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字辑趣》是《七砣平房藏印》原钤本“子夜”系列的最后一部，谱中收录的均为多字秦印。其中有一方小穿带印“燕馆人”（见图1-4）。当时收这方印时没有丝毫犹豫，因为燕姓在秦印里并不多见，新出版的《秦印文字汇编》增订本[1]中收录有三方，“馆人”作为名字的秦印还未见著录。在请教施谢捷老师后确认，“馆人”即管理馆舍的人。刘钊先生把职务为名的秦印归类于“有关职官执掌”类[2]。古时的馆舍就是今天的旅馆。旅馆是人员大范围流动的产物，其主要功能是为外出旅行的人提供休息住宿。旅馆从古至今都有官私之分。不同性质的旅馆接待的客人有别。如果单就为旅行者提供临时住所一项功能论，最早的旅馆是驿站。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3]。“置邮而传命”道出了中国古代邮驿制度创建的目的。当权者为了保证政令和信息的畅通，创建了邮驿制度，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为信使提供休息、住宿的驿站。驿站从商代建立到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 年）大清邮政兴办为止，存续了三千多年。“驿站”是为传令信使提供休息、住宿场所的统称。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称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分工的形成，商业成功地从农业、手工业中分离出来。商业的形成促进了商品在社会中的流通，从事商品异地买卖的商人开始大量出现。商人异地行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行业——旅馆。史籍中记载最早的旅馆称“逆旅”。“逆”：迎也[4]。依史籍记载，逆旅最早出现于尧，在商周后大量出现。《史记·李斯列传》载：“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5]。《史记·齐太公世家》有：“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6]。这里非常明确地说明，太公吕望在受封上任的路上夜宿逆旅。《韩非子·说林上》中也对逆旅有记载：“杨朱过宋东之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7]。这段记录里出现了“逆旅人”。“逆旅人”者，逆旅执掌也。社会生产生活的方式会反映在当时的各种记录中。《周易》是先秦的典籍，他以比较特殊的方式记录了西周的社会活动。其中“需”、“随”、“复”、“丰”等卦都或多或少地与出行有关，有的卦还谈到了外出住宿。“睽”（卦三十八）：“遇主于巷，无咎”[8]。意思是商人刚进小巷，就遇到接待的人，旅途平安。接待他的就是逆旅人。一幅生动的西周商人出行画面。春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理论繁荣发展时期。之后的战国是这些理论的实践期。在如何对待包括旅馆业在内的商业问题上，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以韩非子、孟轲、荀况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商业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推动社会发展有利。主张发展商业。如《韩非子·难二》：“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9]。又如《荀子·王制》：“修采清，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10]。《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商皆悦而愿藏于市矣”[11]。孟子已经提出税收政策对商业发展的影响。而以商鞅为代表的发法家则相反，主张全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废商甚至禁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旅馆业。战国是个相当残酷的时期，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生存问题。解决生存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战争。在冷兵器时代，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有两个，适龄人口和粮食。战国时期，各“国”的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如何处理好农业与手工业，农业与包括旅馆业在内的商业间的关系，是当权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废逆旅令”就是在战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产生的。所谓“废逆旅令”出自《商君书·垦令》，是秦孝公采纳商鞅建议制定颁布的。其主要思想来源于魏国，即商鞅的老师李悝的《法经》。李悝的理论基础是“农事害”为“饥之本”，“农伤则国贫”。在这样思想主导下制定的《法经》很自然地把包括个体纺织业在内的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法律上给予特殊的地位。但他错误地把农业、手工业与商业间的关系矛盾化，对包括旅馆业在内的商业采取了严格限制，甚至打击的政策。1975 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为吏之道》，在末尾抄录有魏僖公（公元前252 年）颁布的《魏户律》和《魏奔命律》，其内容是对“假门逆旅”、“赘婿后父”的惩罚条文。《魏户律》：“二十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壄（野），入人为寡，缴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后，欲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婿某叟之乃（仍）孙”[12]。《魏奔命律》：“二十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叚（假）门逆旅，赘婿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昆族兄弟，令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殽，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13]。从以上两条法律可以看出，魏国旅馆业与秦国一样，同样面临着被打压的困局，其生存环境也是比较恶劣的。与民间旅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官办旅馆。徐畅编著的《古璽印图典》著录有两方晋系官鉨，分别为第4877 号“北陆馆”（图5）和第4878 号“口馆”（图6）[14]。战国时“馆”的官办性质可见同书第2615 号“者（诸）候之旅”（图7）、第2616 号“漢東旅鉨”（图8）两方楚官鉨[15]。这是楚国管理使臣、宾客的职官用鉨。查阅史籍，似乎只有官办的旅馆称为“馆”。馆在商代已经出现。《诗经》中有：“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笃公刘，于幽斯馆”[16]。这里的“馆”就是公刘在京师看到的官办接待宾客的旅馆。在《周礼》中比较明确地记载了馆的官办性质。《周礼》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17]。