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沉默的大多数

《城市阴谋》由著名作家张炜（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亲自作序，并由著名文学大家莫言、王树增、周大新和李敬泽老师联袂推荐。虽然过去几年，在此再次致谢。并感谢该书的责编新华出版社的尚惠敏老师和出版商朱立群先生。

本书再现了几位从小地方奋斗到大都市寻找理想的"70后"的生存状态，关于他们融入城市的奋斗故事和残酷青春的集体记忆，对于今天更多涌入都市生活的年轻人，无疑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参照与深刻的警醒。

——著名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

书中人物的命运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仍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关于年轻人的路怎么走，本书主人公命运的答案无疑令人惊觉与忧伤，非常值得一读。

——著名作家、两次鲁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 王树增

透过此书，我的感受仅有一种:无论时代如何千变万化，但人世的真情永不改变。对于刚刚毕业走向城市的奋斗者而言，本书犹如职场指南。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周大新

作者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本尝试，以纯净纯正的审美构筑了生于七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时代嬗变过程中躁动不安的人生百相，他们对人生的不同取合与选择，最终也预示了各自宿命的不可逆行。

——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李敬泽

写给沉默的大多数

1993年夏我从遥远的新疆边陲考入天津时，看着那新奇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甚至不敢穿越马路。1999年底，因为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文章，我从天津调进北京时，除了满满一车书，我像今天涌入城市的年轻“蚁族”们一样，可以说一无所有。而我面对的，是无数年轻人向往的首都北京城。当故乡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开始登高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自己，不过是大都市里的一位过客、一个边缘人、一个普通的市民而已。我们所奋斗的环境，像今天的“北上广”一样残酷；我们的理想，像今天的“宁要大城市一张床，不要故乡一幢房”一样虚无；我们的追求，像今天的蚁族们一样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那一年，在繁忙紧张的工作和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之余，我躲在一间靠近厕所冬天冷得睡觉都得用衣服蒙头的小屋里，开始撰写一部有关自杀题材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写这样小说，是因为我当时在医院工作，触及到了不少年轻人自杀的现象。许多当初如我一样从小地方奋斗到大都市的年轻人，在看不到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刻，不少人在自我奋斗中被城市异化，走向了另一条道路。那些使人扼腕、令人叹息的故事，让在医院工作同样觉得生活希望渺茫的我，仿佛心灵感应。可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同样徘徊在一种对生活绝望的情绪中不可自拔。于是，我特别注重搜集那些资料，寻找他们这样选择背后的初衷，时时为拥有资料后面那些“生活比小说更荒诞”的故事而吃惊不已。我想起了我们在小地方的种种挣扎和努力，想起了在一个现实主义流行的年代对理想的坚守，想起了许多蚁族们在成长期奋斗的孤单与无奈。我很想通过描写一群从小地方奋斗到大都市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来反映七O后一代人的成长，通过敏感而脆弱的我对沉默大多数代言出内心中那微弱的呐喊声。当然，文学并非只诉诸日常生活的经验，作家也并不囿于亲身的经历。由于工作繁忙，小说断断续续写了一年，文本文体也多有转换，充分体现了我年轻时求新存异的思想。写完这部小说的最大收获，就是我突然觉得：人，无论怎样面对绝望，都得活下来才能看到希望；也只有活着，才有可能触及或拥有我们心中的成功。书写完后我只给两个编辑看过，他们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仍表示一些担心。因为书中涉及的一些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虽然在今天十分普遍，但十年前仍属敏感地带，因此编辑们看后觉得还可以放放。一晃十一年过去了，出了多本书且对出书已不再新鲜的我，人到中年对成名成家也不再狂热，淡忘了当初写作时的那股激情，对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也不再像年轻那样冲动，为了生活我们还得在文学之外另谋生计。直到有一天，与新浪网签约，在网上开始连载一段后，有位编辑看到激动地打来电话说：“虽然是十年前写的生活现象，但在今天仍普遍存在，仍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意义，并且令年轻人警醒”。于是，这才有了这本书的出版，并且有了我所尊敬并影响了我的文学观的著名文学大家莫言、王树增、周大新老师和我上鲁院高研班的导师李敬泽先生的联袂推荐。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我写此书时，在同一宿舍住了四年的兄弟提供了很多帮助。如今，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忙得不可开交，儿子已上小学三年级，而曾经同屋的兄弟仍是孑然一身且怡然自乐。时间的变化虽然总是令人惊悚，但我们目睹的小说故事却仍在现实生活中重复并继续着。因此，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在读到本书的时候，仍能为我们在艰难的城市生活中坚守理想而摇旗呐喊，并且永远自强不息。

