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我穿越半个世纪，终于找到你

茅君瑶，1933年出生，曾就读于国立艺专油画系。内战爆发后，她辍学前往上海寻找恋人余其濂，未果。1949年11月，考入华东革命委员会第二文工团，即后来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1952年5月，调到华东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直至退休。1993年，茅君瑶独自前往美国寻找初恋，个中经历，堪比一部史诗级电影大片……

年轻时的茅君瑶

留在美国找他

1993年，我的婆婆和丈夫病了十多年后相继病逝，我也终于可以歇口气了。丈夫的妹妹一定要邀请我去美国散散心。说实话，我很不想去。这大半辈子，一直在苦难中歌唱，仿佛已经活过了好几个世纪，感觉心气耗尽了。

我刚刚重新捡起画笔，每周都要去学画。这是他替我选的志向，我要把它继续。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签证被拒签，我就待在上海，好好喘口气。

没想到，签证特别顺利。出发之前，我又去了杭州，再次登上葛岭。

这是我和他分别后，第六次来葛岭了。四十七年前的往事就像在昨天：葛岭蔷薇满坡，绿树葱茏，我和初恋情人余其濂在这里情定终身。

1993年，我已是个六十岁的老人，形单影只。而他，不知是生是死，身在何处……

年轻时的余其濂

1946年认识他的时候，我才13岁多一点，他24岁。我现在一闭眼，脑子里都是他当年的样子，瘦瘦高高的，穿笔挺的空军制服，笑起来很儒雅。一开口，很好听的国语男中音，真的会迷死很多女孩子。

我们恋爱了三年。在西湖边他给我讲故事，念诗词，我们到灵隐寺许愿，在葛岭定情，在初阳台上立下婚约……他握着我的手认真地发誓：让西湖的山山水水为我们作证，等我1952年8月艺专毕业他就娶我。

规划得很好的人生，却遭逢乱世。1949年，时局动乱，我们失散了。他去了台湾，我留在杭州。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了，但我就是忘不了他。一刻也忘不了。

中国有句古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只想知道他还在不在，在哪里？

我决定留在美国找他。

魂牵梦绕的声音出现了

打定主意留在美国找他，我就开始找工作。很快就找到了，到华人家里做管家。我一边打工一边想办法四处打听他的消息。人家说艺高人胆大，我是无知人胆大，哪里有一点线索，就跑去哪里找，用几个可怜的英文单词和人比比划划。

找了他一年多，一点进展都没有。我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记满了各条线索，寻找的过程，以及失望的原因。托人去台湾打听，查到的资料是“不知人在何处”。

我反复琢磨这几个字的意思，最后得出结论：他应该还活着，只是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个结论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我每天奔走在美国的街头，寻找一切关于他的蛛丝马迹。

到了1995年底，终于有朋友反馈消息说余其濂还活着，在加拿大。放下电话，我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整整十天，我都精神恍惚。

我来美国已经两年了，签证也早就超期了。我没有去办延期手续，我只有一个信念：找到他我就回中国，以后也不会再来美国了。

等了两个月，却没有更多的消息。我想起当年我们失散前的那三个月，见不到他，不知生死，每一天都是煎熬。

几十年后，我依然在经历这种煎熬。我白天找他，晚上想他。这种蚀骨的煎熬和思念，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儿子有个同学在温哥华，我马上给她写了封长信，告诉她我和余其濂的故事，希望她能理解并帮助我。

1996年2月7日下午两点钟，我正在画画，电话铃响了。对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自报家门是余其濂，问有没有一位叫茅君瑶的女士。听到他的声音，我整个人都在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扶着墙壁号啕大哭。

五十年啊，人生能有几个五十年？

半个世纪的思念和着泪水倾泻而下，哭得我肝肠寸断。和他分开的几十年，我已经不会流泪了，即使文革被批斗，父母离世，我也没这么哭过。

电话那头，他也在痛哭，他一边哭一边说：小瑶不要哭，听话，小瑶不要哭。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说话的语气，语调还和五十年前一样温柔。

