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我与《风穴文艺》

【郭进拴原创】  我与《风穴文艺》以及《沧桑》杂志

 我今年已经是63岁的小老头了，已经告老还乡。
    几十年来，我不管走到哪里，爱搞阵地，爱办刊物。当年在农村劳动时，我就牵头成立了《坷垃》文学社，利用黑板报、墙报、油印小报发表我们的作品；1980年到临汝镇文化站工作后，我又牵头成立了临汝镇农民笔会中心，创办了轮转机套红印刷的《乡音》报；1986年到临汝县文联工作后，先后编辑出版了《风穴文艺》《沧桑》杂志，2000年调到平顶山市文联工作以来，先后任编辑、主编、执行主编出版了《新城·增刊》《华夏风情·观音文化》《尧山》《鹰城》《文艺界》《河南报告文学》等报刊，并创建了《中华网络作家协会》《中华文学艺术圈》《奔流》《东方艺术》等网络文学艺术博客圈，创建了《智泉流韵》微信文学平台，发现和培养了大批文学新秀。
    如今，回忆起我1986年至1996年编辑《风穴文艺》的十年难忘岁月，有许许多多的往事涌上心头，很有必要写出来，与读者进行交流互动，也为后人留下一份文学史料。

1986年12月，经我的恩师徐慎、王泉水极力举荐，我被借调到临汝县文联工作，当时刚刚经历了一场人事上的是非曲折，我的干部关系在寄料镇、户口在临汝镇、工资关系在文化局、人在文联。可文联编制已满，一时又调不进来。真是办公没桌、吃饭没锅、睡觉没窝。
       我到临汝县文联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到郑州校对《风穴文艺》。一天下午，我在文联办公室值班，时任县文联主席张进才从郑州回来，连家都没顾上回，就直接到办公室让我连夜坐火车赶到郑州与已先期到达的陈建国副主席在河南日报招待所校对《风穴文艺》创刊号。我到郑州后，与陈建国副主席连明彻夜校对了三遍《风穴文艺》创刊号的大样，用徐慎老师的话说，《风穴文艺》创刊号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因经费没有及时到位，印好的刊物，河南日报印刷厂硬是不让提货。后来张进才主席派我乘他在临汝县印刷厂工作的儿子的车到郑州与印刷厂的负责人说了许多好话，才拿回了50本刊物，张进才主席把这些刊物分送有关领导，经多次催促协调，才与1987年6月落实了印刷费，让我到郑州一手交钱，一手提货，运回了《风穴文艺》创刊号。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南丁是河南当代文学60多年发展历程最完整也是最重要的亲历者和领导者之一。他52岁起担任河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主持创办了《莽原》《散文选刊》《故事家》《文艺百家报》等多种文学期刊，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对新时期“文学豫军”队伍的成长壮大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河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就连我这个放羊娃出身的农民作家，也得到了南丁老师的大力支持和亲切教诲。1984年9月，我给南丁老师写信说我们要成立临汝镇农民笔会中心，创办《乡音》报，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时任河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的南丁老师发来的贺信：

    祝贺你乡成立起笔会中心，并创办《乡音》月报。希望在乡党委和乡政府的领导下，把工作做好，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培养文学作者，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

    祝工作顺利！

                           何南丁   张有德

    我把这封贺信发表在了《乡音》创刊号的第一版，在我们临汝镇引起了轰动效应。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省文联的主席还真的会给一个乡级小报亲笔写信祝贺。      

     1987年，我到临汝县文联编《风穴文艺》，我又一次来到郑州，亲自到何主席办公室拜访。当我说明来意，何主席当即挥毫命笔，浓墨重彩地题写道：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题赠《风穴文艺》

                             南丁

                                1987年5月12日

      再后来，在南丁老师主持下，由河南省文联主管主办的《当代人报》创刊，南丁老师任主编。在创刊号的第二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与陈建国合作的报告文学《汝州新星》，并被收入多部选集。南丁老师还多次为我们的《风穴文艺》协调解决办刊经费。经南丁老师极力推荐，我与屈江北老师合写的大型古装戏剧本《杨六郎造酒》也在《河南戏剧》杂志发表。南丁老师还亲自为我颁发了河南省首届优秀文学组织工作者奖获奖证书和奖金，对我鼓舞很大。