（2011年于北京）

长篇全书目录：

第一章 活得好好的干嘛想不开

第二章 延绵的母爱无限悠长

第三章 爱,有时也是可以忘记的

第四章 人生倘如初见好

第五章 单位犹如吞吐场

第六章 天天都是为了告别的聚会

第七章 如今神仙也烦恼

第八章 为何空气都觉得累

第九章 别跟我提感觉这个词

第十章 这个时代谁不变

第十一章 有谁不曾害怕孤独

第十二章 谁的心不曾柔软过

第十三章 飘在云上的尊严

第十四章 人人都被欲望所套

第十五章 抗嘛别抗命

第十六章 爱你不是我的错

第十七章 大抵心安即是家

后记

附录一：宋博士撰写的评论（发表于《文艺报）：

现代都市情绪的强化与宣泄

——简论李骏长篇小说《城市阴谋》中对书信的引用

原湖北工业大学教授   宋先红

正如著名作家、《红高粱》作者莫言在李骏长篇小说的推荐评语中写的那样：“本书再现了几位从小地方奋斗到大都市寻找理想的'70后’的生存状态，关于他们融入城市的奋斗故事和残酷青春的集体记忆，对于今天更多涌入都市生活的年轻人，无疑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参照与深刻的警醒”，当我怀着先睹为快的急迫读完这本书后，却又深深地为书中几位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真实、丰富的情感表露和对内心世界的剖白和反省所震撼了。曾几何时，我们开始穿梭于网上、网下或真实或虚拟的世界，出入在命名为“吧”或“馆”的现代场所或曰“所”曰“厅”的现代机构之中，沉浸在对现代事物定性的描述和定量的计算之中，麻木于用外在的头衔和物质拥有的多寡来定义人生的成功与失败，独独缺少了对他人和自己精神和灵魂的关怀和体察。于是，我们的笑容是招牌式的，问候是程式化的，烦恼是自找的，忧郁是莫名的，每个人在现代之流中被裹挟着前进，甚至来不及向我们来的地方稍微张望……现代小说家也埋头于叙述与节奏之中，呈现和不动声色考验着读者的情商，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也可以理解那个，可以从这个角度读解，也可以从那个角度读解，我们生活在被解构得七零八落的意义之中，无法找到生活的方向和阅读的激情和快感。是的，生活的图景和人生的追求可以多元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与爱惜却不能因此而抛弃。或许李骏“靠着激情而非写作技巧”写就的《城市阴谋》展现给我们的有关主人公的真性情和在都市压抑下的心灵悸动可以稍稍软化我们渐趋麻木的心灵。所以，《城市阴谋》记叙了陈东东等人“在时代嬗变过程中躁动不安的人生百相，他们对人生的不同取舍与选择”（李敬泽先生推荐语），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但“现代都市情绪”却是我们读解本书的关键词。

那么小说是如何来表现人物的现代都市情绪，表现他们在追求道路上“希望与绝望交融的姿态”（李骏《城市阴谋》后记）呢？这首先得益于作者选取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关于第一人称叙事有利于抒情的特点，陈平原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中说道：

第一人称叙事小说才真正摆脱“故事”的束缚，得以突出作的审美体验。而当作家抛弃完整的故事，不是以情节线而是以“情绪线”来组织小说时，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更体现其魅力。那瞬间感受，那凌空飞跃的思绪，还有那潜意识的突现，用布局比较松散自由的第一人称叙事来表现，似乎更得心应手。