我觉得自己又变回了那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眼神都能顷刻间融化。

他说他一直在后悔，为什么当初那么食古不化，坚持要我回杭州去要一封托孤信。他对不起我。我说是我不好，当时为了劝父母留在杭州，耽误了去上海的时间。我们说说哭哭，哭哭说说，说了整整两个小时。

放下电话，我满脑子都是他的声音“小瑶，不要哭。”多熟悉的话啊。五十年前，我一哭，他只要这样哄我，我就会伏在他的怀里慢慢停止哭泣。

这次，我忍不住了，放下电话，我继续放声大哭……

一眼定情

我生于1933年，四岁就随父母逃难，一逃就逃了八年。我父亲是生意人，也是当时杭州很有名的书法家，平湖秋月柳浪闻莺，西湖边好几个地方都有他写的楹联。我母亲长得很美，喜欢交际。我们住在英士街（平海路），我家就在现在友好饭店的位置。

抗战结束后我们全家回到杭州，以为从此可以过安稳日子了，父亲忙做生意，母亲忙交际，老外婆整天抱着个收音机听越剧。我哥哥性格内向，整天埋头练琴，对什么都不关心。姐姐热衷时事，经常带很多同学到家里高谈阔论。

我和他们都不同，十三岁个子已经满高了，但还是野小子一样，只知道玩。

第一次见他很有意思。我刚从西湖边回来，一进门就看到房间里坐得满满的，我床上也坐了个人，在翻我的速写本。我气得冲过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他力气很大，捉住我的手我就动不了了。

他笑着说了句：呵，好厉害！

看我狼狈的样子，大家哈哈大笑。为了解嘲，我也跟着哈哈大笑。听到我的笑声，他就像被魔法定住了一样，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也傻了，就像在哪里见过他一样，那双雾蒙蒙的眼睛好熟悉。

笕桥航校

他叫余其濂，是笕桥航校二十四期学员，入伍前是金陵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他在北京出生，八岁随外交官父亲到南京，抗战时又到了四川。

余其濂从金陵大学退学投笔从戎，1944年12月在昆明入伍，然后到印度拉哈尔受训。刚到印度，日本就投降了。

在印度受训完毕，受命回杭州笕桥重建航校。

我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他说，我在南京鼓楼小学和印度拉哈尔都听到过你的笑声。大家起哄，说只有他还没女朋友，叫他赶紧追我。

关于我的笑声，他后来又认真对我说过。好多年来，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印度，他老听到有个小女孩在耳边笑，那笑声让他一直很困惑。

那天我一笑，他就惊呆了，原来他一直听到的就是这个笑声。所以，他总认为遇见我，是老天刻意安排，冥冥中注定的。

他的爱为我
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自从那次来过我家后，余其濂周日便常常来找我玩，带我去逛书店。

1947年，我读冯氏女中，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每到周末，我们在丰乐桥下的“杭州第一店”吃碗雪菜面，再沿着当时还叫“膺白路”的南山路，一直走到柳浪闻莺。

他喜欢念诗词给我听，有古人写的，也有他自己写的。他的声音饱含深情，眼睛雾蒙蒙地看着我，好像都是为我写的一样。我对他是又崇拜又依恋。

航校演话剧，他扮演《雷雨》里的周冲。演出结束后，他在西湖边背台词给我听。周冲一心想冲破封建家庭的枷锁，去寻找一个自由光明的世界。这些台词完全就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那时候，他从不说热烈的话，总叫我好好读书，他会慢慢陪着我，耐心地等我长大。

我非常努力，初中最后一年，我的成绩提高很快。他说你考国立艺专吧，你的素描挺有灵气的。

就他一句话，那个暑假我参加艺专的两期补习班，没日没夜地画石膏像，每天都画得汗流浃背。谁劝我休息，我都不听。

我特别喜欢阴雨天的西湖。每次阴雨天没有飞行任务，他就会从上海赶到杭州看我。

考上艺专以后，我和余其濂的关系更亲密了，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手牵手逛遍了西湖的山山水水。我们在初阳台定情，商量好，等我一毕业我们就结婚。我真巴不得时间过得快一点，明天就能长大。