    1989年春夏之交，我们汝州市要举办第二届牡丹文学笔会，我和时任汝州市文联主席张进才到郑州与汝州老乡徐慎老师一起向他汇报，南丁老师亲自动员省文联所有报刊的主编到我们汝州参加了这次规格空前绝后的盛会，主编们亲自面对面、手把手地教我们汝州的作者写作、改稿，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为培养文学汝军奠定了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借调临汝县文联那段时间，我作为勤杂人员到楼下将大家过年的福利、年货领上来，再一一发给大家，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好两手空空回家过年。一连两个春节，我从家里背来了一袋过年剩下的干馍，中午和晚上啃点干馍，好省下时间多写点稿子。白天谁不来了，我就坐在人家的办公桌前看报、写作，人家来了，我就赶紧让座。只有到了晚上，我才能一个人自由自地在办公室写作，往往写到第二天上班，再接着打扫卫生、提开水、正常上班。
        1987年7月，我为了赶写报告文学《明星从这里升起》，因办公室人来人往，无法静心写作，我只好躲到工人文化宫的乒乓球室，在这里三天三夜没眨一眼，写了18000多字。此稿首发《风穴文艺》总第2期，后经陈建国修改，更名为《汝州新星》，以我们两人的署名在《当代人报》创刊号整版发表。
       

1988年1月出版的《风穴文艺》总第3期推出了《白云山笔会特辑》，头题发表了我与陈建国合写的报告文学《行路难》，《河南日报》转载后，平顶山市一主管部门的一位领导看到文中揭露他不掏钱强拉水泥的一段文字后，主动到汝州市水泥厂补交了水泥款。
       在这期间，一位文友到平顶山市委党校读书，我就要了他的钥匙暂住他屋。正好我爱人也带着儿子进城来看我，她怕儿子乱跑乱动，影响机关办公，就把他关到屋里，捉住手脚，不让他乱说乱动。一天夜里，团县委办公室被盗，我们住在办公楼上的人都成了嫌疑分子，被审来问去，并要求说清几点几分在干什么?何人为证?此时，又有有来头的人要占领这间房手，不由分说，把我们赶了出来，还把朋友的家具扔到了办公室一角。我和我爱人只好拉着才刚刚几岁的孩子，背着被子，含泪又回到了乡下……

时任县文联张进才主席每隔一段时间就让我写一份《自传》《工作总结》，并让同时誊抄几份，连同我发表的作品、创办的《乡音》报分别送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他的多次奔走、呼吁，终于感动了有关领导，我才于1988年春天，正式调到临汝县文联。我以每月12元的价钱在前火神庙街租了两间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的破房。一次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吴功勋老师到我家约稿，看着我住的阴暗潮湿、四面通风、屋顶露着天的从清末留下来的房子，差点流下泪来。可我就在这间破屋里，写作了4部著作，现已出版了3部。也算我命大，两年后我前脚刚刚搬出这两间破屋子，后脚便四角落地，成了一堆废墟。
      

