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六朝佛教美术中心，引领了中国早期佛教美术的发展演变，影响并且指引南朝、北朝、河西走廊、敦煌、甚至朝鲜、日本。成为中国佛教美术的信息源。
中国现存佛像，不论大（石窟造像）小（金铜小佛像），（包括菩萨像），最早的都是十六国时期（304---439年，四五世纪，与东晋同时）的，大多是五世纪的，极少数是四世纪的。这是因为佛像东汉传入，西晋（265---316年，50年左右）时间短，并且动荡不安，东晋（317---430年）时才安定下来，文化建设（包括佛教美术建设）才开始起步，东晋文化影响到北方已是十六国后期（5世纪）了。十六国石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批石窟，诸如敦煌、麦积山、炳灵寺等石窟，这三个石窟都在甘肃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上，这是因为中国内陆，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因为战乱频繁，再加上多次灭法（佛），所以早期的佛教美术毁坏殆尽，而甘肃石窟孤悬西北，远离中原，交通不便，战乱较少，破坏也少，反而保存了下来。
麦积山雕塑:62窟--佛与菩萨(北周)
河西走廊与内陆互相影响，同步发展，当然主要是中央影响地方，内陆影响河西。但在内陆佛教美术大多被破坏的情况下，“礼失求之于野”，我们今天只能到边远地区去寻找当时首都和内陆被毁灭殆尽的文化艺术之遗风。当然边远地区的文化要远远落后于首都、内陆文化，并且还有所变异。河西走廊东接内陆，西接新疆（新疆主要受中亚后犍陀罗艺术（4---7世纪）影响），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河西走廊最早从新疆接受西域佛教美术，东晋十六国（4、5世纪）时，因南方东晋佛教美术大发展，河西开始转向内陆，积极学习内陆汉族佛教美术。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后，进一步控制河西，河西就已与内陆完全无异了，与内陆中央（首都）保持一致，同步发展。敦煌艺术是中国艺术的骄傲，是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是世界上最大的壁画博物馆。敦煌艺术也是东受内陆汉族文化影响，西受邻近的西域（新疆）文化影响。敦煌莫高窟，据文献记载，十六国前秦沙门乐僔在建元二年（366年，四世纪中叶）开始开窟造像，是敦煌石窟创始人。紧随其后，第二个开窟造像的是法良，也是十六国时的禅僧，他二人西行求法，路过敦煌，都是自东向西，带来内陆佛像样本。可惜他二人的作品现已不存。现存敦煌唐以前艺术主要分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和隋五个时期。莫高窟现存最早的石窟是十六国晚期北凉（401---439年，五世纪前期）时的，主要有268、272、275等窟。壁画主要有尊像（佛、菩萨）、故事画（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供养人像（汉人、胡人，很小）等。北凉佛（包括菩萨）像圆脸，大眼，薄唇，身材魁梧，上裸下裙，衣薄透体，衣纹有韵律感，渲染明暗，有立体感（凹凸画法）。这些都是中亚后犍陀罗（尤其是龟兹克孜尔石窟）影响。
但是整个看上去，又与龟兹绘画不同，表现出中国艺术简洁洗练，端庄典雅的风格，说明也受内陆汉族佛教美术影响，可见东晋南京顾恺之的画风，表现出正在中国化、文人化的改造过程中。也就是说南京影响北方中原，北方中原又影响西北敦煌。如果将东、西两个方向的影响比较一下的话，北凉壁画受邻近的新疆（龟兹）影响要大一些。这是因为南京离敦煌远，东晋影响要经北方中原中转，才能慢慢地传到西北河西走廊，信息来得较晚，影响较弱。但北魏统一北方（5世纪后半）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就主要受内陆汉文化影响了，并从此以后一直受内陆首都影响，与内陆文化同步发展。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卷》是横卷分段多幅连环画式构图，一改汉画故事单幅画构图，是中国插图史上的一大飞跃，广泛影响到十六国后期、南北朝壁画（参见拙作《中国插图艺术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自然也影响到敦煌北凉壁画。
