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周航：何来天籁人间景，最是才情平伯诗
何来天籁人间景，最是才情平伯诗
——从俞平伯的新诗和诗观到当下诗坛
论争是没过错的，只是论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恶意和诗歌江湖的山头意识，在诗歌前辈面前足令今人无地自容。
尤其是打着“下半身”“垃圾派”等等旗号的一批所谓的“诗人”，借用各种诗歌的名义花样不断翻新地作践诗歌，让诗歌彻底失去美感而成为不时轰动的新闻事件，使诗歌沦落为网络、大众化、娱乐时代的笑柄，这是十分可悲的。
重读诸如俞平伯等前辈们在新诗发轫时期的见解，或许会大受启发并正确对待一些无谓的纷争，而不至于沦落到口水战和权力话语权之争。
读读那些诗歌前辈们的论辩之文，徒叹当今的一些诗歌的不肖子孙。毕竟，诗歌的内部建设，诗歌对美的要求，是永远不能抹杀的姿态，而不是泼脏、臭骂。
重读俞平伯的新诗，再读俞平伯有关新诗理论建设的文章，所收获的又何止是学术考究意义上的呢？
在颇有影响力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一书中，著者在“新诗的诞生”一节里写道：“俞平伯的诗里杂糅着旧文学的意象与新思潮的哲理，旧诗词格律的影响与欧化的文法，最能反映早期白话诗的‘过渡性’”[①]，并指出俞平伯的《冬夜》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新诗集”。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第一部白话诗集是胡适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常说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诗集则是郭沫若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而俞平伯的《冬夜》即出版于半年后的1922年3月，冰心的《繁星》《春水》一年后才相继出版。其时胡适31岁，郭沫若30岁，俞平伯22岁，与当时一道成名的周作人、康白情、傅斯年、沈尹默、朱自清等其他诗人相比，除了朱自清大他2岁，其他绝大多数都年长他许多。俞平伯1918年18岁时即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处女作《春水》（同期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有趣的是冰心5年之后出版的诗集也名为《春水》），并于翌年同一刊物上与胡适展开对话、开始了新诗理论建设，相较而言，冰心明显逊色。由此可见，俞平伯属于早熟类型且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诗人，谈论早期新诗他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
俞平伯（1900—1990），原籍浙江德清，生于苏州。其曾祖俞樾是前清大文学家，其父俞陛云是清末探花，亦为文学家，可谓家道渊源深厚。俞平伯19岁即从北京大学毕业，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其传统学识深厚，又有游学美国经历，终致学贯中西。他是中国新诗运动先驱者之一，曾参加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和语丝社，是“五四”时期的重要诗人，22岁时即与叶圣陶、朱自清等人创办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为新诗的诞生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俞平伯还是著名有散文家，且一生创作过大量的旧体诗词。综观其一生，可谓集诗人、散文家、著名学者与红学家于一身，在学界和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尽管俞平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其最大的贡献还是在新诗上。俞平伯在1920年代中期移居北京之前，共出版《冬夜》《西还》和《忆》三部新诗诗集，加上其他未编入集子中和发表于1949年7月《人民日报》上的最后一首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一生共计创作新诗282首。此外，他早期以各种形式发表诗论文章共计14篇。他近一个世纪前的新诗创作和新诗观念并驾齐驱，大大丰富了中国早期的新诗理论和新诗成就，即使放之今日，对新世纪以来当下的诗歌创作仍有相当的启示性意义。
