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之：诗从潜意识来

鹰之

中国现当代诗人跟古人和西方诗人相比，基本可用“短命诗人”来形容，既不能跟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而弥坚相提并论，更不能跟米沃什“年届九十，方见迟至的醇熟”一较短长，大部分在经历青春期昙花一现的风光之后便销声匿迹，少数坚持下来的也与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品判若两人。究其原因，还是不能把诗歌创作纳入其相伴一生的自然分泌活动中，导致“诗之道”和诗人的修行之道相背离，令诗歌创作失去了不断深入的能量供给，沦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那么如何才能把诗歌创作纳入一种“自然分泌”活动？当然首先要找到那个“分泌”的源头，或者说先弄明白，诗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本质是什么，方可让诗歌创作成为我们生命体验的生死伴侣。

诗从潜意识来

诗从哪里来？众所周知，我们的意识活动大致分为有意识、无意识和潜意识三种状态，那么，诗歌既然来源于我们的意识活动，亦必然在这三种意识活动统驭之下，或者说世界上所有种类的诗歌都将是这三种状态下的产物，而所有的流派之争最终都转化为这三种“意识”在一首诗中所占的比重，因为任何一首诗歌的呈现本体都不可能在绝对单一的一种意识状态下展开。比如浪漫主义、深度意象、玄思类等流派诗歌文本中潜意识占得比例可能更重，而现实主义作品可能“有意识”成分占得比重更大一些，至于后现代的零度写作、感觉、直觉体等可能更强调“无意识”。但单从它们的诞生过程来看，无论哪种意识状态下产生的诗歌，凡是优秀作品其构成主体基本都是由潜意识来“加工”完成的，因为在离开格和律的限制之后，现代人想像古人那样“在心为志，发言成诗”一蹴而就是办不到的。约定俗成的格和律如同古人“瞬间成诗”的一道桥梁，只要兴之所至，只需依据眼前景物便可出口成篇。而白话新诗在失去这道现成的桥梁纽带之后，便不再是一个能速成的东西了，它必须从一个“加工厂”里出来才算“成品”，仅仅靠行吟中临屏不可能写出古人那种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个“加工厂”便是“潜意识”，比如当前在“言志”的口语诗、段子诗等速成体遍地都是，尽管不排除有极少数佳作存在，但大部分都粗陋不堪不忍卒读，跟对仗工整旋律优美的古诗词相比只能说是毛毛糙糙的“半成品”。

所谓潜意识，就是在人的正常情感活动暗暗约束下产生的我们觉察不到的意识活动，有人说“潜意识”是弗洛伊德发现的，其实不然，在几千年以前道家的闭关、佛家的坐禅都是一种对潜意识的修炼活动，很简单呀，他们不饮不食不言不语一段时间之后，精神修为便再上一个台阶，试问，一个“假死”状态的人存在有意识的精神活动吗？既然不存在，为什么闭关期满便获得精神升华呢？当然是潜意识在替他们暗暗工作。潜意识如同人的影子一样亦步亦趋地伴随我们一生，因为它包含着我们所有认知的总和（所有有意识、无意识活动都将自动转化成下一阶段的潜意识），因此我们的诗歌创作一旦与之合拍，便能真实再现另一个“全部的我”——诗中之我。但如果我们不信赖它，通过人为方式的横加干涉，我们便从此失掉了诗歌产业链这一天人合一的“根”，由此产生短命诗人、虎头蛇尾诗人便不奇怪了。

把诗歌的产生划归潜意识有着最直观的逻辑支撑，因为凡是写过诗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在随时随地就能写出自己满意的诗，在没有灵感的前提下，不用说写一首诗，恐怕写出一个自己满意的句子都难，因此好诗不是有意写就能写出来的。但当我们把一首诗刚写出一半便“江郎才尽”时，只需美美睡一觉，第二天便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句子从笔下涌出，很明显虽然我们在睡觉，潜意识却一直在替我们“工作”。但若把此说成无意识的是神授也说不通，比如屈原、李白的诗中怎么从未出现过转基因、原子弹、三聚氰胺？再比如，很多朋友年过中年甚至老年（比如九十岁写诗的那位美国老奶奶）才开始写诗，难道他们活了几十年，就不能无意识地写出几首好诗吗？只能说，他们的潜意识之前并未接受到要写诗的指令，未真正开始从事诗歌活动罢了。

