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生成长而变异的故事

随着人生成长而变异的故事

一

我的记性似乎很好，但是似乎又很不好，因为我发现自己能记住很早以前的事情，然而每次回想起来却总有不一样的细节。

那一年，我很小（绝对没上幼儿园）。一个下雨的春暮/还是秋暮?（我只记得天色是暗的、而气温有些冷）？我跟爷爷在自家角门下看雨，角门外的胡同窄窄的，对面的土屋的山墙紧靠过来，把头顶的天空挤成一条缝。雨水在那条缝里哗哗地倾泻着。这时候，爷爷让我看，对面山墙上有几块砖头被雨水冲下来了……然后，爷爷手里就捉起来一条蛇，蛇的来源有时候是随那几块砖头一起掉下来的，有时候是在胡同里钻出来的；蛇的体量好像随着我的年龄长大而越来越小；唯一不变的是鲜红的颜色。我记得爷爷特意摆给我看，我吓得往后躲了一下，催着爷爷把蛇放走了——然后，有好几年，我一想起来就很强烈地后悔：我为什么不要爷爷拿这条蛇扔给我们家里的那条狗吃呢？！

再后来好多年我都不再记起这个故事。然后，等我再想起这个故事来的时候那种强烈的后悔顿时烟消云散了。

二

现在我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又想到了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后期写农民的小说。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都已经改变了风格了，而赵树理依然是写他切身接触到的形象。现在有人说那个时代的作家写正面形象往往“超前”了，立不住；而他们写的反面形象反倒更成功，因为可以真实地把传统小农意识最黑暗的东西刻画出来。那一批写手中，赵树理是少有的把正面形象也能写好的作家。

而对赵树理的评价也随着时间推移发生过变化。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记得有评论家说赵树理“没有达到时代顶峰”，因为他缺少把控时代发展脉络的理论修养——这个评论，怎么觉得就像我后悔没有“要爷爷拿这条蛇喂我们家里的那条狗”一样呢。呵呵，现在再看回去，赵树理的写作其实是立在一个顶尖位置的。

三

我想到赵树理，是因为昨晚下班路上王强老师给我听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大河奔流》。王老师说单田芳这部讲述东北近代史的书讲得好：他倒是经常要顺应官方的意识把张学良塑造成一个“英雄形象”，但是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评书中一幕幕真实的历史细节戳穿了他自己的形容词——王老师说单田芳这个人是下了硬功夫的，可不是一辈子只能讲师父口授的代代单传的那部书的艺人，比如他讲张作霖撤离北平的影响，引用当时纽约股市、《泰晤士报》、路透社报道等等的反应，其视野、其数据都不像是随意编造的。实际上，单田芳最优秀得高出同行的地方是他的真实。这个张将军的形象不失真实。

真实到最后，他由衷地赞美张学良的一个地方竟是该张将军的舞技，那是真心称赞。而对一个军人来说，这种称赞免不了让听众觉得不对味。这时候，智商、情商都一般的人像我忽然明白张学良晚年为什么坚决不回大陆了。——这时候，忽然又想到“我后悔没有要爷爷拿这条蛇喂我们家里的那条狗”的情景。我们对张学良的评价才刚刚开始转变。

不知道是谁说的——可能就是袁召起说的：每个人在人生里至少要活三次，才能活出本真的面目。

这个人生很值（或不值），好好活，起码把自已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