我们可先从俞平伯对新诗理论的建设谈起。“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大多数并不像今天的学术界那么正襟危坐、一副吓人的样子，也没有太多的长篇大论。俞平伯对新诗的主要理论建树，几乎全部集中于与胡适、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杨振声等人的论辩性文章和通信中，少数出现于一些序跋里。其文章娓娓而谈、观点鲜明，但又亲近善言、带有商量的语气。
俞平伯对新诗理论建设的发端于18岁时与胡适的通信。他在信的开头写道：“但诗歌一种，确是发抒美感的文学，虽主写实，亦心力求其遣词命篇之完密优美。因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词粗俗，万不能发抒高尚的理想。”他的“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尤得胡适赞赏。他在下文中对“白话诗”提出三条意见：一、用字精当、做句要雅洁、安章要完密；二、音节务求谐适、却不限定句末用韵；三、说理要深透、表情要切至、叙事要灵活。他在第一条中特别提到：“用白话做诗，发挥人生的美，虽用不着雕琢，终于开口直说不同”。进而，他认为前两条是表面，第三条是本质；接下来的话可说是一语中的：“凡是好的文章，决不仅在文法上之构造。其所代表的内容，最为重要。而诗尤与文不同，在文可以直说者，诗必当曲绘，文可以繁说者，诗只可简括”。[②]从中可见他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追求，以及他对诗美的重视。
反观当下诗坛，俞平伯百年前18岁时的治学态度和诗歌观念颇令当今深思。一是我们在讨论诗歌时的态度。且不提朦胧诗论争及其之后众多的诗歌事件，自上世纪末至新世纪以来，诗歌论争就从来没有间断过。论争是没过错的，只是论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恶意和诗歌江湖的山头意识，在诗歌前辈面前足令今人无地自容。二是如何面对一直以来不断更迭的诗歌潮流及其中呈现出来的粗鄙向“下”的趋势。尤其是打着“下半身”“垃圾派”等等旗号的一批所谓的“诗人”，借用各种诗歌的名义花样不断翻新地作践诗歌，让诗歌彻底失去美感而成为不时轰动的新闻事件，使诗歌沦落为网络、大众化、娱乐时代的笑柄，这是十分可悲的。而且，这种倾向仍有愈演愈烈之势，从“一把好乳”“男人都露出自己的把柄，女人都露出自己的漏洞”，到“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驴日的，狗捣的，王八戳的”，中国新诗总是在这种乌烟瘴气中呛得半死不活。且不说说理透彻、表情切至、叙事灵活，我们当下的“诗”用字、做句、安章等等精当、雅洁、完密吗？如此诗歌是诗歌的大不幸，又何来诗歌的美感？何来读者的认可与对诗歌的尊敬？不必用什么存在与虚无、后现代与解构一类的大道理来吓唬人，诗歌只要无美感，就是彻头彻尾的垃圾！然而，更为可悲的是，我们的诗坛、批评界经常为此推波助澜，不以为耻，反装作深沉来解析那些垃圾诗歌中所谓的“深刻”。如果让诗歌如此受折磨、被玷污，还不如让诗歌早早死去更为干净。然而追求诗歌之美的人终究大有人在，当下诗歌的一些浊流和瘴气也终将被荡涤洗净，从而回归诗歌求美之正道。只有如此，诗之“曲绘”和“简括”才有可能和有意义。
