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过客·张之洞·政坛高手（2）
武汉过客·张之洞·政坛高手（2）
4.从支持到抵制康梁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继续筑路、办堂、兴商、练军、派留学生，但数十年经营并未富国强民。维新派嘲笑洋务派说:“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先为，法律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张之洞继续坚持“变事”，反对“变法”、“变政”、“变制”，维新派走在洋务派的前面，不仅“变器”、“变事”，更要求“变政”、“变制”。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是1895年5月2日的“公车上书”。当时，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举国反对。康有为趁入京会试，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康有为的爱国热情，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和洋务派在拒和、练兵等问题上有共同之处。
公车上书 罗奇油画
光绪帝接受康、梁变法主张，以上谕发给各省督抚，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拆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并无一条超出洋务派已经进行几十年的实践。闰5月27日，张之洞上了一道《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与康有为上书几乎完全一致的内容，也提出了拒和、迁都、再战的要求，同时提出练陆军、练海军、造铁路、制枪炮、开学堂、讲商务、求工政、派游历、预备巡幸之所等9条措施。这些措施并不比光绪帝公布的内容逊色。张之洞提出这些措施，打的也是“变法”旗号，他说:“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此大耻。”可见张之洞当时和维新派在一定程度上有政治上的共识。
1895年秋，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先后有梁启超、麦孟华、文廷式、沈曾植、陈炽、杨锐、张权(张之洞之子)、袁世凯、徐世昌等20余人参加。曾得到了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张荫桓等人的支持。地方大员中的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武员中的聂士成、宋庆都参与了强学会的活动。
北京强学会初具规模时，康有为前往上海，准备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寄厚望于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康有为于10月17日出京，11月1日到达南京，在南京住了20多天，当时张之洞对康有为的前来，非常高兴，每隔一日必举宴招待他一次，当晚必屈膝高谈“共开强学，窃图同心。”
在《上海强学会序》里，张之洞还亲自署名，拨款5000两为强学会会费。张之洞支持康有为成立上海强学会，但“不信孔子改制”。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本身就是“托古改制”，并非考证孔子如何改制，康把孔子打扮成另外一副模样，如果从考证的角度看，的确是穿凿附会。在张之洞这样的孔孟派眼里，是离经叛道的，自然谈不到一起去。
康有为因“母寿须归”，上海的强学会要有人主持。11月16日康有为给两湖书院史学教习汪康年写了信，约他来沪主持强学会。康有为于11月中旬由南京达上海，张之洞派梁鼎芬、黄绍箕等人陪同，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强学会。
上海强学会成立后出版强学报，该报“创刊号”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署孔子卒后2373年，刊载了《开设报馆议》、《孔子纪年说》、《京师学堂会序》、《上海强学会章程》和张之洞署名的《上海强学会序》等文。此时，后党顽固派杨祟伊弹劾北京强学会，该会遭到封闭，直接牵连到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张之洞见风向有变，立即让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停止活动，对强学报以孔子纪年表示反对。用孔子年号与大清纪年并列，张之洞不敢，也不能容许。在强学报被封的前后，汪康年由鄂达沪，接管了该报的款项和家底，于1896年同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强学会与强学报的基础上，创办了《时务报》，成为维新运动期间影响最大的报刊。
汪康年
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被封，主要是顽固派的攻击造成的结果，张之洞与维新派的矛盾初步表面化。梁启超与汪康年举办《时务报》，他在两湖发行。“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按期收发《时务报》，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全省计发288份，由湖北善后局汇总支款。他写信给梁启超，约梁来鄂商量要事，捐助500元。梁启超曾应张之洞所请于1896年末来武昌，张之洞邀请他担任两湖书院院长，“以千二百金相待”。但梁启超以“沪上实不能离”辞去。张之洞再三挽留，梁启超“固辞”回沪。