例如第275窟本生和佛传壁画，本生壁画描绘尸毗王本生故事，就画了割肉和贸鸽两个情节。佛传壁画描绘佛传故事，就画了太子出游四门四个情节（因后世修建，破坏了一部分情节，现仅存出西门见老人）。整个看上去，平面布局，富于装饰性，人物故事简洁明确，一目了然，可见顾恺之插图艺术对敦煌壁画的影响。
第275窟北壁中层 尸毗王割肉贸鸽
为了说明顾恺之影响敦煌北凉壁画，我再举个旁证材料，是离敦煌不远的酒泉丁家闸墓室壁画，也是北凉时的，可谓与上述敦煌北凉壁画同时同地，画上人物，尤其是仕女，服饰容貌，文静娴雅，以线造型，顿挫有致，与顾恺之的画风相近，可见顾恺之文静传神、轻松成熟风格的影响。敦煌画、塑一致，彩塑、壁画互相影响，互相移植，同步发展，风格一样，只是一平面，一立体而已。北凉彩塑仍以第275窟为例，其中几尊交脚弥勒像，都是单身坐像，也是身体健壮，圆脸，大眼，薄唇，上身裸体，下穿长裙，衣薄透体，如同出水，衣纹富有韵律感，这是中亚后犍陀罗佛像影响（而这时（5世纪）后犍陀罗又受印度后马图拉（笈多）佛像的影响）。而面相慈悲，神秘微笑，玄想悠远，文雅幽静，又可看到东晋顾恺之文人化、精致化的风格。以上是敦煌北凉艺术。敦煌莫高窟北魏佛像、壁画很多，北魏（445---534年，五六世纪）以孝文帝汉化改革（471---499年，五世纪后期）为界，以前是北魏前期（五世纪），以后是北魏后期（六世纪）。敦煌北魏前期（五世纪），基本上沿袭北凉艺术，仍然受顾恺之影响。北魏前期佛像，主要有第254、257、259等窟的彩塑。基本上沿袭十六国北凉遗风，依然是体格健壮，衣薄透体，沉静安详，既有后犍陀罗影响（后犍陀罗又受马图拉影响），又有东晋顾恺之的中国化、文人化改造。例如259窟洞窟形制正从印度式中心柱窟向中国式殿堂窟转变，是过渡形式。彩塑上层是菩萨像，下层是佛像，菩萨像与上述北凉菩萨相似，也是多为交脚，只是更加精致文雅，更加中国化了。
北魏-第259窟
佛像慈悲微笑，沉静典雅，更加幽玄，更接近顾恺之文雅风格。顾恺之的横卷分段多幅连环画式构图也影响到北魏壁画，例如257窟壁画中的本生故事画，有《小沙弥》、《须摩提女》、《九色鹿》3幅，都是连环画长卷，构图如同顾恺之插图《洛神赋图卷》，都是按照故事情节发展顺序安排多幅连环画，中间用山石、建筑来分割，同时也起联系作用。
北魏-257窟主室西壁-九色鹿-局部
为了说明北魏前期仍受顾恺之影响，我再举个例子，山西大同（北魏前期首都）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残片），上画孝子、列女故事，其中列女部分与顾恺之画风相近，可能就是以顾恺之的画为底本（样本)制作的（参见拙作《中国工艺美术史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出版）。可见顾恺之画风不仅影响到佛教美术，还影响到世俗美术、工艺美术。
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
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局部
北凉与北魏前期比较，北凉新疆影响强一些，而北魏前期更多的是内陆汉文化影响，说明北魏统一北方（439年）后，与敦煌的联系加强了，控制加强了。当然北魏又受南朝南京影响。总之顾恺之画风风行东晋、刘宋，影响北方，而且还远及河西敦煌，不愧为中国画史上第一位影响深远的艺术大师。五世纪后半期随着刘宋陆探微的出现，顾恺之的时代就结束了。说完顾恺之，再说陆探微。南北朝（386---589年，4---6世纪），南朝与北朝对峙并存。南朝经历了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四朝。北朝北魏386年建立，439年统一北方，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577年北周灭北齐，581年隋灭北周，北朝结束，589年隋灭陈，南北朝结束。南朝宋、齐、梁、陈，首都都建在南京，南朝佛教与佛教美术发展到顶峰，南京寺庙林立，成百上千，到唐人杜牧时，还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如此大规模地寺庙建设，可见当时南京佛教美术之盛，艺术家之多，是南北朝佛教艺术中心，自然而然是北朝佛教美术的样板，何况南朝汉人政权一直被北朝胡人政权奉为正统文化。