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导论

自从艾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接受美学的读者理论行世以来，人们看待文学的眼光已不仅仅局限于作家和作品，“文学”被视为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与批评，还包含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文学教养和时尚。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过程进行历时性的研究，就构成了文学史学。我理解的文学史学，首先是一门研究文学过程的学科。从这一意义上说，“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似乎是一个无谓的表述——难道还有不研究过程的文学史研究吗？显然，这里存在一个对“过程”的理解问题。

包括文学写作、传播、接受及影响各个环节的文学过程，在当代也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差别在于，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活动的一般过程，而文学史研究则关注文学活动的具体过程。小到一篇作品，大到一群作家、一代文学思潮，它们在特定时空中产生、发展、被记忆、被遗忘的经过，都是文学史研究的对象。然而问题是，当我们面对文学史上的具体时代时，并不是所有对象都为文学史的过程研究提供了可能。这让我想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科学和艺术三门学科在处理不同材料上的适应性的说明：

如果在某一方面的研究，其中材料碰巧不多，那么可能做到的一切便是考核和记录事实。如果材料多到不能一一列举，可是又没有多到不能一一观察的地步，那么阐明和制定法则的办法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必要的。如果材料多到不能胜数的程度，那么便只能采用、也只值得采用艺术创造和表现的所谓虚构的形式。（《历史研究》上册第57页）

这种说法实际是强调了研究对象的数量决定着人们的认知方式。就史学这一领域而言，我想同样也可以说，历史遗留物的多少决定了历史研究对待它的不同方式。资料稀少的上古，只能用详尽记录的考古方式，根据部分实物来对历史的原生态作些片断的、局部的推测；资料稍具规模又不太充分的中古，可以用综合、描述的方式对历史原生态进行整体性的认知，但可接近的事实的真实远少于结构的真实；资料过于丰富的近古，既可用档案式的详尽记载编织历史叙述，也可用抽象化、典型化的艺术表现揭示历史的深层本质。将这种观念移用于文学史研究，如果说研究先秦文学的有限文献更近于考古，那么六朝唐宋时代就正是一个资料稍具而又不太丰富的时代，有限的史料，无边的空白，诸多线索，诸多悬念，为学者的考证、解释和建构文学史叙述提供了适度的条件，但事实的充分究明仍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只有明清以后，丰富的历史记载几与档案相埒，而同时档案也最大限度地充实了历史记载，我们才得以从容揭开时间的帷幕，走进文学事件和文学史情境中去。明清两代丰富的文献材料为真正进入文学史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只要肯下功夫调查资料，我们完全有可能弄清一个文学现象、一个文学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一群人或一个人在某年月日的生活、言论和写作，这于文学史研究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文学史的过程不只意味着上述简单的事实，它包含文学史复杂的运动及其结果。在一般意义上说，文学史的过程分为内在的和外在的两个层面。内在的层面指文学观念、文学形式、文学风格以及艺术技巧的发展和演变，这是文学史运动的深层结构；外在的层面指创作、批评的概况，流派、思潮的消长，社会流通、阅读的时尚等内容，这是文学史运动的表面现象。在实际的文学史运动中，两者互动互涉，交相作用，但决不会绝对地同步。内在层面的重大变革或寓于平静的文学时代，而喧嚣的时代虽花样百出，底层或全无波澜。文学史研究就是要通过爬梳文献，对文学现象做一番整理、复原、剖析的工作，由点到面，由表及里，对文学史流变做一个全景式的观照，从而对文学史形成全面而深刻的认识。遗憾的是，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我们从来没有实现上述目标。主观方面认识角度和认识方法的局限姑且不谈，客观方面文献提供的认知可能也有个限度。在有限的材料面前，我们所有的见解都只能达到结构的真实，一接近过程的细节及因果关系，就只能停留在推测和假说的水平。