春秋战国，各诸侯国间交往频繁，馆作为迎宾送客的必备设施得到了长足发展。《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车厩僐修，司空以时平易路，圬人以时塓馆宫室”[18]。从此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官方的馆已经具有了非常完备的设施。春秋战国时期所营建的馆，有些非常著名。如晋国的“箕馆”，鲁国的“重馆”。有些“馆”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孙慰祖先生编著的《两汉官印汇考》中有一方铭“馆陶家丞”（图9）的汉印[19]。检汉史，只有文帝与窦姬的女儿刘嫖被册封为“馆陶长公主”，此印性质明确。刘嫖被封“馆陶长公主”还有个特殊的原因，《汉书·外戚传第六十七上》有详细记载：“孝文窦皇后，景帝母也，吕太后时以良家子选入宫。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家在清河，愿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赵之伍中’。宦者忘之，误置籍代伍中。籍奏，诏可。当行，窦姬涕泣，愿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独幸赵姬，生女嫖。孝惠七年生景帝”[20]。嫖的母亲是赵国人，将其女封邑于赵地的馆陶也算是还母愿。“馆陶”为地名，沿用至今，在今河北邯郸境内。《尔雅》曰：“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位融丘，三成为昆仑丘”[21]。《元和郡县志》载：“馆陶县，本春秋时晋地冠氏邑，陶丘在县西北七里。《尔雅》曰'再成为陶丘’。赵时置馆于其侧，因为县名[22]”。先秦时，邯郸东面有条纵横交贯的要道，名午道，《史记·张仪列传》载：“此午道当在赵之东，齐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郑玄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23]”。赵国在交通要道设置驿馆是合乎逻辑的。“馆”在战汉还有个特殊的用途。一些官僚贵族处于自身的利益，为豢养名仕、食客也营建了很多馆。如战国吕不韦的“招贤馆”，汉相公孙弘的“东阁客馆”等。《淮南子》一书就是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撰写。史书记载，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安置这些人一定会营建一个或若干个馆。《三辅黄图校证》载：“日华宫，河间献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甚薄，不逾宾客。又云，河间有君子馆遗址，始见于《金史·地理志》。《苗夔墓志》亦言，尝得汉君子馆砖于河间城外。《畿辅通志》谓馆在肃宁境，其说不确。盖君子馆为日华宫内二十余馆之一，皆河间献王所筑。'君子’二字，翟云升《隶篇》中，摹有原文。余昔在友人白集武处，见有大兴刘立坦所题君子馆和日华宫两砖拓本，'君子’二字为古隶书，'日华’二字横列，钝为篆书，与开母庙石阙相似[24]”。可见王戚贵胄筑馆舍养门客是存在的。有馆则一定有执掌馆的人，这样的人在战国称为“馆人”。《左传·昭公元年》载：“不然，敝邑，馆人之属也，其敢爱丰氏之祧？”杜预注：馆人，守舍人也[25]。“馆人”在《孟子·尽心下》、《国语·鲁语·臧文仲请赏重馆人》中都有记载。历史上，我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重农轻商现象。史书对旅馆的记载并不多，更谈不上系统。一方小印，引我学习这样一段历史，得到的不仅仅是知识的收获。《七砣平房藏印》的“子夜”系列到此为止。辛丑年我们的团队会更加努力。目前对下一系列的原钤谱已经有了初步设想，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感谢：施谢捷老师、石峰先生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的多方帮助！
注释：
[1] 许雄志：《秦印文字汇编》增订本，河南美术出版社，2021年，第453 页。
[2] 刘钊：《书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231 页。
[3] 方勇译注：《孟子·公孙丑上》，中华书局，2010 年，第46页。
[4] （清）桂馥撰：《说文解字义证》，齐鲁书社，1987 年，第152 页。
[5] （汉）司马迁：《史记·李斯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2553 页。
[6] 同注[5]，第1480 页。
[7] 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说林上》，中华书局，2010 年，第261 页。
[8] 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11 年，第341页。
[9] 同注[7]，第561 页。
[10]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王制》，中华书局，第131 页。
[11]方勇译注：《孟子·公孙丑上》，中华书局，2010 年，第59页。
[1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 年，第292 页。
[13]同注[12]，第294 页。
[14]徐畅编著：《古璽印图典》，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263 页。
[15]同注[14]，第128 页。
[16]王秀梅译注：《诗经·雅颂》，中华书局，2015 年，第648页。
[17]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华书局，2014 年，第287 页。
[18]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华书局，2012 年，第1516 页
[19]孙慰祖编著：《两汉官印汇考》，上海书画出版社/大业公司，1993 年，第13 页。
[2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外戚传第六十七》，中华书局，1962 年，第3942 页。
[21]管锡华译注：《尔雅·释丘第十》，中华书局，2014 年，第436 页。
[22]（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 年，第449 页。
[23]同注[5]，第2296 页。
[24]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81 页。
[25]同注[18]，第1539 页。
刘凯藏印，冯弼元策划，石峰序言、释文，刘垚钤朱，古椿阁装订。收录七砣平房藏秦多字私印67方，为《七砣平房藏印》原钤系列之第三部。制作共24套，以陈继儒独享之乐48字编号，2字一号。销毁质量差者2套，余22套，藏者自留7套，上市销售15套。此书设计制作耗时一年有余，在复古的基础上多所创意，选料极尽考究，其中:
钤盖用纸：2018年汪六吉净皮扎花
封面用纸：蓝灰染色鱼籽洒金纸
签条用纸：手工虎皮宣纸
藏书票用纸：1998仿古皮料纸
内衬用纸：1998仿古皮料纸
印泥：璜池馆特制朱砂印泥
函套：蓝布手制四合套
别签：牛骨别签
书套：绛红麻布加衬书套
开本纵22.1cm，横10.6cm，一函两册，随书赠送藏者订制的精美包装盒，发货时，外套瓦楞纸盒，双层保护。定价6600元，售价6600元(含国内特快专递邮资)。电话 86-573-85219657 18767951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