 在1988年6月出版的《风穴文艺》总第4期，我特设了《新星》专栏，集中发表了彭忠彦的小说《风流寡妇》《祭坟》和创作谈《大山的馈赠》，同期发表了我写的评论文章《似岘山一样质朴，像汝河一样浑厚——介绍我县文坛新秀彭忠彦和他的作品》。
        1989年5月出版的《风穴文艺》总第5期发表了我写的文学评论《汝州青年作者群，正在冲出中原》，为汝州作者鼓劲加油。
        1989年12月出版的总第6期《风穴文艺》推出了《朝川矿务局特辑》；1990年6月出版的第7期《风穴文艺》推出了“保险杯”征文作品。
        1990年12月出版的第8期《风穴文艺》头题发表了我写的报告文学《梨园新星》，同期隆重推出了《十一朵金花》和《处女地》两个专栏，集中发表了李婷茹、潘慧敏、陈晓、田丽霞、小弓、史运玲、华萧、张单华、阎双霞、梅芳、杨秀莲以及杨其林、聂光玉、宋书献、胡城墙、史运周、阎惠公等的处女作。
       1991年6月出版的第9期《风穴文艺》推出了汝州市火电厂专辑，并保留了《处女地》专栏，发表了4位作者的处女作。1991年9月出版的第10期《风穴文艺》发表了“计建杯”征文作品，头题是我写的报告文学《大潮风流》；1991年12月出版的总第11、12期合刊以160页的篇幅推出了“宝烤杯”征文特辑，发在头题的是我写的报告文学《汝州汉子》；总第13期是《鲁慕迅乡情诗画展专辑》，发表了我写的《乡情老更深——介绍汝州籍著名画家鲁慕迅和他的作品》。
     

       1992年11月出版的总第14、15期合刊以164页的篇幅推出了汝州市电业局特辑，从本期开始，我以副主编的名义出现，发在头题的报告文学是我写的《光明的事业》；1993年11月出版的第16期《风穴文艺》头题发表了我的报告文学《壮歌风云路》；1994年7月出版的总第17期《风穴文艺》头题发表了我写的报告文学《兴业史》，同期发表了我的散文《哭您，我的恩师徐慎》《葛洛老师，您别走》；1995年4月出版的总第18、19期《风穴文艺》合刊推出了汝州市焦化厂专辑，发表了我的中篇报告文学《红火焰》；1995年12月出版的总第20、21期《风穴文艺》合刊以160页的篇幅推出了汝州市“节水杯”获奖作品专辑，头题是我写的中篇报告文学《生当作人杰》；1996年6月出版的总第22期《风穴文艺》，我首次以执行主编的名义出现，本期集中刊发了《我与《风穴文艺》征文获奖作品》；1996年9月出版的第1期《沧桑》，我任执行主编，本期发表了我的《我的作家梦》，在文坛引起轰动效应，后被全国多家报刊转载，并获国家级大奖。
      

 在汝州市文联工作的14年里，我编辑出版了38期《风穴文艺》和《沧桑》杂志，组织了100多次不同类型的文学创作笔会，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我还几次冒着风雪，在节假日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步行到乡下看望作者，辅导创作。我宁愿自己少写、少发，也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到发现和培养人才上。在办刊物过程中，因没有经费，我就千方百计想办法，不惜跑千山万水，受千辛万苦，说千言万语，承担千难万险，不怕跑断腿，不怕饿断肠，不怕遭冷遇、给白眼，没有小车，就坐公共汽车、三轮车、骑自行车、步行……一次不行就两次、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用真情去感化上帝苍天，多方筹资数十万元，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办刊物、培养作者身上，而我自己却从来没有领过1分钱的加班补贴和编辑校对费。我没有职称、没有地位、没有职务、没有金钱，有的只是对文学的一片痴情。我不怕吃亏，不怕受累，为了文学事业，可以牺牲一切。我非常尊重业余作者的劳动，不少稿件，我整整保存了10余年之久。