我一定要嫁给他

1949年初，国共打得很厉害，一会儿说开始和谈了，以为谈好了，又打起来了。学校里乱哄哄的，都不上课，闹革命去了。我姐姐也离家出走到四明山参加游击队去了。

1949年4月3号，我又跑去找他。去找他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清楚了，我一定要和他结婚，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要死也要死在一起。他要求和我一起回杭州，郑重地向我父母提亲。因为父亲对军人一直有成见，我坚决不同意他和我一起回去。

最后，他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让我回杭州去请父母写一封亲笔委托信。我还未成年，有了这封信，他带着我就有礼有节，对双方父母和家庭都好交待。

余家三兄弟和姐姐，前排中间为余其濂

4月6号，上海火车站已经全是逃难的人了，乱糟糟，挤得要命。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趟开往杭州的火车。挤到门都打不开，里面的人拉，他在外面推，我才从窗户爬进去。他反复叮嘱我拿到信就马上回来，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布包交给我，里面是银元，给我做回来的路费。

火车开动了，他还跟着火车跑了很久，一直喊着让我早点回来。我哪里想得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从此生死两茫茫啊，唉……知道的话，我死也不会回杭州了。

要到委托信，却再也回不去了

1949年4月6号，我从上海回到杭州，发现父母准备去香港了。东西已经整理打包好了，放在客厅，就等我回家。我突然想起之前姐姐从四明山托人带来一封信，说如果发现父母要离开杭州，让我想尽办法留住他们。

这件事情太突然了，我赶紧骑自行车去艺专找姐姐的好朋友曲庸。曲庸花了三天时间去找到一张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要保护、团结和发展，是朋友，不是敌人。

我姐姐大概也希望我父亲这样的资本家能留下来，为新中国效力吧。我把政策给了父亲，劝说父亲留下来。

4月17号晚上，父母经过几天几夜的考虑，终于决定留下来不走了。18号早上，我请求外婆帮我向父亲讨那封委托信。父亲开始的时候还很温和地向妈妈了解余其濂的情况，一听到是个空军，就从沙发上跳起来了。他说他发过誓，决不让自己的女儿嫁给军人。

4月20号，广播突然播发消息说，国共和谈破裂了。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傻了，我知道余其濂在上海肯定也要疯了。他对和谈一直抱有很大的幻想。我急得直哭，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妈妈和外婆也说不动父亲。

23号，我决定自己去求父亲，就算被他打死我也一定要去上海找余其濂。父亲正在小客厅里收听广播，我冲进去跪在他面前大哭，求他成全我们。妈妈也跪下来求他。外婆也说如果父亲再不同意，我们祖孙三个就死在他面前。父亲看我这么坚决，流着泪冲上楼去。

父亲写完那封委托信就出门去了。他让母亲转告我，不要再见他了。这封信我到死都不会忘记：“其濂贤侄：我将小女君瑶托付给你，望你善自待她，望至爱至深，白头偕老。茅仲复重托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拿到信后，我泪如雨下。我知道从此一别，此生再难相见。我坚持要等父亲回家和他告别后再走。

父亲两天都没回来。

我知道他是故意躲我。26号，我背了个小背包赶紧出发，里面是我和余其濂三年的通信和日记，还有父亲的委托信。

火车站人声鼎沸，乱作一团。售票台前的小门上贴着张纸条：沪杭线暂停，请勿再敲门。

看到这十个字，我腿都软了，人直往下蹲。我在站台等了一个小时，不死心，又沿着铁路路基往前走。路基上都是拖家带口，带着大包小包逃难的人，他们都往杭州方向逃，只有我一个人往北走。

一直走到天快黑了，还是没看到有去上海的车。我实在走不动了，绝望地蹲在路基上痛哭。如果我早点问父亲要那封信，或者一拿到信就出发，本来可以到上海的。

路过的人劝我说，小姑娘，快回去吧，没有火车了，解放军已经到余杭了。

我失魂落魄地往回走，跌跌撞撞，脸色苍白，像一个游魂一样。等我走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双脚全是泡。我敲开门就倒下去了。