三种意识状态的辩证关系

尽管潜意识是一首好诗形成过程的主体，但不可否认另外两种意识状态的并存，因为世界上绝对的纯诗是不存在的，比如有时因为创作技巧的需要，可能要故意强调作者的在场以做到身临其境虚实相映，有时因为更深入击打社会现实的需要，也要有意性地植入时代性的情节，而有时添加一点无意识、下意识，则如同一盘好菜的“味精”。那么如何理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呢？首先，我们要充分信赖潜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并把一首诗的思想主体、“身体”构成主体交给它完成，因为潜意识的工作实质是在依据我们的生命体验在做法，尽管它们的成果暂时令我们陌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参悟之后，我们都会惊讶地发现，它们塑造的那个“神秘物”原来就是自己。其次，潜意识也需要我们有意识的矫正，使之能达到艺术领域和精神向度的双重合拍，适时处在世界文学史的统驭之下，这也是我们作为社会人的一种责任。比如一个诗人在经历一段不平等的人间遭遇之后，潜意识肯定会制造一首“怨气诗”出来，我们有责任“有意识”地祛除其中的阴暗，把最美好的东西展示给世人。至于那些无意识的乖戾感觉、错觉，我们能充分消化的就入诗，消化不了的就暂时弃之，不要把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东西强加给读者。总之，诗人在创作过程中需本着让一首诗语出自然浑然天成的原则来处理三者的关系，任何过分刻意人为化地过分强调某一种意识状态，都可能适得其反。

过分强调“有意识”，必将违背“诗法自然”

所谓“有意识写作”，用句大白话说就是“故意写作”，大多时候是由某种原因导致的作者不由自主的“为写而写”行为。当前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过分强调内容上的有意识，这比较类似一种观念先行的命题式写作，虽然不排除这其中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精品所在，但总体跟古人所言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相比自是云泥之别的两种境界。另一种是过分强调形式上的“有意识”，比较类似于学院派的过分炫技，之乎者也修辞半天，读者也不知所以然。还有一种类似“互联网病毒”，因为要不断追赶或超越读者的期待，造成作者不得不像赶火车似地粗制滥造个不停。

1.过分强调内容上的有意识，必然陷入大众文化层面的命题作文

从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史来看，除了起步阶段极少一部分青春期的“本能写作”作品外，一直延续到网络出现前基本都是实用主义的大众文化编年史，这其中诞生的名家名作基本都是以政治抒情诗为主打，即便朦胧诗也是一种另类的“政治抒情诗”，那么他们的写作最终无以为继昙花一现便再正常不过了。因为离开了创作个体生命体验的依托，人为化剥夺或缩短了诗人潜意识的自然工作进程，而由此导致的“恶性循环系统”更可怕，某个诗人在某个时期踩对了“点”，便从此春风得意青云直上，担任xx部门、xx协会的领导者，直接掌握中国诗歌的命运，那么在其掌控下的诗坛局面可想而知。

在“歌德体”、讽刺诗、乡土派等逐渐退出江湖之后，官刊目前倡导的又是清一色婆婆妈妈的生活化写作，再加上各个地区的产品文化、名人文化、景观文化等领域的商业诗歌大赛，可以说整个的话语权机构所引领的诗歌生态都偏离了诗歌艺术的轨道，都把诗歌创作的大方向控制在“有意识写作”的大众、泛大众文化领域内。

不可否认，有意识写作也能偶然出现名篇，比如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但更不可否认曹植之前的潜意识里已经对“相煎何太急”思考很久了，“煮豆”只不过是个触媒罢了，但即便如此，曹植也不能因此成为“临屏专业户”。再从对人性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靠有意识写作也能出现一部分佳作，比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李绅的“锄禾日当午”等等，但一来这些诗作并非古代诗人创作的全部，除却此类诗篇之外都另有名篇，其次，在格律的约束下，这些诗至少都具有一定诗性，但转化成白话文基本都是零诗性了，因此，此类题材的现代白话诗基本都不会给历史留下痕迹。对政治“有用”的佳作也不是没有，比如近代臧克家的“有的人”，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北岛的“回答”等等，但他们除此之外的大部分作品都乏善可陈继而后继乏力也是不争的事实。