张之洞与《时务报》不久出现了冲突。这是因为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了《论学校》的文章，批评张之洞在江南编练自强军所聘德国洋员薪金太高。梁启超由湖北转沪后大写维新变法的文章，尤其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公羊》“三世”、《礼运》“大同”等学说，逐期阐述后，张之洞也认清了维新派与自己“变事”与“变制”的分歧。在《时务报》第四十册《知耻学会序》中，梁启超指责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政策，说他们“习言语为奉承西商之地，入学堂为操练买办之才”，抨击封建官僚“老而不死”。张之洞立即电令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速告湖南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不久梁启超离沪，《时务报》由汪康年主办。
汪康年在办《时务报》期间，与梁启超早有矛盾，汪康年决定把《时务报》改为《昌言报》，1898年8月17日发刊，刊登了汪康年的跋文，说明《时务报》是“南皮张制军提倡”，自己“倡设”，梁启超只不过是他们延请的主笔之一，现遵旨“暂行停止”。
康、梁见此情景，指斥汪康年私改名《昌言报》是抗旨，致电两江、两湖各省，禁发《昌言报》;又通过光绪帝于8月22日颁发谕旨，让黄遵宪去上海查核。汪康年也不示弱，多方抵制，请张之洞出面干预。张之洞此时早与维新派分清泾渭，公开对抗了，8月26日致电孙家鼐说:“《时务报》乃汪康年募捐集资所创办，未领官款，天下皆知，事同商办。”“康自办官报，汪自办商报，自应另立名目，何得诬为抗旨?”孙家鼐对康、梁维新派本来就不满，一见张之洞从中主持，立即回电:“同意。”
由于张之洞、孙家鼐等人的支持，康、梁要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竟未成功:黄遵宪奉旨查办，刚到上海时“戊戌政变”即发生。“政变”发生后不久，《昌言报))也即停刊。
不久，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坐镇两湖。湖南省是维新运动的一个中心地区，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继任督学徐仁铸、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后去的梁启超等都在这里。他们开办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创办《湘学报》和《湘报》，倡言变法，这里的维新活动成为全国热点。
开始，张之洞对维新活动的认识不深，对湖南的活动未加干涉。后来，他逐步看清了维新派的主张，就不再坐视了。1897年4月，湖南办《湘学报》，张之洞还以为该报“大率皆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只是“有素王改制一语，语意未甚明晰，似涉新奇……此语由编纂者一时讹误，词不达意。”但总起来说，“此报均属平正无弊”，令湖北各衙购阅“发给书院诸生阅看。”到1898年4月，湖南维新派大张旗鼓，宣传“改制”之说，照例把《湘学报》寄往湖北。张之洞一反常态，指斥该报“谬论甚多”，立即咨文湖南，“湘学报一项，湖北难于行销，以后勿庸续行寄鄂。”
1898年3月，唐才常在湖南创办《湘报》，刊登唐才常、谭嗣同等人改革政治、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3月29日，《湘报》刊载了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西法与中法相掺”、“民权与君权两重”、“中教与西教并行”、“黄人与白人互婚”等学说，措词激烈。张之洞看后极为震怒，致电陈宝箴、黄遵宪说:“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并说他写了《劝学篇》，“意在正人心”，以矫正谬说。自张之洞去电后，该报不再刊登唐才常、谭嗣同等观点激进的文章，陈宝箴原来给该报馆每月200两的公款，也不再支付了。
张之洞直接控制的湖北武汉，与湖南相比，维新气氛沉闷。湖北在维新运动期间虽也有过组织活动，但宗旨终未脱离张之洞洋务运动的藩篱。例如:1895年在武昌出现的“中国公会”，创办人是汪康年。汪康年是张之洞两湖书院史学斋教习，又是张之洞孙子的老师，为张之洞幕僚多年，受濡染很深。虽然较早地设立了学会，但该会宗旨不过翻译西书，探讨“中国之所以贫弱，西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讲明孔圣之教，“以端心术、守圣教”，全都是洋务派的“变事”内容。又如1897年在武昌成立的“质学会”，其章程谓“斯会大旨，意在劝学，务崇质实。”故称质学会，活动范围为分科学习、编印学报、译著书籍，学习内容谓“须知六经皆圣人经世之书，西国富强之术，不能出其范围”，故以“六经诸史，以植其体;达之中外古今，以拓其用”;六经之外，就是农、工、商、兵、格致等学科，脱不出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窠臼。
维新变法运动在武汉没有能引起多大的波澜，这与张之洞的政治思想是有关的。在洋务活动中，张之洞推行“新政”颇为积极，在政治领域中的维新变法方面，他却是一个深谙权谋的反对派。
维新派为了阐明自己的变法主张，发表了许多论辩性很强的文章，批驳了张之洞反对君主立宪、反对人民参与政权的主张。张之洞则在1898年在武昌写了《劝学篇》，仍主张兴办洋务，系统阐明以忠君保国为宗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由门生黄绍箕进呈。1898年7月25日，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中“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广为刊布。后来“戊戌政变”发生，因张写了《劝学篇》，和维新派主张有所不同，没有遭到清廷责罚。
谭嗣同等6君子被逮，张之洞对自己的门生杨锐设法营救，致电驻京的湖北臬司，说杨锐“系由陈右铭(宝箴)中丞保，与康无涉”，让他设法解救，没有成功，杨锐等人被迅速杀害。10月初，慈禧令查禁湖南的南学会等维新组织，陈宝箴被革职。张之洞虽也表示“不胜骇叹”，还是雷厉风行地把维新派设立的“保卫局”改为保甲局，解散了“南学会”。
张之洞塑像
变法失败，康有为等逃亡日本，受到清政府的通缉。为捕拿康、梁等人，张之洞在武昌会晤日本领事小田切，请他协助缉捕，小田切未允。以后，张之洞又多次与日本领事及有关人员通电，极力攻击康有为及维新运动，要求日本方面把维新派引渡给清政府，事情虽未成功，但给维新派造成了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