 1992年，当一批又一批的文人纷纷下海的时候，我也下了海，下到了上海，下到了学海。我这个生在小山村、长在小山村、喝山泉、吃山菜长大的农民的儿子，泪别老母妻儿，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我在书海里遨游，在稿纸上耕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两部中篇小说、1部长篇小说、1部长篇纪实文学、1部报告文学集、30多篇散文、评论，总字数达60多万字；还翻阅中外文学名著310部，记读书、听课笔记、日记约70多万字。
       复旦校园风光迷人，环境优雅。每当黄昏时分，一对对红男绿女出出进进；每当周六、周日晚上，我住室对面的舞厅里，彩灯闪烁，舞曲悠悠，那美妙的舞曲撩人心扉，令人神往。可我为了赶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女山，美人河》，就抵挡着各种诱惑，怕那软软绵绵的音乐把我的魂儿勾走，我就关上住室的门，可那音乐又从窗口飘入，我就又把窗子关个严严实实，再用棉花团堵住耳道孔。天太热就脱去长衣裤，任蚊虫叮咬；困了，就到卫生间用水龙头冲一下再写；夜深了，怕影响同室的几位学友休息，我就用床单隔住台灯光亮，拉灭公用电棒继续写啊写!饿了，就干啃几口方便面再写。我每天为自己规定写3000字的任务，写不完不准睡觉，最多的一天写了13500字，创入复旦求学以来的最高记录。我写啊写，手写肿了，头发写稀了，身子写瘦了，只有稿纸在一摞一摞往长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千辛万苦写了书，又东抓西借、负债累累，自费出书，卖书还债。这不是痴、不是憨，是什么?可咱就是这种人，不怕别人笑话!

 在1994年我的36岁本命年到来之际，我终于实现了为之奋斗了20个春秋的愿望——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有巴金、冰心、艾青、曹禺等中外著名的老作家在其中，入会也是非常自豪和荣耀的事，我最珍视中国作协会员证这个小本本。为了在写作上来个突破，我开始了省吃俭用，拼命买书读书。1996年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备年货，而我却在深夜偷偷拿走了妻子准备过年的400元钱，坐早班车来到郑州，两顿没吃一口饭，只留下返程车票钱，跑遍了郑州的大小书店，一下子买了380多元的好书，气得妻子多天不理我。而我却埋头美美地读了一个节假目的书。他们买好吃好喝的，咱买好书读，这叫精神食粮。
     

      李国现在《沧桑》1997年第3期发表的文学评论《<沧桑>——可喜的丰收》一文中这样写道：

  本刊执行主编郭笑（郭进拴）是我市知名度很高的一位高产的作者。从《风穴文艺》到《沧桑》，风风雨雨的十年，他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出力最大流汗最多。——这又是一位终生许身文学的痴心人。《沧桑》创刊号载其自叙传《我的作家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求道者所经历的坎坷、痛苦、辛酸、冷落、清贫、寂寞……这种夸父逐日般的精神，使人想起屈原老夫子《离骚》中的句子：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共将暮，”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屹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种殚精竭虑、九死未悔、上下求索的精神，值得每一位无私奉献者学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郑州《百花园》杂志社金锐老师在《我与＜风穴文艺＞》一文中写道：“坦率、真诚是感情的粘接剂。《风穴文艺》的诱惑和郭进拴先生诚挚的话语、如火的激情的感召力，终于打破了我生活怠惰的坚冰，疗救了我嬉戏无度的顽症，开始步入小小说理论研究的领域，写出了《小小说面面观》，比较集中地在《风穴文艺》上发表了。”

  攀枝花大学教授李立功在《他乡遇故知》中写道：“平日，只要翻开《风穴文艺》就会浮想联翩，那些追叙往昔故事的文字确乎引发游子的乡思乡恋与乡情，那大量描绘故乡腾飞的情文并茂的篇章，更展现出旧貌换新颜的绚丽画卷。譬如郭进拴同志的报告文学，具体地真切地反映了各条战线上改革开放的壮举，确实令远离家乡的游子精神振奋。这些作品描述了故乡建设的巨大成就，表现了汝州人在新时期勇于开拓进取的风貌，自然赋予我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陈凝在《此情悠悠》中写道：“编辑我的稿子的，还有一位郭编辑。那时我谨慎而尊敬地称他'郭老师’，后来称他'进拴哥’，再后来我称他'郭大侠’。他是个作家，人长得很有乡土气息，即便他从上海复旦大学进修归来，穿着那年特流行的花衬衣，依然让我感到他是淳朴亲切的乡下大哥。每次到《风穴文艺》编辑部，只要郭大侠在，他总要给我倒上一杯白开水。编辑部穷，但是白开水也同样让人心里暖乎乎的。”

