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究竟有多牛？ ——再谈徐渭
徐渭究竟有多牛？知其名不知其人，我敢断定半城以上绍兴人或90%以上国人，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对此，我的回答是两句话：一是有眼不识泰山——徐渭是高山：二是海水不可斗量——徐渭是大海。
纵观整个明代，以博学多才而论，后世学者公认最强的是“明朝三大才子”：永乐年间的第一才子、《永乐大典》总编纂解缙，人称“无书不读”、被评为博览第一的杨慎，而名声最大的就是最博学多才而经历也最悲惨的徐渭。
五指并用，四面出击，徐渭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同时攀登上绘画、书法、诗歌、散文、戏曲艺术的高峰，在方志、军事韬略上均有建树，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至于明代长篇小说白话世情小说《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尽管尚无定论，但支持“徐渭说”的学者已非少数。因此，对徐渭来说，冠以“天才”的称谓，已经显得分量过轻了，后人想出“奇才”之称加冕于他，也许还算贴切一点。
徐渭文艺创作涉及的领域很广，在画、书、诗、文、剧作诸方面，都表现了极高造诣。他喜好独创一格，绝不循规蹈矩地沿袭前人，或轻车熟路地依傍他人。但不管在他的艺术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渗透着强烈的个性和一股愤世疾俗之气。
倾倒了一代又一代书法家的徐渭，其书法作品充分表现了书家纷杂而激越的主体情绪。他的书法风格豪迈而放逸，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尤其是狂草气势磅礴，用笔狼藉，被称为“明之草书，以天池生为始”，袁宏道更有驾于“不论书法而论书神”之上的评语。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将徐渭的书画与王维的诗画相比拟：“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张岱·《陶庵梦忆》）
徐渭的诗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与当时文坛上声势赫赫的“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文风大相径庭。他的诗歌被称誉为“李贺之奇，苏轼之辩”，袁宏道更将他评为“有明一人”的诗文大家，并对徐诗作了精彩的评述：“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他的散文有传世著作《徐文长全集》，所作的《献白鹿表》可谓名扬京师，备受唐宋派古文家唐顺之的赞赏。
因为才艺太多，以致使人们往往疏忽了徐渭在戏剧方面的杰出成就，其实他是一位天才的戏剧大师。他的剧作以《四声猿》为代表，透过喜剧、闹剧的气氛，怒斥封建制度，鼓吹进步思想，并且以独树一帜的艺术风姿而大放异彩，春风般地吹向陈陈相因、委靡不振的中国剧坛，著名的曲律家王骥德、戏曲家汤显祖，都予以高度评价并推崇备至。王骥德说《四声猿》“高华爽俊，□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汤显祖评曰：“《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令自拔其舌！”徐渭在戏曲史上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撰著了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南词叙录》。
但是最奇的奇迹是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徐渭，却居然又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他在辅佐浙闽总督胡宗宪参加抗倭斗争时，不仅参与了不少重要机谋，并且在《拟上督府书》等文章中提出治兵之术；他出谋“擒徐海，诱王直”(倭寇)，屡建战功，深得胡宗宪的器重。60岁时又在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府中教授其子李如松、李如柏兵法，还在塞外结识蒙古首领俺答夫人三娘子。李如松、李如柏兄弟能够成为明晚期名将，也有徐渭的启发与指点之功。
对于徐渭来说，当初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成为一个大画家。他自以为（实际上也是如此）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仕进才是自己追求的方向。但忙碌到逾不惑之年，结果仍然是竹篮子打水，到头来还是风尘一布衣。于是本来只是茶余饭后寄托闲情，即兴作画而已，殊不知无心插柳柳成荫，后来竟以此谋生而且成就了他的一生。他对自己的绘画成就并不看重，“老来戏谑涂花卉”，在自我评价中“画”居最末，在其“书”、“诗”、“文”之后，而历史给他的鉴定却是他的绘画成就最大，绘画使他成为中国画坛的划时代人物。
中国画源远流长，画派林立，各派之间的门户之见，本是屡见不鲜的平常事。然而一介贫民画家徐渭，却在其身后得到众多画坛名家高手异口同声的赞许和推崇。奇纵不凡的石涛观徐渭之画，深为其才情和艺术所倾倒，曾写诗赞曰：