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研究领域唯有明清文学。只有面对明清时代，我们才能占有大量的作品，驱使浩瀚的典籍，迫近地观察各种复杂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考究其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使文学研究真正深入到文学活动的过程中去。这乃是明清文学对学者的特别恩赐，我们本应充分领受。然而由于观念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的明清文学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平面地诠释理论问题和评价作家作品的水平，没有充分利用文献的优厚条件，即便是古典文学中研究得最多的诗学也是如此。从各种文学批评通史到清代诗论的研究专著以及作家研究，学者们使用的文献，涉及的问题似乎总是那么多。也许对一个基础还比较薄弱，积累还比较少的研究领域，我们不应该过于苛求。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文献丰富的时代，如果一开始就不确立起进入过程的学术理念，那么我们的研究很可能会长期徘徊在一个肤浅的水平，不得深入。众所周知，古典诗学是一直处在动态发展中的，若不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把握其运动轨迹，就会遗失其具体语境下的所指，使历史上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丧失其丰富的内涵和实践意义。在戏曲小说及说唱文学等通俗文学的研究领域，由于资料缺乏，作家生平事迹不详，或作品年代难以考定，给历史过程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但诗学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丰富的别集、选集、总集和笔记、诗话为研究一个人、一个时代诗歌观念发展、变化的过程提供了充分的资料。有了这一条件，我们完全可以将理论问题还原到过程中去，使诗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命题呈现其建构过程和被理解、接受的历史，以丰富我们对诗学传统的认识。

（池北书库前太湖石为元张养浩故物）

本着这一宗旨，我对清代诗人和诗论家王渔洋的诗学作了一番“进入过程”的研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研究，因为我要将王渔洋的诗学历史化，在康熙朝诗学的总体背景下把握其理论的展开，通过王渔洋与清初诗坛重要人物的交往，王渔洋诗学与清初文学思潮的关系及对康熙朝诗学的影响，从不同侧面钩勒出康熙朝诗学的基本走向。我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1997年7月在日本九州大学作《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报告时曾初步提出，那就是“将理论问题历史化”，当时曾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推广到整个文学史研究，不仅理论问题，举凡风格问题、文体问题、艺术表现问题，也都应该而且可以历史化，历史化也就是进入文学史的过程。这种进入，触及的问题和层次都是难以预设的。经过本课题的研究，“过程”概念所辐射的问题点至少已呈示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作家交往和文学史阶段形成的具体过程。作家交往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往时代的有限资料只能提供一些作家交游线索，而明清文学史的丰富素材，足以让我们究明个别作家的交往对文学史演进方向及其阶段性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钱谦益为年轻的后辈王士禛撰诗序及《古诗赠王贻上》，许其与己代兴，俨然付之传法衣钵，后人也将两人的代兴视为清代文学史的一个阶段性标志。但这只是关于文坛盟主变更的外部观察，如果深入研究钱、王两人关系微妙的交往，细致分析王渔洋受牧斋的影响以及他在对严羽、《中州集》及明前后七子的评价上竭力与牧斋划清界线的努力，就能理解清诗不是在钱牧斋而是在王渔洋手中展现出自己的面貌，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的原因，从而确立明清之际文学史阶段划分的内在依据。

二．作家文学观念与文坛风会交互影响的过程。自从唐、宋两大诗学传统形成，对唐、宋诗的取舍、接受即“宗唐”、“宗宋”就成了后代诗人面临的重要问题。对唐诗、宋诗的选择不仅是趣味的表现，对唐宋诗的评价也不以其成就及影响为唯一标准，而往往与时代精神、诗坛风尚、个人生活经历、诗学修养甚至所接触的书籍等诸多因素有关。俞兆晟《渔洋诗话》序所引渔洋晚年对“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的回顾，在他本人不过意味着自己诗学所经历的不同阶段，但联系到清初诗风的嬗变来看，它就包含着一段曲折的诗史。康熙十五、十六年间，王渔洋大力提倡宋诗，给诗坛带来强烈的冲击。随着宋诗风的流行及其流弊的产生，坚守唐音者给予了猛烈批评，尤其是“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的指斥，令王渔洋十分不安。经过两年丁忧乡居读书，他冷静地反省了学唐、学宋的得失，对严羽诗论有所会心，不仅意识到宋诗的缺陷，也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体认了唐诗的精神。为扭转诗坛学宋诗带来的流弊，他改弦更张，通过编选唐诗来树立“直取性情，归之神韵”的诗歌观念。这种观念与其说源于对诗歌的终极理想，还不如说取决于诗歌发展的运会与诗家的师法策略，与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家的个人经历、书籍的流通等因素也都有关系。

