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记忆（之十三）——夭亡的母校绍兴一初（2）
贫穷而又快乐的初中生活一闪即逝，同班三载的男女同学也从豆蔻年华长大到束发、及笄之年。随着1956年暑期的来临，结下深情厚谊的同学即将各奔东西，也将告别那些辛勤培育幼苗的园丁。
惜别依依，举手劳劳，同学少年虽有“生离”的朦胧感觉，却毫无“死别”的模糊意识。总以为我们的人生从渔花桥畔启航，日后我们会不断远航归来，回到母校的怀抱，看望难舍难别的恩师。但直到有一天午夜梦回，绍兴一初这一所最早在新中国诞生的孩子，这一所曾经何等朝气蓬勃的中学，曾几何时却被吞并从而不复存在于世。当我特地来到渔花桥畔，眼中见到的竟是人去楼圮迹无痕，时过境迁景迥异。我在梦中的弦歌地独自踯躅，小桥流水，拳拳在念；舐犊之情，岂敢忘怀。触景伤情，难以自己，不由得吟下了一首《孤儿们的无声呼唤》的小诗：
没有唁电更不发讣告
我的母亲无端地病故
那么年轻和充满活力
一个质朴而美丽的村姑
没有留下只字遗言
也找不到她的归宿
在校园遗址久久徘徊
我的眼帘中只有
马王堆上覆盖的厚厚尘土……
其实在我们离开一初之后不久，多位深受学生赞扬的优秀老师，被陆续抽调到别的“重点”中学，我的文学启蒙老师王琯珑就是其中一个。这或许就是“釜底抽薪”，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祥之兆”吧！
初中毕业后我被保送进了绍兴二中（稽山中学），而王琯珑老师则被调到名校绍兴一中教高中语文。每到周末，我就从南城我家步行走到北城他家，倾听他的侃侃而谈，每次总感到得益匪浅，意犹未尽。然而一天晚上当我照例叩响他的家门时，见他愁容满面地为我开门，我以为打搅了他，惶恐不安地在他对面坐下。这时一向乐观的他以从未有过的低沉声调对我说：“我出事了，被打成为右派！”一句轻轻的话语犹如一声惊雷，我很是不解：“右派？右派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王老师怎么可能会成右派！”“是啊，我自己都想不通！我出身学徒，从小吃苦，是党把我培养成人民教师，我报恩都来不及，怎么会反党！”这天夜里，师生在一起谈了好久，我一个中学生肚子里没有多少安慰的辞藻，主要是听他叙述身世，回顾往事，思考着日后的去向和出路。几天后，王琯珑老师带着从来都不吭不声的妻子和儿子王子，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古城，听说他属于被宽大处理者，返乡劳动并接受当地群众监督改造。他走得那么匆忙和急促，连送行的机会都没给我留下。
1988年4月号《朔方》（宁夏文艺月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首诗，这首诗正是为感恩和怀念王琯珑老师而作的，题目是《师谊》：
我心中的第一篇诗，
点燃我灵感之火的第一个人，
一身在讲台上飘逸的纺绸衣衫。
纵然在你灵与肉备受折磨的日子里，
我也不敢忘却你拉船的纤夫，
航程上鼓风的帆……
更令我没有料到的是班主任宋长羽老师的悲惨遭遇，初中毕业以后他的影子始终萦绕在脑际。兵荒马乱的文革之后，在听到王琯珑老师被平反的好消息同时，却也得悉了宋长羽老师被判刑坐牢的恶讯。一次返乡时我从妹妹那里获悉宋老师虽刑满释放，但却永远离开了心爱的教学事业，为生计所迫他在八字桥小学传达室当一名门卫，为此兄妹商量决定去看望他。当走进简陋而狭窄的传达室时，宋老师对我们两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十分惊讶，他把仅有的一把椅子让给了我，自己坐到硬板小床上，对我们不避嫌疑前来看望深表感谢。本来就不善言谈的他，此刻显得更沉默，甚至稍显木讷。简单的交谈中没有谈及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我们也闭口不谈，不想再度戳痛他内心的伤痕。他说在他入狱期间，他妻子一再向有关部门申诉，强烈而悲愤地要求平反冤案，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次看望和谈话也成了我与当年班主任的最后诀别。
对于宋老师来说，还有一件或许比他冤狱更深深刺伤他的惨剧：他最器重并寄予厚望的爱子宋虞君，在正值风华之年却不幸病故。据说宋虞君因陷于单恋不能自拔而精神失常，被单位从北京遣送回家在被强制反锁在小屋期间，每当夜阑人静时，家人和周围邻里听到他高声泣呼着梦中情人名字，那声声惨叫令闻者都不禁为之凄然。一位满肚冤屈的白头人最终送走了黑发人，真难想象我们的班主任是如何度过凄凉的暮年。
数年前的一天，趁我回到家乡之际，老同学卢祥耀邀集绍兴的一群五班同学聚会，并且特地请来了已是耄耋之年的一初老校长江浩。师生离别半个多世纪，得到这么一次相见叙谈的机会，实在难能可贵。2018年4月，五班十余位同学在老同学王保全的热情邀请下，在三门县举行了第六次同学会，度过了十分难忘的两天。从三门回到绍兴后，我与许雪芳代表大家，又去越城疗养院看望了年已九旬的一初老师王笑春。王老师见到两位“老”学生，很是兴奋，她记忆清晰，谈笑风生，还能叫出许多学生的名字，甚至竟记得我当年坐在什么位置。谁知一年之后，王老师猝死，我们俩算是提前为她送行。
六十年来的寻找呼唤
十余位古稀老人应召报到
五班的孤儿们六次聚会
梦里的寂寞思念化为欢笑
依旧是当年的浓浓乡音
鬓毛却无情地把人催老
儿童节的那次相聚意味深长
旧日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
却无法搬来心中的渔花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