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陈独秀：一生为国家兴亡而奋斗，当今盛世如先驱所愿

1942年的5月27日，四川江津（今为重庆江津）的一个小村庄中，一个老人在贫病交加之中停止了呼吸。这个老人，叫陈独秀，那个在后世毁誉参半，留下无数传奇的陈独秀。

陈独秀“独秀”这个名字，是他为自己所起的笔名。陈独秀家乡有座独秀山，在众山之中独具一格，他希望自己如独秀山一样，在“众山”之中脱颖而出，故以“独秀”为自己命名，“独秀”之名，实则包含他自己的志向。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彼时的中国，正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国家的动荡，在陈独秀心中埋下了救国的种子。

1987年7月，陈独秀离开家乡，在乡试落第后，进入了杭州的中西求是书院之中学习，并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的作品《扬子江形势论略》，该书是一部军事著作，陈独秀在书中概论了长江流域的军事设防状况，并阐述了自己的撰述目的为救国图强。

彼时的陈独秀，同很多人一样，对清政府尚存幻想，但很快，1898年维新变法的失败让陈独秀对清政府彻底失望，同众多青年一样，陈独秀投身到了反清斗争之中，1899年，因为发表反清言论，陈独秀被逐出了中西求是书院。

彼时的陈独秀刚满20岁，自此，陈独秀便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爱国主义事业，开启了另一段人生。

被逐出书院之后的陈独秀，继续进行着反清斗争，很快，因为长期从事反清宣传，陈独秀遭到了清政府通缉。

1901年，为了避祸，同时也为了探索救国之路，陈独秀来到了日本学习，在此之后的四年时间，陈独秀学习并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并将自己的革命事业进行了升华。

这段时期，他成立了爱国组织东京青年会，多次发表爱国演说，宣传反抗清政府；24岁时在安庆筹建安徽爱国会，在被清廷发现之后，转而在上海协助好友章士钊编写《中国国民日报》；

25岁，陈独秀再次回到安徽，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份报纸使用白话文进行通俗宣传，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开了先河，这也可以看出，陈独秀推行白话文的思想，在很早就萌芽了；

到了26岁，他开始转向武装斗争的革命路线，成立了军事革命组织——岳王会。

短短四年时间，陈独秀经过了从宣传到宣传加组织，再到武装斗争的转变。这一方面表现出了陈独秀“将反清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态度，另一方面则展现出了陈独秀革命理念的不断成熟。

期间，陈独秀多次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身处清政府的通缉之中，他不可能不明白，自己的行为面临着何等巨大的风险，但他心怀救国热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从他前二十多年的行为也可以看出，陈独秀是一个具有强烈叛逆思想而又刚烈的人，这样的性格，为他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辛亥革命结束之后，陈独秀返回中国，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袁世凯代表的北洋势力与共和派矛盾激化，宋教仁案后，孙中山联络南方军阀北上讨袁，二次革命爆发。陈独秀也投身到了革命之中。

然而，由于多方原因，二次革命很快失败，陈独秀旋也被捕入狱。出狱后的陈独秀，再次来到日本。

在与章士钊共同编写的《甲寅》之中，他发表了著名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1915年，陈独秀再一次回到中国。

此时，他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启迪民众思想之上。在上海，他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日后改变中国历史的《新青年》，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敬告青年》，第一次提出了“科学”与“人权”的概念，日后的“德先生赛先生”便脱胎于此。

《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开始，人们的思想也就此开始得到解放。杂志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轰动。

与此同时，刚从欧洲游学归来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急需富有革新观念的人才来协助他整备校风。

作为蔡元培旧识，又因创办《新青年》而名噪一时的社会新锐陈独秀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蔡元培的视线。

在蔡元培的多次拜访之下，1917年1月，陈独秀北上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转移到了北京。

在北京，陈独秀与胡适、李大钊等人一起，以北京大学和陈独秀寓所为阵地，将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扬光大。

历史的机遇往往来得突然。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类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远在中国的陈独秀等人在听闻消息后欣喜若狂，他们看到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希望。陈独秀在以较大的热情和大量的篇幅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群体之间的传播。