三．选本在作家文学观念与时代文学思潮形成过程中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选本一直充任批评的角色，发挥淘汰的功能。也有像方回《瀛奎律髓》那样，欲以选本建立一个诗史序列，标举一种门户之见的，但像《唐贤三昧集》这样以遴选唐诗来树立一种诗美理想，并对一代诗学的主导倾向产生极大影响的选本却不多见。考察王渔洋选诗的经过与动机，检讨全书的选目，了解《唐贤三昧集》在当时的反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渔洋是如何以自觉的意识、缜密的计划、不懈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批评意图，并产生实际效果的。尤其是还原到它的历史语境，这一诗学个案更呈现出过程的生动性，不仅让我们看到选本如何承担批评的功能，并对当代创作产生影响的实例，更让我们理解《唐贤三昧集》在总结神韵论的核心思想，完成王渔洋诗学体系上的理论意义。在以前的时代，没有文献条件使这种研究成为可能，这是清代文学独有的恩宠，我们不应该不领受。

四．个人在文学史过程中的意义，发现新的文学史事件对过程认识的意义。文学史是由作家活动及其成果构成的，作家个人的文学史地位取决于他对文学史进程产生的影响。王渔洋不只是一位诗人，他还填词，他的词作和词论历来并不引人注目。当我试图从作家研究的角度考察王渔洋的填词和词论，排比了王渔洋词学活动的年表后，我惊异地发现，除了江左三大家吴梅村、龚鼎孳和曹溶外，王渔洋是清朝最早热衷于填词的词人之一，《阮亭诗余》里的作品主要作于顺治九年；后来他在扬州期间的填词，直接激发了一批词人的创作兴趣，遂开清代的填词风气；他与邹祗谟合选《倚声集》，则更影响了江南地区的填词。一个有意味的事实是，康熙四年陈维崧、朱彝尊开始步入词坛之际，恰是王渔洋抽身之时。于是他客观上就成了连接由明入清的三大家（吴伟业、龚鼎孳、曹溶）与陈（维崧）朱（彝尊）双雄的桥梁。他的词论则涉及了清代词学讨论的所有基本问题，在拨正云间词派的狭隘观念，重新确认词学传统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对南宋词的评价直接启发了阳羡词派和浙西词派的词学观。这些事实的浮现，责成我们从清初词坛的大背景上重新估量王渔洋词学的意义，而清词的发轫过程当然也就需要重新认识了。

五．理论命题的展开过程呈现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理论问题的历史化我认为是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必要步骤，一种学说如果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清楚的话，就根本谈不上对它做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古诗声调论是王渔洋诗学两大贡献之一，也是清代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著作。然而到现代，古诗声调论的问题几乎被学术界所忘却，众多的著作一直沉睡于故籍中，根本未被阅读。当我在深入发掘文献的基础上，初步钩勒出古诗声调论的流变，这一问题展开的历史过程同时就呈现为一个内在逻辑完整的理论过程：（1）前《声调谱》时代，清代以前古诗声调问题，基本未被讨论，（2）《声调谱》时代，王士禛、赵执信的反律化理论的提出与古诗声调论的草创，（3）续《声调谱》时代，乾隆学者的拾遗补阙与古诗声调论的传播，（4）后《声调谱》时代，嘉庆学者对规则的解释与古诗声调论的深化，（5）新《声调谱》时代，道光以后方法论的改造与仿律化理论的吊诡。与此同时，诗坛还另有一个反《声调谱》的谱系，显示出对古诗声调说的扬弃与超越。通过上述过程的初步描述，我们得以了解清代学者对古诗声调问题的各种立场，并由此反思清代诗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学术方式及其在学理上的迷误。