小说正是在“我”的叙述和独白交互错杂中来展现主人公与亲人、同学、同事、恋人等交往中的内心活动以及对现代人、事的看法。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小说展现的不仅仅是主人公或叙事人陈东东一个人的心路历程，而是“关于他们融入城市的奋斗故事和残酷青春的集体记忆”（莫言语），或者说《城市阴谋》更多的是现代人群的城市生态小说，而不完全是作者的自叙传。因此，我们不能过分夸大第一称叙事在本部小说中抒发情绪的巨大作用。在李敬泽先生的推荐语中，他曾敏锐地注意到了该小说“丰富多样的文本尝试”，从抒情达意的角度讲，我在此不揣冒昧地接着李先生的话往下说，就是小说对诸多书信的引用最终使人物的现代情绪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宣泄。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情绪的强化是从小说人物的角度来讲的，写信人通过倾诉的方式展示甚至强化了这种弥漫于人世间的现代忧郁、迷茫甚至绝望的情绪；而情绪的宣泄是从写作者的角度而言的，虽然我在上文中已经说过，这部小说不完全是郁达夫式的自叙传小说，但从作者李骏的人生经历和他在后记中所说的“小说的有些心情片断简直就是亲历”，而这部小说“将我从那种绝望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宁愿相信小说很多地方尤其是书信部分正是写作者的“肺腑之音”，是《毛诗序》所说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司马迁所说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抒往事，思来者”，也是韩愈所言“物不得其平则鸣”。李骏正是在“苦闷的青春期”，对各种情感的态度和道德价值的看法以及个人前途的忧虑“积郁在胸”，无处倾诉，而通过小说和小说中对书信的引用将自己一个外来个人奋斗者在现代大都市中受到的各方面压力有效地宣泄出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灵魂上的超越。

一  书信是小说人物抒写情绪的有效手段

小说涉及到的人物共 16之多人，这16个人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陈东东、俞大为、张秋燕、朱妍、黄平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出身贫困的农村家庭，上了大学，挤进城市，为了自己的目标执着进取（目标主要是致富或爱情或享乐）；第二类人有王苑、丁小媛、张雯雯、张楠、刘红等，她们共同的特点是生活在城市的年轻女性，除张雯雯之外都与陈东东有过恋爱关系，张楠最后成了陈东东的老婆；第三类就是厅长、程主任、刘淑倩、吴会计、老王、小宋等，他们都是陈东东的同事。在这三类人中，前两类是作者想着意刻画的人物，而后一类作为前两类人物生活的都市背景出现在小说中，名字作为类属而显得语焉不详。前两类人物虽然出身和经济条件并不相同，但是作为都市中年轻人群体，他们有着相同的现阶段关注对象——爱情，当然爱情毫无疑问地受着经济条件的制约。当第三类人作为进入婚姻且在观念道德、经济等方面融入城市的人群已经按部就班地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他们“总是少不了要谈论这样几件事：当官、发财、桃色新闻······”，“整个城市的上空每天都充满着这种疲软的滋味。”书中还引用了很多顺口溜来描述这种都市生活状态：