  席怀恩在《实话实说——读〈沧桑〉有感》一文中这样写道：

  先说进拴。1980年，我在洛阳市大路口锅炉厂当民工，在白天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之后，晚上爬格子到深夜。后来厂里一位青年工人告诉我，临汝镇一个小伙子此前也在这里当民工，也是白天干活晚上写东西。当时我一惊，天下还真有和我一样“神经”的人！因为一直无缘谋面，对这位和我一样的“神经蛋”也渐渐淡忘了。1985年4月，有一天马凤超副总编给我一张临汝镇文化站办的《乡音》小报，那编排质量和印刷质量吸引了我。走马观花读了几篇短文之后，我一拍桌子站起来吼道：“比一些地市级报纸都在上！”马副总编问：“让这个主编当我们的文学编辑怎么样？”我说：“呱呱叫！”没多久，进拴就到《豫西报》社主持文学副刊。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就是在大路口锅炉厂当过民工的那个“神经蛋”。

……

  两期《沧桑》在手，倍觉亲切，倍觉欣慰。

 平顶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于天命给我写信说：“刊物封面已使我爱不释手。栏目活跃，异彩纷呈，令我大开眼界。篇篇皆文学，无钱仆之嫌。在下心悦诚服，《沧桑》不失文学本分。”

  鲁山县政协袁占才来信说：“若不把《沧桑》与汝州联系，说是全国大杂志社主办也不为过。真是格高意远，有大气、大风格，文章篇篇耐读，一流矣！”

 时任平顶山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平顶山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著名作家禹本愚也在《平顶山日报》发表了《寄语〈沧桑〉》的文章：

  《沧桑》这个杂志，令人耳目一新。初拿到手，我还以为是外地外埠的刊物，细看才知是原来的《风穴文艺》。

……

 《沧桑》就是商品社会中一片清纯的园圃。我在其间漫游，感受到了大家的赞美……

  我的另一个感觉是《沧桑》很生动，文学刊物本身渍透着感情色彩，生动不起来怎行？《沧桑》的栏目既有《名家新作》，又有《文坛新星》，也就是说，既可见大作家纵横捭阖的手笔，又可见习作者稚嫩的幼芽。此外，既有汹涌澎湃的反映改革的《大潮风流》（纪实文学），又有作家与读者、作家与编辑的《去雁来鸿》。粗犷与委婉、'大江东去’与'杨柳岸晓风残月’”编织出了经经纬纬。生活是诱人的，我们的文学园地也该是诱人的，而且该格外诱人才好……

  农历年底，天命君从《沧桑》处回来，谈了谈他的想法，并嘱我写点文字。“《沧桑》和读者贴得近，办得有生色”——是同感。是以写下这些话，算是新春寄语吧！

不久，于天命老师又亲自送来了中共平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裴建中的题词：

          繁荣文学艺术

                  促进精神文明

                 ——祝《沧桑》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裴建中   

                    一九九七年元月三十日
 

  我把裴部长的题词刊登在了《沧桑》1997年第2期的封二上，对大家鼓舞很大。

 我还在《沧桑》上新辟了《点将台》专栏，李西萍、孟令福两位已搁笔十余载的老作者的创作灵感也被我的热诚真挚的举动激活了，他们先后送来了新作，并写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我将他们的信、稿一并发表，以飨读者。我还开辟了《请你参加》专栏，有意扣下了中篇小说《蒹葭苍苍》的结尾，让读者来续写，再从几十个结尾中选了四个，连同夏春海先生的原结尾一起发表。一篇小说，五种结尾，色彩纷呈，非常好看。作为执行主编，我的责任大、任务重，我积极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品在刊物上次第登场，使读者既可见大漠孤烟，又能赏春风杨柳；既仰叹阳刚铁骨，又领略情丝绵绵；既陶醉阳春白雪，又乐见下里巴人——众志铸沧桑，沧桑铸精神！