北朝统治者都是鲜卑人，积极吸收汉族文化，进行汉化改革，由原来的狩猎、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北魏前期就已启用汉人，仿汉改革，439年统一北方，493年北魏孝文帝进一步汉化改革，迁都洛阳，疆域广拓，威播西域，达到鼎盛，孝文帝派蒋少游去南齐首都南京考察，学习城市规划、宫殿建筑，回来后主持新都洛阳建设，这是北朝学南朝，洛阳学南京的最有力的证据。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西魏二十几年基本上沿袭北魏后期。后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北齐学南朝，北周学北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北周改革变强，兼并北齐，再度统一北方，最后581年为隋所灭。北朝石窟艺术发达，主要是向南朝学习，现存主要有敦煌、麦积山、炳灵寺、云冈、龙门、天龙山、山东、河北等石窟。
西魏-249窟西壁龛-佛陀
南朝最伟大的画家是陆探微和张僧繇，他俩与上述东吴曹不兴、东晋顾恺之合称“六朝四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有深远影响。陆探微（？---约485年，五世纪中期），南朝宋、齐时苏州人，活跃于南京宫廷，擅画佛像、肖像、插图。学于顾恺之，与顾恺之并称“顾、陆”，都画“密体”，“笔迹周密，劲利像锥刀”，直线造型，方正有力。其画被称为“一笔画”，笔势连绵不断，非常严谨，这些都与顾恺之“高古游丝描”迥然异趣。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印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
陆探微画人物“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生动传神，温文尔雅。谢赫评为上品。南京、丹阳五处南朝陵墓中，都出土有砖印壁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可能是根据陆探微的作品绘制的（参见拙作《中国壁画史纲》，文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其子也擅画佛像，已经中国化、精致化、文人化了。父子俩的画都没有流传下来。陆探微“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的中国佛像，直接影响了南朝齐梁造像，当时南京上千佛寺都风行陆探微式的中国佛像，并作为中央首都范式，影响到南朝佛像（包括石窟造像和供家中礼拜的小佛像（金铜、石雕等），并以华夏正统样板影响到北方北朝佛像，影响之大，实为罕见。非常遗憾的是南朝佛像毁灭殆尽，石窟造像，例如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浙江新昌石窟，是南朝仅存的两个石窟，都是齐梁高僧僧佑（445---518年，五六世纪）完成，应是当时风行的陆氏“秀骨清像”风格。但十分遗憾的是，因后世重修，面目全非。（目前这种自以为是的重修对文物古迹破坏最大。）真正的南朝佛像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供家中礼拜的小佛像，而且现存极少，凤毛麟角。“礼失求之于野”，中心（首都）文化失传了，就得到外围、边远地区去寻找，南朝南京佛像失传，就得到四川、北方去寻找。四川成都万佛寺佛像，就能说明这个问题，是极为罕见的南朝佛像的典型代表。万佛寺佛像始于刘宋，盛于齐梁，例如梁普通四年（523年）康胜造像碑，佛为立像，有6头身长，修长优雅，飘逸潇洒，“秀骨清像，褒衣博带”，表现出陆探微风格。此佛像9人组合，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万佛寺还有类似组合佛像，有的多达10几人，这在当时北方十分罕见，（北方后来才有），说明南朝开风气之先，引领北朝，此佛像现藏四川博物馆。