在宣传的同时，陈独秀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不断深化。1918年三月，陈独秀便提出：“俄国革命，在对人类的意义上更甚于法国革命。”

1919年4月四月，在他的《二十世纪的俄罗斯革命》一文中，更是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并称为“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社会各界走上街头，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五四运动自此爆发。

为支援运动的开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之中连续出版三期就青岛主权问题出版特号，系统地介绍了青岛问题的由来，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有力的支援了五四运动。

到了6月11日，他更是直接行动起来，向群众宣传他的《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给予市民集会等五条基本要求，否则，社会各团体，只能“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在当局看来，无疑是“造反”，很快，陈独秀遭到当局逮捕，但在社会各界的抗议之下，9月16日，获释出狱。

陈独秀的出狱，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件事表明，公理将战胜强权。因此，李大钊称这是“自由”和“光明”的复启。

五四运动的展开，让工人阶级在历史的舞台上崭露头角。经过这次活动的洗礼，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工人的力量，从而集结在了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陈独秀意识到，创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条件已趋于成熟。

1920年2月，由于反动派日益猖獗，同时为了联络全国先进分子，陈独秀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在护送陈离开的途中，李大钊与他商议了建立党组织的事宜，两人商定，双方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共同从事建党之伟业。

由此，也成就了历史上史上“南陈北李”这样的佳话。1920年5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别在北京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研究学会。

一起遥相呼应，向全国辐射，与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建立了广泛联系。同年六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党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早期组织，起名为“中国共产党”，小组选举陈独秀作为领导。

同年11月，他与组织成员一起撰写了《共产党宣言》，明确了建立党的目的，是“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

1921年，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主持下，中共一大正式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因故缺席，但依旧当选中央局书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首任最高领袖。

1922年8月20日，陈独秀召开西湖会议，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他与李大钊等人一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然而，两党之间的间隙一直存在，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分裂，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造成国共双方分歧进一步加剧。

面对国民党的步步紧逼，陈独秀一再对共产国际“党内合作”的指示提出质疑。但均未被共产国际采纳，1926年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北伐。

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蒋介石突然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挥起屠刀，实施“清党”，一夜之间，共产党遭受重创，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面对严峻的形势，192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在陈独秀未到场的情况下，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作了以批判陈独秀为目的的《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报告，将革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撤销其总书记职务。

在遭受批判后，失意的陈独秀转而接受了作为斯大林政敌托洛茨基的理论，转而成为了中国托派，事实上犯了左倾激进主义的错误。

加之其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由共产国际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为共产国际所不容，1929年，陈独秀被中共除名。

然而，陈独秀被扣上“右”的帽子，很大程度上是为当时的共产国际背锅。

事实上，中共在国民革命的路线完全由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期间大部分决定，都有苏俄顾问直接执行，一小部分则由共产国际在决定之后交由中共执行，在整个国民革命之中，中共的权力并不大。

陈独秀，成为了共产国际掩饰责任的替罪羊。

陈独秀尽管被开除党籍，但他始终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活动，从未放弃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与上海租界。审判时，章士钊出庭为其辩护，但当章士钊说“托洛斯基派和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时，陈独秀脸色大变，断然拒绝了章士钊的辩护，导致他自己被判有期徒刑13年。

1937年，因抗日战争，国共合作，陈独秀提前获释。出狱后的陈独秀，依旧为国家奔走呼号，发表抗日演说，并写下大量抗日文章。

期间国民党无论是以高官许之，还是以巨资诱之，都被陈独秀一一痛斥拒绝，延安方面劝说他写检查归队，也被陈独秀婉拒。

若真为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又何至于遭受牢狱之灾？以陈独秀之名气、才干，何苦晚景凄凉至此？

当时的中国，前路黑暗，每向前一步，都困难重重。我们何必站在巨人的头顶，去苛责前人的错误？

陈独秀或许不完美，但他对中国之贡献，无疑是不可否认的。相信他在去世之时，依然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信心。

望这盛世，如诸先驱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