  有一次开会，我在主席台上出示了一支旧笔头，充满激情地讲道：“我们画的版样，是从别处找来的旧刊物，画版用的笔，是一支用了8年的劈了杆的旧蘸笔，我们安了一支复写笔芯，用透明胶粘住一头，用旧纸蛋填进去，坏了修，修了用。为了节约开支，我们连一盒彩笔也舍不得买，有时版画坏了，我们就用白纸贴住重用这支笔画。同志们！今天我把这支笔带到了会场，就是这支笔，帮我们办了8年的刊物。你们现在读到的各期刊物，都是用它画的版样，用它改的错别字，它为《沧桑》出了大力！它是我们杂志社的功臣！这支笔一不多贪，二不多占，不发一言，光讲奉献！”

 会后，汝州市土地局、烟厂等社会各界的领导和文艺家纷纷到文联捐款，赞助《沧桑》。

  春色总是关不住的，即使任何权贵可以把艺术家的肉体从这个地球上消灭，但他们的作品一旦属于社会，再专横的力量也休想从人民心中把它抹掉。
        命运是那样的无情。它把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辛酸、太多的折磨，阵临到了我的身上；命运又是那样多情，正是它用苦难造就了我的刚毅和坚韧；正是因了它为我设置了沉甸甸的黑夜，才使我的智慧之火，灵感之光，悟性之波，汇聚一起，像燃烧的玛瑙一样，在黎明前就鲜艳地飞腾……
       1986年，我成了《风穴文艺》编辑部的一名编辑。
       我也在这个时候抖擞起了精神！
       一旦解脱了套在身上的有形和无形的枷锁，我的笔便在灵感的彩云中飞动，一发而不可收。我能在丑中发现美，在平庸中看到奇崛，在细小里观察到博大。
       省内外报刊纷纷向我约稿，我的作品不断在一些权威报刊发表，颇受好评。
       我在汝州市文联工作时任住会的文学创作协会常务副理事长，1997年又当选为汝州市作家协会第一副主席兼秘书长。
        我曾亲自参与策划组织了汝河笔会、白云山笔会、牡丹笔会、朝川笔会、刘希夷诗会、计建笔会、第二届牡丹笔会、汝州市文学沙龙、宝烤笔会、火电笔会、焦化笔会、电业笔会、兴业笔会、汝州种鸡场笔会、宋宫笔会、温泉笔会、白龟湖笔会、石人山笔会等等，其中的汝河笔会、第二届牡丹笔会、温泉笔会邀请多名国内大家名流出席会议，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我将一批作家集中起来进行创作，互相探讨，互相交流，产生了一批在传统基础上有所突破的新作，引起省内外文坛广泛关注。
       
       我与大家团结一心，大打攻坚战，奔赴全市各乡镇，督促成立了数十家文学社团组织，成立了文学创作领导机构，我们用《风穴文艺》拉来的宣传费，为每个文学社团订了《文艺百家报》《散文选刊》《奔流》《莽原》等报刊，由我负责每期分发给他们，我们还出资组织重点作者到泰山、黄山、江苏、上海等地采风创作，选送有潜质的作家到复旦大学、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我们全面发动了包括各文学门类的文学创作活动，《河南日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以“汝州市兴起文学创作热”为题，多次宣传报道了汝州文学现象。
       这一阶段我们精诚团结，打破禁锢，解放思想，深入调查研究和掌握艺术规律，闯出了一条文学艺术改革创新的新路子，打造了一支在河南有一定影响的汝州作家群。
        从1986年到1996年是新时期汝州文学创作事业发展的第二阶段，其特点是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大目标鼓舞下所作的推动文学创作、催生精品力作的努力。
      
       20世纪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始开，西风吹来之际，感觉敏锐的年轻人，抱着迎接现代社会的热情而掀起的一场文学艺术革新的演练，其动机和目的无疑都是积极的。今日的汝州作家群，大多是当年《风穴文艺》和《沧桑》的作者或支持者，不同程度地受到过现代文学艺术思潮的洗礼，他们经过冷静的反思已逐步走向成熟，成为今日汝州文学界的一支中坚力量。
       在行驶了35年的汝州文学号航船上，载有我和同仁们的身影和心血，挚情和理想，我和它已是荣辱与共，难舍难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