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南朝萧梁时期造像龛，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再如成都北面茂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年）造的佛坐像，“秀骨清像，褒衣博带”，慈眉善目，含笑幽玄（神秘微笑），如同名士，佛座垂裳，也呈现出陆氏风格（样式），而此时陆探微还活着，影响之快，令人惊讶。此佛像也藏于四川博物馆。四川这两件南朝齐梁佛像极为珍贵，都是陆探微样式，可作为南朝佛像标本，与同时的北朝佛像相比，要成熟的多，北朝佛像就显得很幼稚了，落后就得学习，原创是主动的，自然，成熟，而模仿是被动的，就显得有些笨拙幼稚了，北朝学习南朝肯定要晚，要落后几十年。
茂县出土南齐永明元年造像碑现存一组四石
陆探微佛像样式作为南朝南京正统风范，广泛影响到北方北魏后期、东魏、西魏佛像，甚至远及朝鲜、日本，可谓影响深远。当然也影响到敦煌。如前所述，敦煌北魏前期（5世纪）受到顾恺之风格影响。敦煌北魏后期（6世纪）主要有第248窟、437等窟，这时进一步汉化改革，加强学习南朝，南朝刘宋陆探微样式才慢慢传到敦煌，这主要表现在北魏后期和西魏佛像上，变得修长优雅，文质彬彬，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文人化了，呈现出陆探微风范。例如第248窟出现一佛二菩萨格局，（以前多为单身塑像），皆高瘦修长（头小，佛坐4头高，菩萨站立6头高），悲悯下视，沉静典雅，菩萨甚至还有些羞涩。整个看上去，沉静内敛，更加注重精神刻划，表现出南京陆探微陆家样“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影响。
敦煌-北魏-248窟
敦煌-北魏-248窟
敦煌北魏后期壁画情况也是如此，尤其是菩萨造型，诸如第263、431、435等窟，修长优雅，婀娜多姿，亭亭玉立，如同妙龄女郎，优美极了，也是陆家样秀骨清像。总之敦煌北魏艺术，前期（5世纪）受到顾恺之风格影响，后期（6世纪）受到陆探微样式影响。敦煌西魏时期（535---556年，6世纪中期），主要有285、288、432等窟，继承北魏，学习东魏，这时东阳王元荣父子统治敦煌，他们从西魏首都长安（西安）带来中原新样式，也就是上述南京陆探微样式。其实陆家样早在北魏后期就已传到敦煌了，西魏时更加流行。这时彩塑一佛二菩萨组合成三尊像，脸瘦，身长（7头长），宽袍大袖，正是“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陆家样，可见西魏依然是“秀骨清像，褒衣博带”，依然是陆探微样式，只是更加精美，更加成熟了。
敦煌-第432窟中心柱东向龛，彩塑一铺，西魏
西魏、东魏、南梁差不多同时，都在六世纪前半，如前所述，南梁四川成都万佛寺已出现9人组合佛像，中原东魏也出现7人组合佛像，而敦煌西魏还是3人组合佛像，可见西北敦煌比南方、北方都要落后。西魏壁画情况也是如此，例如第285窟中的菩萨，更像妙龄女郎，上身短下身长，苗条柔美，也是亭亭玉立，婀娜多姿，也属陆家样。综上所述，南京顾恺之影响了敦煌北凉和北魏前期（5世纪），陆探微影响了敦煌北魏后期和西魏（6世纪）。河西走廊距离南朝首都南京较远，南京信息传来较慢，中间还要经过北魏首都洛阳中转，再从洛阳传到西安（长安），西安传到武威（凉州），武威传到张掖（甘州），张掖传到酒泉（肃州），酒泉才传到敦煌（沙洲）、安西（瓜州），清晰可见一条南京——洛阳、长安——敦煌的传播路线，显示出一条从南到北，从东向西的佛像传播路线，并非像人们常说的是自西向东传播。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美术向西传播的最后一站，再向西就“西出阳关无故人”了。直到大唐帝国统治新疆，新疆艺术才开始唐化，那是后话。总之陆探微是位有重大国际影响的艺术大师，他开创的陆家样，影响深远。可是中国古代佛像四大样（曹不兴、张僧繇、吴道子、周昉）中，却没有陆家样，看来应该加上陆家样，合称“五大样”。六世纪中期随着南梁张僧繇的出现，陆探微的时代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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