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
老涛不会论春冬，四时之气随余草。
性格孤傲的两代艺术大师郑板桥、齐白石，都心甘情愿地拜倒在这位青藤道士的脚下。用郑板桥的话来说：“文长(徐文长)、且园(高且园)才横而笔豪，而燮(即郑燮，郑板桥自己)亦有倔强不驯之气，所以不谋而合。”为表示对徐渭的虔敬，郑板桥还刻过一枚自用印章，文曰：“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的话说得更令人感动：“青藤、雪个、大涤子 (石涛)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他还以一首诗倾吐肺腑：
青藤、雪个(朱耷)远凡胎，缶老(吴昌硕)衰年别有才。
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
被尊为青藤画派始祖的徐渭，以其在绘画和书法方面的杰出成就，使历代著名画家都甘拜下风。事实上，徐渭以他区区个人的顽强生命，和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大手笔，在荆棘丛生的古原上，开拓了一条艺术新路。他为这条路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血洒了一路，化成了道边闪亮的路标，引导着后人的前进。徐渭死后，其作品仍在不断地放射出耀人的光彩，越来越为一些有识之士所赞赏。石涛、石溪、八大山人、以至“扬州八怪”都深受其影响，并卓绝于当时画坛。史叔考、陈洪绶、郑板桥、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都曾师法于他，每个人又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他的崇敬和仰慕。
现代学者和艺术家更认为，出现在17世纪中国画史上的奇人徐渭，足以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绘画史上巨匠梵高相比拟。偏执的艺术狂人梵高掀开了欧洲绘画史的崭新一页，欧洲绘画从此进入了“现代”阶段，欧洲社会文化也发生巨大转变。又有学者、艺术家把徐渭比作被称为“浪漫主义的狮子”的浪漫主义画派代表德拉克洛瓦，德拉克洛瓦是“法国人民的骄傲”，对其后的印象派画家和梵高的画风都有很大影响。现在的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专为保存德拉克洛瓦的作品辟出好几间展室。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别开生面而自成一家。他的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不论在怒放的鲜花还是在欲滴的翠叶中，无处不奔泻着他的生命之流，燃烧着他的精神之火。徐渭在他的画梅中题曰：
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招来自有神，
不信试看千万株，东风吹着便是春。
在徐渭的笔下，花鸟画不复是自然花鸟的再现，而是升华为个人独特人生经验与精神世界的象征符号，从而赋予了花鸟画实际也就是中国画从未有过的审美价值。这种突破性创造性的革命非徐渭莫及，他的罕见智商、自我精神、惨痛经历和艺术素养，为他提供了一飞冲天、独领风骚的所有条件。在徐渭的许多画作中，花果都是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风格疏放，不求形似，充分展现了他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怪不得郑板桥见了他的作品，爱不释手，甚至竟以“五十金易天池石榴一枝”了。
诗、书、画的三者合一，是徐渭艺术功力与成就的凝聚和集中表现。徐渭的书法，跌宕纵横，力透纸背，融汇于绘画中，“笔中用墨，墨中用笔，墨以笔为筋骨，笔以墨为精英”，千变万化，意深境远。书画之中再加上豪放不羁的诗文，使徐渭的作品成了千载一时、价值连城的中华瑰宝。他在一幅《螃蟹》画中题诗曰：
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
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薰卓脐。
以横行一时的螃蟹表示对权贵和奸佞的蔑视和憎恨，不仅抒发了人们心头之恨，而且也让人忍俊不禁。后来以“螃蟹”为题材的画作接连面世，民间还出现了当民众痛恨的权贵失势之后，特别在“四人帮”垮台的时候，家家户户抢买螃蟹佐餐、痛饮美酒相庆的情景。我想，这一聪明而幽默绝顶的专利权，还应归于徐渭吧。
除了才气、狂气造就了一代奇人之外，还有一种酒气，也是徐渭成功的奥秘之一。徐渭仿佛是带着一身酒香、一身醉态落胎人间的，他曾题画自喻：
不负青天睡这场，松花落尽尚黄粱。
梦中有客刳肠看，笑我肠中只酒香。
醉中作画、品画，酒酣画成，醉后题诗，是奇才徐渭创作的奇怪特点和习惯。他在《与言君饮酒》诗中说：
今日与君饮一斗，卧龙山下人屠狗。
雨歇苍鹰唤晚晴，浅苹黄芽寒兔走。
酒深耳热白日斜，笔饱心雄不停手。
对于徐渭来说，酒醉之中，醉眼朦胧，不仅神思飞逸，浮想联翩，而且超越世俗，窥见了画中的奥秘和真谛。他在《为郑先生题画四首值大醉》(之三)中曰：
春雨潇潇醉酒尊，何人命咏牧图浑，
溪寒月落牛自渡，老牧醉眠何处村?