领导来了怎么办？奇山异水看一看。

看完之后怎么办？人头马酒灌一灌。

灌完之后怎么办？华丽舞池转一转。

转完之后怎么办？桑拿浴里涮一涮。

涮完之后怎么办？请来小姐按一按。

按完之后怎么办？克林顿咋办就咋办。

办完之后怎么办？开张收据用公款。

这种生活状态极大地震撼了那些从贫困的山区走出来的青年人。在乡村人眼里，他们走出了农村就意味着走进了一种虚拟的辉煌，身上负载着乡村父老的期望和荣耀。但是，在这都市中一个个“吞吐场”中，他们失望着，质疑着、困惑着，寻觅着，企图找到精神和肉体的停车场。道德与理想坚守者如陈东东也难以抵挡都市繁华掩盖下的孤独，他在恋爱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处男情节和对性与爱的纠结与其说是传统道德观的遗留，不如说是他对感情纯粹性的坚守。小说中对陈东东在都市生活中的精神挣扎主要反映在三封信里：一封是给他大学时代的一位何姓教授的，一封是给他单位里一位即将退休的厅长的，还有一封是给他沉默寡言的老父亲的。在给何教授的信里他回忆道：“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个性，那么这个民族肯定没有特点。而民族是什么，民族是由每个个人组成的。因此，如果个人都没有性格，没有个人的信仰，那共同的理想只是一句空话。”这段话支楞在陈东东一天又一天被复制出来的生活中格外刺眼，其实这是陈东东在工作之外的空虚和茫然中对学生时代理想的一次回顾；而这种回顾正是理想与现实相撞后在他头脑中的一个回声。当陈东东在吃吃喝喝、明争暗斗的工作场思索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我的问题时，他给厅长的信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既有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对随波逐流、沆瀣一气者的不屑，更有坚持自我的决绝姿态！而对父亲沉默和叹息的理解则是陈东东对自己年少的纯粹的一次巡回之旅。陈东东对于纯净爱情的回味和对性的纠结则主要是在他给高中时期的恋人涵子和大学时期的恋人朱妍的信中表达出来的。信中对涵子的深切思恋和彼此精神上的守望是陈东东在几次现实恋爱中失败的最好注脚，现代都市中直奔主题式的恋爱观念和过程少了传统爱情中温婉的一咏三叹，也让对精神之爱有所追求的陈东东质疑现代都市爱情的真实性。被刘红抛弃之后，陈东东干脆在给朱妍的信中直接地问道：“我一直以为，爱和性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爱何来性？”当她意识到都市刘红们“却把性和爱完全分开”时，他“在感情的深海中突然跌入一个迷惘的真空，我心里感到无限的虚空。”

黄平阳作为陈东东的另一面，就是淹没在都市中没有爱的性欲之流中的。作为陈东东在城市里最好的朋友，我们有理由相信黄阳平在工作和爱情上也有过陈东东式的迷茫和叩问，只不过他的叩问没有顽固和坚定，更有可能的是他没有静下心来倾听回忆和当下给他的回答。

充斥都市的欲望也同样吞没了年轻女性对爱情的守望，只不过没看透如张雯雯、张秋燕带着绝望到了另一个世界，看透的如朱妍剩下的生命寄托在对佛的信仰中。张雯雯其实与陈东东素昧平生，但在城市里共同感受到的孤独让他们成为了彼此信赖的朋友。通过她给陈东东的电邮，我们知道她在国内“孤独而又孤单地留守”，到了国外，当她发现漫长等待后的爱情变质后，她又痛不欲生，最后在“活着与死去，其实没多大区别”的诉叹声中魂归故里······朱妍来自贫穷的山村，与陈东东“走过了同样的道路，受到过同样的歧视，得到过同样的成功，经历过同样的苦痛”，当她怀着“有一天，我要做一个富有的人”念想南下深圳寻梦时，她万万没想到对之献出身心的男友回报她的是爱情的背叛和毒品的深渊。她在恐惧中逃离到漠北，决心在“灵魂的信仰”中，寻找永恒的皈依。其实，在她最后写给陈东东的信中，我们还是感受到了一颗善良、渴望快乐与爱的年轻心灵！

书信在小说中将一个个真实、鲜活的灵魂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通过不同遭遇的年轻人感受到都市青年情绪波澜的翻滚、跳跃和荡漾。它们穿插在叙事文本中间，犹如镶嵌在花冠上的珍珠，闪耀着光芒，让观者从不同角度欣赏到了心灵花冠的美丽，虽然大多是悲怆的，却也因为真切而格外动人。