俞平伯以一个十几岁青年之成熟心智，对新诗阐发诸多独到见解并付诸创作实践。一颗诗心跳跃不止，的确令人欣羡仰止。有论者评价俞平伯的诗论“都是新诗运动初期振聋发聩、鞭辟入里的重要文献，在诗界引起很大震动”。[③]对他卓有建树的新诗理论建设，有论者作了如下概括：一、批驳复古主义对新诗的攻击、反对和否定，保卫新生的白话诗的地位；二、鼓吹“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把“人生譬之为波浪，诗便是船儿”，强调新诗应以“人生的事物做主要材料”，“诗是人生的表现，并且是人生向善的表现”；三、大声疾呼推翻诗的王国，恢复诗的共和国，大力倡导“平民诗”“民众文学”，力主诗是平民的，“平民性是诗底主要素质”，“将来的诗应当是平民的”；四、对当时一些诗人如康白情、朱自清、白采等作品的评论。诗为人生，诗向善，诗是平民的，这些真知灼见，不仅体现了俞平伯对新诗发展的深入思考，而且也为我们当今诗歌发展的方向再次提供了坐标和借鉴。除了在形式上学习西方、积极实验新诗创作，俞平伯也在诗歌思想内容上合理吸收外来思潮，在充分理解和继承传统诗歌内涵的基础上，又融合了民主、个性和人道主义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样地也能为我们当下的诗歌发展指明方向。上世纪末的“盘峰论争”及其延续，直至新世纪以来的诸多诗歌论争，尽管有不同时代的社会语境作为理由，但是如果参与论争者回到新诗历史，重读诸如俞平伯等前辈们在新诗发轫时期的见解，或许会大受启发并正确对待一些无谓的纷争，而不至于沦落到口水战和权力话语权之争。君不见，时至今日，诗坛上的人身攻击仍屡屡不绝。某人揭了诗坛一些人的“短”，被揭“短”的某人则在网络上迅速作出回应：“我们应该包容像×××那样的疯狗存在”。纯粹的骂战毫无半丝善意可言，通篇都是“日”“阴毛”“拉稀”“等死”“哈哈！”“哈哈哈哈。”……真让人感到羞耻，全国人都在谈论“脑瘫”，人人都感觉到新奇，感到娱乐无比、激动万分，但一骂起来人来就一点都不脑瘫了，头头是道，骂得的确精彩纷呈。诗歌是靠如此之“骂”向前发展的吗？读读那些诗歌前辈们的论辩之文，徒叹当今的一些诗歌的不肖子孙。毕竟，诗歌的内部建设，诗歌对美的要求，是永远不能抹杀的姿态，而不是泼脏、臭骂。
现在转到俞平伯的新诗创作上来。他的新诗创作，与胡适和郭沫若都不同，可以说是界于两者之间。胡适的新诗旧的痕迹太重，意境还不够深远；而郭沫若又过于西化，离传统相去甚远。就初期新诗而言，胡、郭的新诗代表了两种路向，客观来说虽各有特色和时代的必然性，但也都未免有失偏颇。而俞平伯的新诗虽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明显，却是地道的“新”诗。从语言和修辞结构来看，俞诗是受西方影响的，但他诗歌表达的源头终究还是中国的。只是他不再受押韵的影响，不像刘半农、康白情等诗人从传统韵文中去寻找新诗的根基，而是合理借鉴了民谣和山歌的笔法，再揉和日本俳句和泰戈尔小诗的写法，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诗体式。
从俞平伯有限的新诗创作生涯中，我们仍可看到一道较为清晰的脉络。《冬夜》《西还》留有诗人大量青春时期的印痕和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内容上是积极、上进的，整体风格除了完全采用白话和西语结合的句式外，还普遍采用《诗经》以来中国传统诗词中惯用的双声、叠韵和连绵词等手法，格调清婉而醇真，读来清晰又不失委曲朦胧之美。到第三部诗集《忆》之时，细读之下，无论是诗中用语还是内容，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个集子中，民谣和山歌或者国外小诗体成为诗人惯用的形式；而在内容上，一方面显出对以往回忆的俏皮、雅趣，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不少浓郁、哲思、忧伤之作。直到1949年写出和发表最后一首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革命性的话语初露端倪，“暴雨才过，\大会初开，\万口欢呼，\万人如海。”此时离他初写新诗已时隔30余年，此时的新诗早已不见初期的真性情和雅趣。好在，从此之后，俞平伯再也不写新诗而专写旧体诗词，倒也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其实，早在1932年初，他在《呓语并序》中即已蒙生去意：“……这实在是分行写的文罢了，所以附在这里，反正也未必再想出什么诗集了。”[④]停止新诗写作，是因俞平伯自身对新诗的惶惑而止步？还是有着其他外在社会语境的原因而不前？这些都值得深入探讨。不过，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停止了新诗创作，委实不失为一件好事，这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俞平伯新诗创作品质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较为完美的新诗诗人形象。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不妨从俞平伯新诗的体、情、趣等几个方面来简略了解其新诗的品味风格，也为我们当下的新诗创作提供某些方面的参照。
