，在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同时，能运用汉语通顺地解释教典，这是不同于陕西、山东学派的一大特点，亦是欠缺经堂教育实践的金陵学派所没有的。马联元在具体的教育措施上，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学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并首倡“中阿并授”，实现了经堂教育的新突破。倡导“回儒兼修”使云南学派成为推动“伊儒会通”的主力军。
第四，开放包容，影响海外。与其他学派代表人物偏居一隅相比，云南学派的代表人物多有国内游学和出国朝觐的经历。马注在国内游历4年，足迹遍布北京、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遍访各地著名经师、掌教和学者。马德新、马联元先后朝觐麦加并游学阿拉伯世界，马德新还留下了《朝觐途记》。马联元到过印度、埃及开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伊拉克巴格达和叙利亚大马士革等地，所到之处遍访名流学者，深入探寻伊斯兰教真理。游学和朝觐的经历使云南学派与伊斯兰世界保持了长期的学术互动，孕育出了云南学派兼容并蓄、博采众家、开放包容的思想特点。同时，云南学派的思想影响波及海外，马联元二次朝觐期间，途经印度，被当地穆斯林挽留讲学，并在孟买出版阿拉伯文著作《讨绥哈》，后归真于印度康波尔城，印度穆斯林为其建墓立碑，表明云南学派的影响远及海外，这是其他学派所不及的。
除以上学术特点外，云南学派承前启后、人才辈出，诞生过绵延数百年的经学世家，有着极强的学术生命力。同时，云南学派还首开汉译《古兰经》先河，马注“纂辑真经，抽译切要”［9］(16)，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译经，但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马德新着手“通译”工作，据称他译出了20卷，但大部分毁于火灾，仅幸存5卷，即《宝命真经直解》。马联元从穆斯林宗教生活需要的实用性出发，有选择地翻译经典，诞生了《亥听译解》，这些译经活动都是其他学派所没有过的。
云南是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思想传播、交流、发展的中心之一，云南学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传统、理论主张和学术风格，也出现了一批数量可观、影响较大的穆斯林学者。他们“中阿并授”“回儒兼修”的理论主张为当今中国伊斯兰教推动“伊儒会通”、开放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既述又作、述作并重”，“既注重理论构建、又注重宗教功修”的学术传统为中国伊斯兰哲学理论体系的本土化构建奠定了实践基础；“主动与伊斯兰世界开展学术互动”为中外伊斯兰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首开翻译《古兰经》之先河，成为加速推动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有影响的大事件。总体上看，云南学派倡导的“伊儒会通”及其实践活动，承接“汉文译著”运动，在坚持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原则的前提下，不断接受、吸收、融会儒家思想，做到“不背乎教亦不泥乎教”，构建并完善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成为“伊儒会通”的集大成者，其在伊斯兰教中国化、本土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做出的突出贡献，积累的学术经验，带来的启示意义还需深入挖掘。
［2］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A］.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3］牟钟鉴.我国宗教应坚持中国化方向［N］.人民日报，2016－07－11.
［4］白寿彝.赛典赤·瞻思丁传［A］.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5］(明)宋濂等编.元史［C］.北京：中华书局，1973.
［6］杨学政.云南宗教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7］杨兆钧.云南回族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8］冯杰文.“回儒”的历史分期及地域分布研究［J］.民族艺林，2013(4).
［9］(清)马注.清真指南［M］.余振贵，标点.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10］王建平.论十八世纪初的云南格兰岱教案［J］.世界宗教研究，1998(3).
［11］马继祖.马复初遗著选［M］.香港：国际(香港)华人出版社，2003.
［12］(明)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M］.余振贵，点校.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原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