二  书信是写作者宣泄自我情绪的良好通道

小说取名为《城市阴谋》，那么我们要问了：城市里的人有什么阴谋？若城市作为行为主体，它有什么阴谋？读完全书，我们完全可以找到答案：城市里像陈东东这样的有些年轻人有着自杀的阴谋；而城市也一步步地施展它的阴谋，把张秋燕、张雯雯、黄平阳等年轻人置于死地，使俞大为身陷囹圄，逼朱妍远走他乡，付终身于青灯黄卷。按照常理，陈东东们完全没有自杀的理由，因为他一没有经济拮据——“在单位里也过得相当不错，有吃有住，还有小小的一笔存款”，二没有到人际关系恶劣、众叛亲离的程度——“我在单位里一直有着较好的人缘”，还有“许多爱着我的和我爱着的人”，而且“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比较顺利，上面有领导的赏识，中间有同事们的嫉妒，下面有一般人士的眼羡”。陈东东的恋人之一刘红也有自杀的想法，而她呢，有着年轻女孩的美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住处，还有无数追求她的男人，也没有自杀的理由啊！让我们再看看张秋燕、张雯雯、黄平阳、俞大为、朱妍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迫使他们死亡或脱离人生正轨的原因根本不是他们最初来到城市时的物质匮乏或传统意义上的缺吃少穿。我们常常惊讶在在过去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人类迸发出来的顽强的生命力，但是更错愕于现代都市人在物质充裕时代对生命的轻慢！现代城市在展示高度发展的科技文明时，也最大程度地展示着人类的欲望：吃什么、怎么吃，玩什么，怎么玩，拼命赚钱，赚多少也不够，削尖脑袋钻营，想当大官······食色不再是人类简单、合理的天性，而是与金钱和地位绞缠在一起，尽力展现人类在无限追逐物质和色欲的贪婪和邪恶！对事业和爱情的追求在年轻人那里一定还有许多理想和纯净的色彩，尤其是对来自贫穷农村的年轻人，他们身上一边背负着更多中国传统的东西，一边肩负着亲人们更多的期望，还一边执着于从书中和课堂上接受的远大的理想。当事业和爱情以权力、股票、金钱、做爱、结婚等更加赤裸的形态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惊愕的不仅是这些现代名词的过度物质性，而且是应该如何得到这些东西的方式和衡量成功的标准！他们要融入现代城市不仅要调整自己待人处事的方式，更需要精神和心理上的脱胎换骨。这种来自心灵的震荡不亚于我们常说的“文化休克”。如果不加选择地对城市文明全盘接受，那就意味着自主性的全部丧失和被城市欲望吞没的危险，黄阳平和俞大为就是典型的例证。如果在融入的同时还要对自己的价值观有所坚持，那么就注定要走一条充满荆棘的孤独寻觅之路，这条路上既有渴望成功的煎熬，也有来自身体欲望难以释放的苦闷。这种孤独是现代都市年轻人共同的心理体验，但不是每一个人的孤独情绪都可以得到合理的宣泄和释放。倾诉是现代心理学常用的心理疏导方式之一，但是在现代都市为名为利熙熙攘攘、匆匆忙忙的脚步中，有几个人愿意停下脚步倾听别人的诉说？“我”的自救来源于“我”的倾诉，正是这些名为“遗书”的信释放了现代都市施加给“我”的紧张和苦闷，让“我”在亲情和友情的温习中得到对抗孤独的勇气，也让“我”在迷惘中逐渐坚定自己的生活主张。小说一共引用了21封信，其中写信人为“我”的一共9封，分别是写给亲人——母亲、父亲、姐姐、妹妹，过去的恋人——朱妍、涵子，过去的老师——何教授，现在的领导——厅长。仔细分析这些信的内容和守信对象，我们便会发现这些信既告诉了我们“我”的紧张和苦闷所在，又成功地回答了“我”面对这些紧张和苦闷所产生的疑虑，从而达到宣泄和释放的作用，使“我”最终放弃了自杀这一“阴谋”。写给亲人、恋人和何教授的信向我们显示了“我”关于爱情、社会、事业的价值观的来源，“我”在当下生活中的精神和物质的负荷所在，也是“我”面对新的爱情等生活抉择时的犹疑所在；而写给领导——厅长的信则显示了他面对事业态度犹疑时的最终选择。很明显，小说结尾处“我”的选择有所坚持也有所妥协，自救也得以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在孤独中对亲情、爱情、事业、成功等反复的回味和衡量。