离开杭州去找他

我大病一场。我开始绝食，不想活了。病好后，我去办理了退学。我的西画老师庄子曼教授劝我，说你不要退学，以后你会成为一名很棒的画家。

我说，我不要做画家。此生我一定要找到他。我相信他有一天还会飞回上海。

1949年11月22日晚上，没有留给父母一句话，和同学告别后，我悄悄去了火车站。我什么都没带，只带上了三年来他给我写的信，三大本装订好的蓝色信笺。杭州实在太小了，从“平湖秋月”到火车站，三轮车也只花了四十五分钟。

可是，这短短四十五分钟的路程，我用尽一生的时间都再也走不回来了。

我终于登上了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只是那头再也没有他在等我了。我的心已经痛到没有知觉，火车开动的时候，我一滴泪都没有掉。

到了上海，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考入话剧院，后来又调到歌剧院。人家六点半起床练功，我四点半就起来了，很快就担任主演了。

1952年，去歌剧院前，我不得不将我们三年的通信，整整三大本全部烧掉。我边烧边哭。感觉自己的魂也一起被烧掉了，那个天不怕地不怕、被宠爱的小女孩在这一刻死了。

剩下的人生路，荆棘密布：被我苦劝留下来的父亲和母亲，结局很悲惨。我觉得很对不起父母。后来我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等几番运动都结束了，婆婆和丈夫又病了。

那些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要管孩子，又要忙工作，还要照顾婆婆和丈夫，两个医院分头跑。

婆婆瘫痪在床，碗口大的褥疮我都给她护理好了。婆婆的病友，包括她的女儿都说，从来没见过我这么好的儿媳妇，比女儿都做得好。所以，她们一定要我去美国散心。

这也是善报吧，不然我怎么找得到我的濂哥。

我把我的照片寄给他。看到我其中一张照片，骨瘦如柴，头发都快掉光了。他抱着那张照片痛哭，说他的小瑶受苦了，是他没照顾好我。

那十多年，我整个人都熬干了，形容枯槁。

这一生，我都是独自在给最亲的人送终，我的父母，我的外婆，我的婆婆，我的丈夫。等到给丈夫和婆婆都送了终，我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大半辈子都过去了。

老了，我的人生终于可以自己支配了。我把少年时候丢了的画重新捡起来，这是他当年对我的期望。

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找到他。现在找到了，我这辈子没有任何遗憾了。

他娶了一个长得像我的人

为了证明对我的爱，余其濂给我寄来了1949年的飞行记录。上面详细记录了他每天飞往的目的地和时间。还寄来一张1976年他到杭州找我的地图，上面我家的几处住址，他都画了圈。

原来，我回杭州后，他以为我要到委托信就会马上返回。他每天都到火车站去等，一天一天过去我都没来。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却一直没有等到我的回信。他拜托同事到我家查看，却说没有什么事。他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什么迟迟不去上海？正打算亲自到杭州来接我，突然接到飞行任务。

1949年4月底，他被派往台湾新竹驻防，从此再也回不来了。除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他什么都没带。我的照片，我们的通信，他的日记，全都留在了上海江湾空军基地。

后来，他还飞过很多次大陆，就是再也没有飞到过杭州上空。

他对我也是日益思念，曾整日整夜地对着大海，对天长叹，期盼有一天能够跨过这生死茫茫一水之隔，再回杭州找我。

一等就等了五年，返回大陆找我的梦彻底破灭了。在一次舞会上，他看见一个黑衣少女背影很像我。1954年，他33岁，娶了那个长得像我的台湾护士。

我很开心，因为我比他晚一年结婚。我和丈夫是同行，在工作上有很多共同语言。余其濂说，在两岸隔离的当时，想回大陆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借他乡回故乡”。