俞平伯在新诗的“体”上，自然是具有建设性贡献的。他在具体新诗写作中不押韵，不刻意追求字、词、句、节、段的齐整，而是寻求一种自由的情绪流露和表达。这正是新诗形式意义上的“体”。在此暂且不提他彻底的西化句式，先来看他向国外和传统借鉴的几种最明显的体式。其一为国外的小诗体。小诗体成为“五四”时期许多中国新诗人的一种选择，包括冰心，其主要来源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飞鸟集》以及日本的俳句。俞平伯借鉴这种“体”的新诗为数众多，又常与中国民谣和民歌相结合来写，其“体”不仅短小精致，而且雅趣脱俗。
我来不闻柯亭底笛声；
只见森森万条竹，
推拥“云骨”底玲珑。
——《柯岩》
颠簸的车中，孩子先入睡了。
他小手抓着，细发覆着，
于是我底头频频回了！
——《引诱》
大自然的空灵和生活之细微一一飘拂眼前。再如：
云一味的阴，
树一味的阴。
从苔滑滑的石子上面，
路慢慢的高了，
云滋滋的下了。
雨点儿蒙松着衣襟。
有瘦的松，
有肥大的杉，
半边俏的老樟树，
攀着和他缠绵的蔓藤。
……
——《前半山》
俞平伯的诗很多具有极强的画面感，此为静景之动之一例。也有日常动景之静的画面的描述，在此不举。这是对传统诗中画、画中诗的继承，对传统诗歌意蕴的继承还体现在“声音”上。诗中的声音有时直接表现为对声音的描述，更多的是通过大量双声、叠韵和连绵词的使用上。
睡着了的秋夜，
风闹着他，雨打着他，
打得梧桐树上花花的响，
檐漏边也的的搭搭。
自然先生底曲子唱得这般和静，
再没有旁边的声音搅着。
……
——《在路上的恐怖》
诗中的谐静之感和天人合一的意境是显然的，动静浑然一体，尤如天籁之音袅袅飘至。表现在用词上的韵律感，则不胜枚举，在这点上他不仅学到传统诗词的长处，也充分借用民歌的优点：
牛郎花，黄满山，
不见冬青树，红杜鹃儿血斑斑！
——《南宋六陵》
白象鼻，青狮头，
上垂袅袅青丝萝；
大鱼潭底游。
——《水石荡》
不过，俞平伯虽善写“天籁”，却又是反对“仅仅描写自然”的。故而他的很多诗中虽为写景中之情，却又寄蕴了平民之苦、之忧、之俗。所以，俞平伯诗中无数的“天籁”之音，绝大多数都为人间谱曲而不失平和亲近之气，读之饶有杜甫诗的韵味。
老老小小底哀哀哭声，
盖不住野兽们底狂吼。
刀霍霍的吸人的血，
火跃跃的也吸人的血，
乱喳喳的不久没了声息。
刀缺了口，火懒洋洋地吐舌，
野兽们睡在窝洞里快活。
——《哭声》之三
尽管他写了不少看似属于他个人的“情”诗，却又不乏普遍常有的平民性特征。如：
我是冰冷的火车头，
她是热蓬蓬的蒸气；
我是空虚的玻璃泡，
她是明灼灼的电流；
我若是彷徨无归宿的野马，
她就是骑在背上，摇着鞭子的那个人儿哟！
——《飘泊者的愿望》
这种“情”的借喻新鲜却又令人熟悉，读来不禁莞尔动容。这充分体现俞平伯新诗的趣味之一种。俞平伯的新诗其实是反对过于直白的，是不同于日常生活一般性口语的朦胧表达。正如他所言：“诗只是谜儿，\让您猜我手中底谜吧。”（《呓语》第三首）这种趣味有时还夹杂着强烈的幽默感：
日色卷薄了，\灰沙卷旋了，\野迷离了，\树摇摆了，\巡警底脸背转来，黑了。
——《泊头镇之三》
在幽默感之余，有时却又饱含了一些苍凉之味：
我北归，
我又要南归
归来底中间，
把故乡掉了！
——《客》
这首诗让我们想到鲁迅小说中的“离开——归来——再离开”的叙事模式，抒发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心理中普遍存在的漂泊感。近些年来颇受人关注的“打工诗歌”，其中不少表现出改革开放以来“孔雀东南飞”之后留下的时代心灵轨迹，同样地也表达了一代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游离漂泊感。不同时代的心声，都能在俞平伯这首十分简洁的诗中有效地得以呈现。
俞平伯的新诗创作是多层次、夹杂而又渐进式的。他在22岁时写的《迷途的鸟底赞颂》（组诗14首），是俞平伯新诗创作综合性成就的载体。这组诗不仅完美体现了新诗的形式感，在内容的情感表达上也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同期诗作，也最能体现出他受《浮士德》的深刻影响。其深沉的哲思、对生活血痛的彻悟，以及对人生和时代的终极性追问，都达到了俞平伯新诗创作的高峰。即使将这首诗放到当今最优秀诗人诗作的行列当中，也毫不逊色。他在诗的一开始如此写道：