借酒力的麻醉，远避尘寰的喧嚣，使自己得到片刻的安宁。在酒醉中放浪佯狂，以求须臾的自由解放，借酒固然可以遣悲，借醉也不妨痛快淋漓地痛骂一番皇帝老子，岂不快哉。这是徐渭大智大勇的表现，毋庸讳言，这实际上也是他大悲大哀情绪的一种流露。
绍兴是名士之乡，无人不知。如果说地球人都知道，则未免有些夸大；但对东方人来说，却应该是一个常识。
然而生活在名士之乡的绍兴人，却对家乡这一荣耀光环感到纠结和矛盾，既为家乡群星灿烂而自豪，又为花开墙外而遗憾。有一句在绍兴相当流行的话：“窝在绍兴都是虫，走到外面就成龙。”，也就是说，在稽山镜水这块沃土上，种不出参天大树。
说这句话是谬悠之说，也不尽然，但却可谓似是而非。其实窝在东南一隅的越中，古往今来涌现出多少“本土”名士，徐渭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徐渭是遥远东方的一条龙，一条本土生本土长的龙。
然而这句广为流传的话也并非大谬不然，在绍兴故土“有仙无名、有龙不灵”的现象的确屡见不鲜，若非外来和尚慧眼识英雄且又怀惺惺相惜之心，或许一些大仙、巨龙早被东流长江浪淘尽了。姑且不论司马迁一锤敲定了大禹的归宿地，唐太宗把王羲之推上了书圣宝座，倘若没有东汉蔡邕、王朗，无神论开山之作、王充的《论衡》早已沉于海底，而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徐渭，也许成为惨遭闲抛闲掷的荒漠沙粒。
如果徐渭是在蟾宫折桂后荣归故里，那么半个小城都会向他微笑致敬，要是状元及第，也许整个小城都会掌声雷动。然而，踽踽穿行于街巷走向落寞寓所的徐渭，却是一个无为的布衣。小城的脸变形了，向他投去的是鄙夷的目光。
如果徐渭是商贾巨富，风光当时，那么小城媒体就会铺天盖地地予以报道宣传，父母官或将躬身迎接，盛宴招待。然而，“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徐渭只不过是一个落魄文人，有什么被“爱”的资格和资本呢？
至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自古“士比鲫鱼多”的绍兴文人关系中，也不可免被这条无形的绳索所束缚。
作为一介寒士，纵使徐渭的笔锋犀利，也无法挑开笼罩在他头上的重重阴霾，一条无法飞天的龙只能成为与埋在土下的虫相伴为伍。
他不容黑暗的现实，而现实同样也不容他。因此他在晚年自称“畸人”，自料死后在正史上不会有传，在临死前自撰年表《畸谱》之后，这颗掠过明末画坛、书坛、诗坛、文坛、剧坛“光芒夜半惊鬼神”的巨星，在把胸中郁愤统统发泄出来之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昏庸的历史老人在蓦然回首时，发现了一颗龙珠从泥土下发出闪耀的光辉，于是鬼使神差地让一位外来名僧跑去抢救。徐渭总算是荣幸的，后人在记住他名字的同时，也记住了助他腾云而上的那个人的名字。“眼空千古，独立一时”，这是袁宏道对徐渭一生的精辟总结和高度评价。生前历经艰难苦恨、受尽奚落嘲弄的徐渭，从没奢望过也没想到过在身后享有如此崇高的荣誉。
一个三“无”之才屠呦呦压倒了多少院士，然而在屠呦呦面前，徐渭更是傲视古今的一代佯狂之才，他让一个时代汗颜。不久前有人狂言：今日阿里巴巴的创业基地已成无价之宝，然而此君知否：一座永垂青史的青藤书屋，岂是区区一个阿里巴巴的创业基地所能仰视！
但愿徐渭的人生经历给后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但愿徐渭的时代成为不再重返的过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