为了找我，他做了很多周密的计划。先是从空军退役到民航，再从民航跳槽到企业。

1974年，他移民加拿大温哥华。1976年，他回国过一次，专程到杭州找我。他去了英士街、板桥路、保淑路……他去派出所查，说这家人早就散了，搬走几十年了。他又不敢登报找，怕害了我。蒙蒙细雨中，余其濂对着西湖大喊了几声我的名字，大哭了一场，带着遗憾回了加拿大。

分开的那些年，他用诗歌寄托对我的思念，那些诗他都寄到美国给我看。每一首都有一个明显的“小瑶”。他还给我寄来了从小学到现在，不同时期的几十张照片，说他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了。

他中风过，腿脚不方便，走路要用拐杖，还满温哥华去找蓝色的信笺给我写信。他当年是空军，最喜欢蔚蓝天空的颜色。他说他现在的生活就是每天围着我转。他说：天会老，地会荒，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小瑶。

人到暮年，合著《西湖梦》

他坚持要来纽约看我。他说他找了我五十年，现在终于找到了，他要弥补对我的爱。他要我幸福，要再听到我小时候一般无忧无虑的笑声。

他说他74岁了，我63岁了，再也禁不起等待和分别了，他要马上看到我，要紧紧地拥抱我。我受了太多苦，他的余生，要用来保护我。他已经在和家人商量了，看由谁陪他来见我。

我坚决不同意。我们都那么大年纪了，能知道对方还活着，曾经那三年刻骨的爱是真的就够了。

他身体不好，经不起长途劳顿了。我们都老了，我希望留住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我已经63岁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13岁青春烂漫的小女孩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太太真的太好太好了，居然能理解我们，支持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写信。

我儿子也提醒我，妈妈你能找到余伯伯是好事，但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到别的人。

他在电话里大哭，说我太残忍了。说他很多空军同事都战死了，能活到七十岁的没几个。这是老天给我们的眷顾，让我们还能活着重逢，为什么不见他？他让我不要担心，他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合情合理，合天合地，反正我们是不能再分开了。

我说，不行，坚决不见，见了面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么大年纪，谁都禁不起再折腾了。你太太照顾你大半辈子了，我很感激她，她也爱你，我们不能伤害她。他考虑了几天，写信来，希望一起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以此来圆我们的梦。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他寄来的提纲，密密麻麻两万多字，大事记注释也有五千多字。那三年重要的日子，我们说过的重要的话，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22张16开的提纲，他一页页用胶水仔细粘起来，打开有好几米长。我把提纲贴在胸口，泪流满面。我再也不怀疑他对我的爱了。

那三个月，他说内心翻江倒海，天天哭，眼睛也哭坏了。现在不敢太激动，一激动就头晕。提纲他是用放大镜趴在桌上写的，边写边哭。

他嘱咐我，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名字就叫《西湖梦》，是我们两个人的梦，也是很多当时被迫离散的中国人的梦。失散了那么多年，我们都能找到对方，分开的两岸迟早也会统一的。我们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

《西湖梦》

他还给我寄来几十本资料书，用得到的历史资料，他都用红笔圈出来。

算了，写吧，反正这辈子我注定要听他的话，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继续留在美国，打算写完这本书就回国。我告诉他，这就当是我们没有婚礼的结婚礼物吧。他也慢慢冷静下来了，说从现在开始，我给你的信会减到一周两封，电话也是。等你回国，我不可能再给你打电话了，我要让你慢慢习惯。

为写这本书，又是十多年过去了。2008年，我把第一次自印本寄给他。从邮局给他寄书出来，刚走到门口，我就心绞痛蹲地下了。心里一个大石头终于放下了一样。真的，为他死我都愿意。他收到书马上就来信了。他刚刚大病了一场，但还是认真地拿着放大镜仔细地改了几个地方。

2019年，他98岁了，我也87岁了，无论经历多少磨难，他给我的爱已经足够温暖我这坎坷的一生了。我们即使不能联系了，也能明白彼此的心意，希望来世我们再也不分开，可以白头偕老。

来世，无论他在哪里，变成什么样，我相信我依然能找到他。

来源：各界杂志2020年第1期

作者：口述 / 茅君瑶 撰稿 / 丑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