2，过分强调形式上的“有意识”，将造成“诗歌有机体”的破碎。

“诗歌有机体”的有机性靠什么来实现？当然是“物像关系”！这和大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原理是统一的，那么想让世间万物走进一首诗中达到“风云聚会”“水乳交融”的效果，离不开潜意识点点滴滴的消化过程，这从屈原、李白、苏东坡等前人的诗词和西方诗坛大家的作品中都可看出。但以官方教授、专家、学者为主导的学院派诗人们则人为改变了这一惯例，把类似“虚无者”、“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盘子”、“折中主义的苹果”等等其他学科的抽象词语强制嫁接到诗中，用不伦不类的“疑似意象“取代了原生态意象，究其原因还是情商不足只好用知识概念装点门面。但这种有意识的“体内不足体外补”，除了显示作者有学问、懂知识外，与诗歌的诗性并未有什么关联，至于那些靠奇奇怪怪的特殊形式来取悦读者的更为极端化文本实验反倒不值一论了。

3，为“粉丝”写作，也是“有意识写作”的一种

而今，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可以说诗人们的写作环境相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都宽松多了，但虽然被动的政治抒情诗、陈词滥调的乡土诗不用被强制写了，为发表、获奖写作、为“粉丝”写作正在转化为一种新的“有意识写作”。如随着博客、微薄的出现，每一个作者周围都会聚集一个同气相求的粉丝群体，为了不断满足这个群体的需要，很多作者一天一首甚至数首更新个不停，这便打乱了潜意识的生产周期，用句白话说，类似孩子还没足月就被强制引产了，久而久之只能令此类作者沦为“垃圾批发商”。

过分强调“无意识”写作，必将沦为“精神病呓语”。

我一直主张把这种不受情感和生理控制下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感觉排除在人脑机能之外，众所周知，人脑比较类似于人体司令部，假如把那些受情感、生理或潜意识控制下的感觉比喻成是大脑对人体其他器官传递的正确信息做出的正确回馈，那么，那些无意识、下意识感觉则类似其他器官传递的无效信息，在作者不能对其充分“消化”前提下，不应该直接呈献给读者。比如，既然人脑是司令部，那其他器官必须是地方部队才对，否则大脑和其他器官的“传令兵”用什么“言语”沟通？那么，其他器官的失误造成大脑接收到无效信息也是正常的，你的大脑都不能识别如何让读者的大脑识别呢？在医学上曾有过这样的例子，某些肝肾移植患者在移植完器官之后，莫名其妙知道了器官捐献者很多秘密，由此可见，这种“器官误语”对诗歌而言是靠不住的。

后现代无意识写作的兴起，主要源自对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的误读，其实罗兰巴特的初衷是让诗歌有机体自身的呈现节奏保持客观独立运行，排除情绪失控或过热造成的干扰，但被后现代主义者理解成无情感、无思想、无中心、无理性地机械式写作，最终沦为虚无化的语言游戏将是必然。这等于把潜意识和无意识混为了一谈，二者究竟有何分野？很简单，凡是潜意识的都是在诗人的情感活动暗暗约束下的，而无意识的则是非情感非理性的，那么由此建构的所谓意义充其量也只是意义的碎片。

绝对的“无意识写作”是不存在的，除非作者是彻头彻尾的精神病患者，但在后现代写作中部分无意识却是常见，比如在中国80年代诞生的非非派以及之后真正的实践人物余怒等人的诗中常见，即便泛大众青春期写作诗人海子诗中也常见到，如他的代表作《亚洲铜》：

《亚洲铜》

亚洲铜 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 亚洲铜

爱怀疑和飞翔的是鸟 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  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

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亚洲铜 亚洲铜

看见了吗？ 那两只白鸽子 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

鞋子

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 穿上它吧

亚洲铜 亚洲铜

击鼓之后 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这首诗中的主题“亚洲铜”便是个无意识的不明物种，用诗人于坚的话说就是“没来由的A是B”，除了能吸引眼球外，从头至尾这个“铜”字不起任何作用，也不具有任何意义，很显然便是作者神经元异常反射偶然蹦出的词。有评论家说这个“铜”不是紫铜和青铜，而是专指那种和黄土地接近的黄铜，照此解释亚洲杏、亚洲桃也解释得通，因为除了青杏、红杏、白桃、红桃外，也有黄杏、黄桃，那照此下去，诗人就真成了皇帝，读者就真成了奴隶或太监了，诗人说公鸡能下蛋，就会有评论家站出来说“亲眼见”。