小说之所以能够不厌其烦地对这些信进行细致的记录和书写，我认为这些情绪在相当程度上来自写作者自己心底的声音。原因有二：一是作者李骏在后记中提到的“这部长篇小说写于苦闷的青春期，一直在电脑里放着。那是我还是最初满怀了理想而流浪多处归来的文学青年，靠着激情而非写作技巧写作”，那么这些激情来自何处呢，作者又说：“可以说，那时的心情与小说中的人物没有本质的不同，小说的有些心情片断简直就是亲历”，结果便是和故事的主人公陈东东一样“将我从那种绝望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二是从小说的结构上讲这些信件大多与故事本身多少有些游离，对整个叙事过程并没有任何推动作用，如果不是作者真的心有所感，而是为讲故事而写故事，这些信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作者也不会那么煞费苦心的、占了不少篇幅地将他们写进小说。信件所体现的更多的是情绪而不是情节，是抒情不是讲述。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作者之所以选取第一称叙事角度，其目的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讲述情节离奇的故事，而是方便抒发感情、描摹心理，从这个角度讲，信件对于小说中人物心理的发展变化也有绝对存在的理由，从而在整部作品中也有前述存在的价值。或许，从这种游离的状态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揣测一下，从“诗言志”的角度来讲，作者和小说中的“我”——陈东东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而无论从小说文本内还是文本之外这些信最终并不像他们表面所呈现的那样游离于叙事之外，而是最终叙事得以完成，城市中既有“阴谋”、“阴谋”在小说内外又终究得以破产。

结论

写到这里，我应该算是勉强回答了该小说中书信引用的功用问题。但是从文学评论的层面来讲，把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讲似乎不太合适。引用书信“强化情绪”是作品层面的问题，而通过书信“宣泄情绪”既是作品层面又是作者层面的问题。但是，正因为这“情绪”是作者真实的情绪，是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是作者真性情的喷薄而出，才成为最能打动读者的文字，而“情绪”在作品层面得到强化之后，这种情绪才是来自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才显出此种情绪的广度和深度，而不仅仅是退居一隅，黯然神伤。由此，虚构和真实通过书信的引用获得了艺术上的统一，使得这部作品来自激情但又超越激情，不用技巧而匠心独具。而小说又通过书信告诉我们，“倾诉”和“对话”对现代都市人的灵魂自救真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是这样，李骏的《城市阴谋》当然就具有超越它本身的社会意义了。

附录二：以为自己获了奖的感言

（这里存在一个笑话。当时看到某杂志举办青春小说长篇大赛，便将这部长篇投过去。不久，组委会给我的回复的信息是“小说很棒，恭喜入围”。在初选出的二十部作品中，我看到评委的投票结果，《城市阴谋》名列第一，心窃喜之。我以为无论再怎么投，终选也会进入前三，所以当时很兴奋，就写了下面这个获奖感言（后来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时作为后记），兴冲冲的等待去领奖。因为奖金十万啊。可结果呢，杳无消息，终于名落孙山。从此，对于评奖，也不抱希望。评上不客气，评不上不生气。呵呵，呵呵呵）

长篇小说《城市阴谋》的“伪获奖”感言

这部长篇小说写于2000年，一晃时光过去十年了。十年中，仅有两个编辑当初看过此稿，他们都认为自杀的题材的太过敏感，是以让我觉得它写得不够好而闭关不出。其实我的小说主题除了自杀，重点反映的还是一些从小地方奔向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这一点犹如今天我们提到的“蚁族”，他们“宁愿要大城市的一张床，不要故乡的一幢房”，因而生存和奋斗都带有了苦涩。虽然十年间，这部小说一直苦恼地沉睡在我的电脑里，但十年过去，今天蚁族们的生存状态再一次证明，这部小说并未过时。因为十年前与十年后，对于这一庞大而特定的人群而言，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前一拔的蚁族有的离开了城市回到故乡，有的在城市里扎根功成名就，当然也有的选择了另外的沉浮与不归之路，比如小说中人物选择的那些道路；而今天的蚁族还在重复着我小说人物中的那些故事，这便令我觉得这部小说还存在的价值。它不是为写而写的，也不是应景而生的，而是我们检阅青春岁月时的一种现实照登。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十年前的我也曾像小说中的人物和今天的蚁族们一样，对前途是抱有希望与绝望交融的姿态，思想上既融入不了大城市，生存本身都很困难，心中却对未来仍然怀有一种不可测的期待。可以说，那时的心情与小说中的人物没有本质的不同，小说的有些片断就是亲历。因为觉得绝望而灰暗，所以像小说中人物一样，自杀的心情此起彼伏，并且几乎让我患上了忧郁症。但小说写完，当那些一个个在城市里奋斗的年轻人，在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最后走向不归路后，我忽然对人生豁然开朗，觉得无论你生活得怎样，首先得活着，活着才能看到未来，活着才能看到结果，活着才有机会选择奋斗。所以我感谢这部小说，将我从那种绝望与自杀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并在今天重新翻晒，让它得以重见天日。惟一不同的是，十年前我的写作状态是激越的、纯美的，而今天，生活已将我推向了另一个阶段，青春的岁月一去不返，美好的激情已经不再，而我对人世的思考已进入了另外一种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状态。感谢评委会，感谢《XX》杂志，感谢XX市委宣传部和XXX公司，让我今天得以站在这里，讲述十年前的蚁族与今天蚁族的别样生活，并且有着较为丰厚的奖金，使我得以减轻仍做房奴的压力，谢谢大家。