六．文学史过程展开的多侧面或者说影响到过程的多重因素。文学传统以经典化的方式影响文学史的进程。一个作家所读的书，不仅关系到他所受的传统的影响，也关系到他文学素养的形成和写作素材的来源。收藏和阅读书目的考察，在现代已成为作家传记研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明清两代藏书风气最浓，许多学者、作家都是著名的藏书家，但目前对文学与藏书的关系，尤其是作家藏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尚未见探讨。王渔洋不仅是清代声望最高的诗人，也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在作家的创作与藏书的关系问题上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个案。通过研究王渔洋作为藏书家的另一面，我发现藏书在他的文学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创作倾向、诗学研究、诗歌批评与藏书的关系至为密切。首先，他对宋元诗的认识就直接来源于藏书的阅读。清初宋元别集流传绝少，康熙八年王渔洋在清江榷署任职，冬闲无事，阅读韩愈、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虞集诸家诗，各题一绝句。这成为他以后提倡宋元诗的直接动因。其次，藏书是他研讨历代诗歌创作经验，开展诗歌批评，著书立说的材料和依据。他晚年编纂《五代诗话》，主要是利用自己在五代、两宋史传、说部方面的丰富藏书。晚年归田后，多读宋人说部，越发喜爱并用功于宋元诗，对宋代文学流变有了全盘认识，对宋诗的美学趣味也有了更深的体会，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七．充分注意文学史事件中的非文学因素对理解文学史过程的复杂性的意义。文学史的复杂性表现在它的进程是非线性、非决定性、无规律的，影响文学史进程，改变文学史发展路向的不仅是种种文学事件和文学因素，还有许多非文学事件和非文学因素。王渔洋和赵秋谷的矛盾是康熙诗坛引人注目的事件，有清一代评议者不一。今人论两家诗学，都倾向于认为其分歧在论诗主张和创作方法之异，而不是私人恩怨，门户之争，但我通过广讨文籍，得悉两人交往中的一些重要细节，弄清其始亲终疏之迹，基本判明王赵两人的恩怨主要起于性格、意气、名声等非文学观念方面的冲突，这些非文学的因素最后汇集到文学中，以文学批评的形式反映出来，就演成貌似文学观念之争的对立。“谈龙”之喻原只是个叙述结构的问题，但秋谷却借题发挥，将它曲解为有龙无龙、真龙假龙的问题，从而上升到诗歌创作主体性的高度，对渔洋诗歌创作的主体性缺失即“诗中无人”提出批评。后人不明就里，更引而申之，使两人论诗之争的真相越来越模糊。只有弄清此类文学事件背后的非文学因素，我们才能对文学事件的意义及文学史的进程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对文学史过程给予相对接近原生态的描述。

八．作品编集和传播介入文学史过程的特殊方式——伪书所传达的信息。从文献学的角度说，伪书毫无价值。但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说，伪书却可以成为话语分析的对象。伪书有时能传达许多关于作家的立场、知名度，作品的流行与影响方面的信息。乾隆二十年商丘陈淮尘定轩刊佚名编《渔洋诗则》一卷，分“渔洋论诗”、“杂论”、“古今乐府论”、“声调谱”四部分。“渔洋论诗”系据郎廷槐、刘大勤二家诗问改编而成，“杂录”系节录冯班《钝吟杂录》“正俗”，“古今乐府论”由冯班《古今乐府论》、《论乐府与钱颐仲》、《论歌行与叶祖德》三文拼凑而成，“声调谱”则取自赵执信之书，序言也是删节赵谱“论例”第一、二、四则而成，其必非王士禛著作而出于伪托可无疑问。从全书多采自冯班、赵执信两家著述来看，编者对冯班著作相当熟悉，或出于赵执信门下所造也未可知。就它本身内容来说，基本上没有理论价值，版本方面也无优势可言，但它却传达了渔洋诗学与冯班、赵执信诗学的一种内在联系，更显示出渔洋诗法、冯班乐府论、赵执信声调谱在康熙诗学中的突出地位。从这一点说，《渔洋诗则》透露了康熙诗学的基本流向及其影响乾隆以后诗学的一个侧面。