前文已经说过，“无意识”不是不可入诗，必须在创作主体充分完成消化之后方才有权呈现给读者，古人在这方面做得比现代人严谨得多，比如宋代诗人潘大临就曾留下一首“孤句诗”——“满城风雨近重阳”。据说重阳节前夕的一个傍晚，潘大临听到窗外秋风飒讽，秋雨潇潇，不禁诗兴大发随手写下这句，谁知索讨房租的房东突然到来败了诗兴，再也续不上了。很显然这句系潘大林无意识所得，凭他当时的写作功力根本无法理解它，更谈不上消化它，勉强为之便如同狗尾续貂，只好当作“孤句诗”处置，没想竟流传至今。现在看这句诗想续完的确难度太大，即便当今著名诗人不经过长时间潜意识的酝酿，也达不到令其呼之欲出的境界，这和那些无缘无故感到“路灯是他表叔”，“一个人住在自己腰上”之类，将形成多么大的反差。

单纯地依赖潜意识，也是守株待兔式写作

我们虽然体察不到潜意识的运行，但它却一直在我们的指令下工作，这如同元帅们可以体察不到士兵们微观的具体行动，但士兵却一直在按元帅的宏观指令行动一样。笔者也曾一度中断十多年的诗歌创作，在决定搁笔之后，诗歌的灵感便从此不来了，十多年的时间几乎一首未写（准确说写过一首），但在决定再次拾笔之后，灵感便又源源不断地出现了。这说明潜意识是需要我们引导的，这类似元帅要定期给士兵定期分配任务，他们才能知道做什么，因此，我们在充分认识到潜意识对诗歌重要性的基础上，还有学会适时引领我们的潜意识，为它们的“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才谈得上潜意识与我们生命体验的同步性：

诗言志，无志则气弱

即便是我们的潜意识在替我们写作，但最终也不能完全脱离创作主体精气神的依托，再白点说，一个胸无大志的诗人不可能写出志向远大的诗篇（这也是我所言中国诗人死于中年无志的着力点所在。），因此，从功夫在诗外的角度，一个诗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诗歌理想，即便观众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也要相信上帝就在旁观看。

近20年来，诗歌逐渐走向婆婆妈妈的生活化，还美其名曰进一步触及了情感的真实性，客观说虽然诗歌有机体的质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精气神萎靡却是不争的事实，诗歌的情感真实固然重要，但与之相比诗歌能给人以向上的激励更为重要，否则一个诗人感觉活着没意思就直接写活着没意思，一个诗人发生了婚外恋就直接讴歌婚外恋，一个诗人穷困潦倒就直接哭穷诉苦，那读者还需要诗歌干什么？

诗言爱，需要大的情怀

大诗人都须有观照万物的大情怀，方可被不同时空不同民族的读者所接受，但遗憾的是，世人虽然都明此理，但写出的东西却都是圈子化的小家碧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明白，诗歌给人的感染力就是“诗力场”中展现的万象峥嵘给人的感染力，而非那些假大空的词语。我曾说过，虽然通过“以小见大”的技巧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呈现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呈现本体上，地球上百分之九十八的好诗都是通过“以大见大”来实现的，比如李太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你想彰显大的情怀，就必须胸怀万物爱上大自然，让你的魂灵随时随地附之其上成为意象，仅靠眼前有限的几棵小花小草，几种生僻化的后工业产品，即便你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无法得到展现，因为潜意识无法把你没见过的事物凭空拟造出来，更谈不上它们之间异彩纷呈的神秘联系。

诗言真理，欲作诗先做人。

海德格尔曾说过，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暗中对终极价值追问的诗人，都称不上是这个贫困时代的真正诗人，即便是潜意识在写诗，也并非就是超然物外的“出世诗”，因为意识是社会的产物，没有社会担当的所谓“纯诗”，充其量只是些供人把玩的鸡零狗碎罢了。一个诗人如果不能率先在生活中成为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社会人，仅靠时事到来临时抱佛脚，充其量只是个玩词语的投机分子，因为他借助不到潜意识潜移默化的助推之力，艺术性自然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除了日常多读些影响世界的名诗外，对哲学、玄学类学科的涉猎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们都是潜意识工作的原材料或“工作守则”。

结语

总体而言，一个真诗人的一生，就是靠潜意识写作的一生，潜意识的工作节奏就是我们思考的节奏，生命体验的节奏，因为潜意识中即有我们自身的能量也有大自然赋予的能量，也只有这种“天人合一”的力量才能真正塑造出好诗、真诗的精气神。而潜意识所带给我们的源源不断得意外惊喜，全身细胞的雀跃，就是对我们的最大奖励，也是我们的写作能持续进行下去的真正动力。在明白这一点之前，不管你是否获了多少诗歌大奖，发表了多少作品，都是暂时的，都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人。至于任何话语权机构的引导、规约，都只能培养出大众文化领域的泛诗人，用句再直白一点的话，跟真正的诗人相比，他们都是些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