附录三：《长篇出版兼答忙问》（本文写于该书出版后，经常有人怪我不参加活动，写了几句在博客上回答他们）

长篇出版兼答“忙”问

经常有人问，你忙吗？我说，忙。问，忙什么？

我忽然回答不了。因为一年到头，在写个人总结时我不知道忙了些什么；而一天到晚，我也不知道忙忙碌碌的东西，有何深刻的意义。我也算得上是读书人，但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于不敢读报，每读完一张报纸，我便觉得时间被浪费掉了；后来，我也不敢在网上逗留过多的时间，觉得本来短促的时间被消费掉了；我还特别后悔看电视，觉得看那些垃圾剧还不如睡觉休息一下养精神。其实我大量的时间，则是“立足岗位作奉献”，用来写材料，起草或修改各种各样人们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文章。每天打开电子邮箱，被这些文章撑爆。领导讲话、言论短评、述职报告、工作总结、调研参考、演讲材料、新闻通讯、理论研讨、课题申报、表彰简报甚至于一些“同志哥”的检查，都出现“请修改指正”中。除干好本职份内之外，我不得不一一指正，因为许多人或许一年甚至一生中只求我办这一件事，特别是专家教授，我们一年要找他们多少次麻烦！再说出自于我的手中的任何一篇文字，我觉得一定要不负重托，把它完成好。因为完成不好，人们就说，这不是他的水平，他一定在敷衍呢。或者说，架子大了，请不动了。

这让我想起平时有些同志甚至朋友在我拒绝请吃时说，翅膀硬了，难找了。或是在我不喝酒时说，只和领导喝，不和大家同乐。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我在医院工作，白天要带各种各样托关系找来的人看病，在每个病人眼里，病都是大事，马虎不得，而有时一个病人要看几个科，要做各种各样的检查，要住院，要手术，有的病人还要看多个科室，多位专家。你不亲自带，显得不重视；不亲自去，专家也未必就都给面子；大医院看病难，人所共知，我天天还得去协调各种关系，平时关系处理不好，遇到有事再求人时不灵。等这些工作完了，还有大量的其它本职工作，要编排审核报纸，要撰写修改稿件，要参与材料的起草，要深入基层采访，要随同领导开会，要主导几个办公室的工作，只有晚上，才能静下心来“斧正”到深夜归家。我甚至只能在早上睁开眼时才能见到儿子。所以，在这个认为不应该得“痛风”病的年龄，我得了痛风；在这个不应该有这高那低的年纪，我这高那矮。

我想对朋友们说一句，我不参加饭局并不是不重视友谊，而是一是工作的确太忙，二是不能喝酒。三是我现在一身毛病，不能随便吃，何必浪费？我去每一个城市，不打扰你们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目前都是事业的爬坡期与上升期，人到中年的忙乱期与疲惫期，有些问题我能自己解决的自己解决，不能解决的想你们解决也会有困难，因此算了。其实我在心里记着大家，不因不见面就淡忘感情，不因时过境迁就忘掉既往。有事的时候，我还像当年那样两肋插刀，有困难的时候，如同往日那样尽力帮忙。还有我也是中国作协会员，或多或少算一个业余作家，有空还有点自留地要耕作，这不仅是一种习惯，也是安身立命的本钱。我从一个大山深处的农家之子奋斗到今天能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文字给我指明和铺平了道路。当然我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还得尽儿子和父亲的责任。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所以适当的逃离也是应该的。请大家理解，请各位高抬贵手，请朋友多送些疏菜少送肉，请同志们尽量有嘛别有病。谢谢，鞠躬。磕头。呵呵，呵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