这样一些问题，当然不都是出于新鲜视角的、独到的观照。但类似的自觉意识的不断积累和整理，就会形成一种带有方法论色彩的系统的研究思路。中国文学的历史漫长而复杂，不同时代的文献资源为我们进入文学史过程提供了不同的条件，而明清两代的条件无疑是最优越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深入研究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为它提供一个忠实、细致而贴近历史语境的描述和诠释。这也许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价值、最有魅力的工作。

我所以选择王渔洋来尝试上述思路的实践，不光因为王渔洋是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更主要的是，他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这一点目前尚未被学术界清楚地意识到。王渔洋不仅以坚持不懈的写作留下数量丰富的诗歌作品，而且作为批评家和诗学家，撰著了令人瞩目的诗学理论著作。他处在明清文艺思潮和诗风的转型时期，以“神韵论”为核心，提出一整套诗学理论，将明代的单纯拟古转化、改造为深度的师古，并力求营构新的艺术风貌。他过人的才华和显赫的政治地位，使他继钱谦益后成为康熙一朝的文坛盟主，麾下集结了一大批优秀诗人，形成一个影响力持续到乾隆中叶的作家集团。他通过编选、评论、刊刻前代和当代的诗歌作品，撰写序跋、指授学生等形式，对康熙诗坛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康熙朝诗学是清代诗学正式展开的起点，也是清代诗学建构的理论基础，属于清代诗学的专门问题和独特视角都在康熙诗学中发生和确立，清代诗学的面目也由此形成。而这一切都与王渔洋诗学联系在一起。从大的方面说，清代诗学是在唐宋两大诗学传统的背景上展开的。由于王渔洋倡导而炽盛的宋诗风及其相关诗学论争，直接影响了从乾隆朝延续到光绪朝的唐宋诗之争。而王渔洋开创的古诗声调学研究及其系统、深化的过程也典型地体现了清代诗学的学术性。本书将王渔洋作为康熙朝诗学的核心人物，从他与一代盟主钱谦益的关系，与宋诗风的关系，与清代古诗声调学说的关系，与康熙朝诗学的殿军——赵执信的关系入手，探讨了渔洋诗学多方面的意义和影响。关于渔洋诗学的理论核心——神韵论，本书也联系康熙诗坛的理论背景，从《唐贤三昧集》的产生及影响阐述了它具体形成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渔洋词学也具有承前启后的开风气作用，并与诗学中的神韵论相辅相成；而他的藏书与康熙朝文学文献的流传情况则从另一方面影响到他的文学活动。

这些问题，孤立地看只是作家研究的具体问题，但联系到康熙诗学的演进过程来看，就显出复杂的背景意义。本稿之所以题作《王渔洋与康熙诗坛》而非《王渔洋研究》，正是着眼于超出个案研究的文学史意义。纵观学界现有的成果，以黄景进教授《王渔洋诗论之研究》等为代表的一批论著，已在阐释王渔洋诗学的理论内涵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有关王渔洋生平、创作和批评活动方面的资料尚有待于深入发掘，王渔洋与康熙朝诗学的关系还留有研究的余地。我经过广泛调查，搜集了大量的渔洋集外诗文和生平事迹、酬唱交游的资料，撰成《王渔洋事迹征略》一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渔洋生平、创作和批评活动的详细梳理，使一些新的问题浮现出来。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王渔洋诗学的阐释、评价，而且涉及到对康熙朝乃至整个清代诗学进程的重新估量。为此，我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对清初诗学的结构和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支撑那全景观照的基本视点就是本稿的结论。

原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