迷惑是与“生”俱生的，
也是“生”底最初或最后的正义了。
人间所有的光，的花，的爱，都依附在这迷惑底根苗上。
因为真到觉醒底降临，
“生”底好梦便轻云薄烟似的飞散了。
幸而有“生”的一日，觉醒是永不会来的；
于是光明底圈儿，
才照耀在这雾漫了的大地。
这些诗句，一改俞平伯往日诗风，或者说是他诗风和心灵的一次升华。读完全诗，我们自然会认可新诗的形式感，也似乎看到诗人一次预言式的心灵游历，一次关乎生与死的沉重思考，一个关于自身、民族命运的预言，同时也是一声彻底的关于宇宙与人生的浩叹！读到这样的诗，我们即刻会严肃庄重起来，将会感叹新诗所能产生的心灵伟力，或如鲁迅所论及的“摩罗诗力”。
俞平伯所创作的近300首新诗，具有丰富的内涵，并非能在这一篇小文中所能分析与涵盖。俞平伯的学生吴小如曾概括其恩师新诗创作的三个特点：一、“诗中感情真实，绝大部分作吕皆属肺腑之言而非酬世之作，故一诗有一诗肫挚之内容”；二、“无论新旧体诗都体现了先生独特的精神面貌和艺术风格”；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平老写诗，体无分新旧，都是直接用诗的思维（主要是形象思维）和诗的语言去创作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而不是先用逻辑思维和散文的语言去构思，然后在头脑中译成诗句再写出来的。”[⑤]
读到吴小如为其老师俞平伯概括出来的特点，我们是完全赞同的。其中的每一条，几乎都直抵新诗写作精神的内核，俞平伯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历史地位，又怎容他人质疑？重读俞平伯的新诗，再读俞平伯有关新诗理论建设的文章，所收获的又何止是学术考究意义上的呢？面对当下“混乱美学”格局之下的诗坛，面对大量充斥诗坛的伪诗、脏诗，面对网络时代粗鄙低俗、急功近利、肉欲浮躁、江湖无序的诗歌状貌，我们有无必要沉下心来多了解一些古今中外诗歌的历史；就我们中国新诗史来说，有无必要静下心来再读俞平伯等诗歌前辈们的诗歌作品和他们的诗学主张？尽管以上有些话有偏激之嫌，也未必是当下诗歌的全貌，但毕竟还有太多默默耕耘的诗人存在，也有大量优秀诗作在不断涌现。不过，近些年来的诗坛怪象也是客观存在的，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心存正确的诗观，以求得诗歌良性的发展，这终究是有利于中国诗歌发展的。
注释：
[①]引自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②]此段引文出自《白话诗的三大条件》，原载《新青年》六卷三号，收入《俞平伯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93—595页。
[③]引自《俞平伯诗全编》“出版说明”，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④]同上，第318页。
[⑤]参见吴小如为《俞平伯诗全编》所写的“序言”，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周航，文学博士后，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近年来还在《人民文学》《文艺报》《花城》《江南》《长江文艺》《长城》《星星诗刊》《诗潮》《江南诗》《文学港》《草原》《北方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和评论文章。出版散文集1部、诗集2部，学术专著2部，译著1部。鲁迅文学院第26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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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恰好就是这些非写实的部分，也许它的弹性很大，它也是小说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