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寻踪: 邓伟志的“家庭社会学”和我的处女作
文/孙嘉明
我读大学的80年代初，有不少当时社会上的“学术大腕”任我们的课程老师，邓伟志是我的“家庭社会学”老师。记得当时邓老师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编辑，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关于家庭问题的文章，因此，学术界有相当影响。1981到1983年他受聘到当时的复旦大学分校教授“家庭社会学”课程。那时，由于社会学才刚刚恢复不久，还没有系统的“家庭社会学”的教材。因此，他上课的内容，有不少来自他的卡片和笔记。他在1978年开始就已经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关家庭社会学内容的编纂工作，因此，他的讲课提供了大量有关国内外的家庭研究的材料。包括古代文献中有关婚姻家庭的论述，中国先秦时期的《诗经》，雅典人和荷马的史诗对家庭的描绘等。他的“家庭社会学”课程还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的《母权论》；英国人种学家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这些著作论述了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婚姻与家庭形态的历史演变，家庭形态经历了由群婚、对偶婚、专偶婚到一夫一妻制等几个阶段。特别有印象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制和国家的起源》把家庭制度与社会制度统一起来考虑，阐明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家庭关系发展的特点。邓老师结合这些名著，分析了家庭制度，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家庭角色，家庭观念，家庭演化等，对我们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很有启发。
邓伟志是“复旦分校”恢复社会学专业后，在全国高校首位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的教授。他是安徽人，讲课时一口安徽口音，由于我进大学前在安徽一上海直属农埸工作过数年，因此还基本上能听懂。学生有听不懂的，他总是一副笑脸回答疑问，显得和蔼可亲。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学者，善于做学问; 然而，他兼课那段时间又是教授。因此，他既是学者又是教授，一边写，一边讲。那些年他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家庭社会学的文章，他的专著《家庭问题种种》就这样在1983年问世。这年正是他任我们“家庭社会学”课程的那年。那本书也成了中国重建社会学后的第一本“家庭社会学”专集，是家庭社会学学科恢复后最早的一部理论色彩较浓的社会学专著。
后来邓老师陆续出版了《婚姻史趣话》、《家庭面面观》、《中国家庭的演变》、《家庭的明天》等多种家庭社会学专著。记得在他任课期间，讲到有关恋爱婚姻那部分需要学生交一篇作业，我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递交了一篇“性格与恋爱”的课堂作业文章。邓老师阅卷后觉得挺满意，让我稍作修改发到当时的《大众心理》，并告知他已把我这篇课堂作业推荐给了那家杂志社。于是我的那篇短文意外的发表了（具体记不太清了，标题是“性格与恋爱”，用的是我的笔名），天呐，我还收到了生平第一次稿费呢！这成了我本科在读期间发表“处女作”（除千字短文外）！毕业后，我在这篇短文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在《上海青少年研究》杂志发表了“爱情、个性及其恋爱婚姻的调适”（1986年08-15）（点击左下栏的“阅读原文”或"Read more"可找到全文内容）。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复旦大学任教，我与邓老师仍然保持着联系。也曾去当时淮海中路他的府上拜望邓老师和师母。邓老师还曾教我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做卡片等。在他家里，我看到了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卡片盒，分门别类，放在类似于图书馆里的索引柜里，非常易于查找。他说，写文章有时就靠这些卡片，它们能给予灵感; 也可以把它们做为引用的材料。受邓老师的影响，我也在自己早年学术生涯阶段做了大量的卡片和剪报（后来则用电子文本代替）。那些年，我的研究兴趣从青年问题，到观念代差，每年都有不少文章发表，也确实得益于平时积累和整理的读书卡片和剪报。有些文章与邓老师同时发表在同一期的杂志上（如《当代青年研究》1992年第5 期）：
邓伟志后来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所国际政治室曾一度搞全球化研究。由于我在90年代也开始了全球化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些文章，因此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看法和思路。我曾去上海社科院与他谈及有关想法，交换观点。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开了一门公选课程“全球社会学”，并考虑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起草的《全球社会学》教材，也与邓老师谈及此课程和出书事宜。后来由于我出国访问留学，我把全部的课程大纲交由刘豪兴老师（此书当时已拟申报复旦出版社出版计划，因本人在国外而搁浅）。《全球社会学》出版一事在中断了若干年后，直到2006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邓伟志是学者、教授，同时又是社会贤达。他曾担任过中国民进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还担任过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学会会长等职。由于邓伟志时任民主党派领导等职，市有关部门给他安置了花园居所（泰兴路靠近新闸路）。邓老师搬到新居后，我也曾去他家看望他。那天约好了时间去他家，天太热他穿得很少，似乎还是在写文章，从卡片盒内查找资料。见到我来了，便招呼坐下。看他正忙，聊了一会，我便起身告辞了。那是我出国前最后一次与他见面。1996年那年，我在复旦大学申报副高需报送评审材料，其中需要校外的专家提供的评审意见。我找到了邓伟志老师，请他写一份签定。他欣然接受，几天后他把签定报告给了我。
专家签定意见：
“我阅读了孙嘉明同志在《社会学概论》所写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控制》两章，以及发表在复旦学报首篇的《”法人选择“还是”公共选择“》和发表在《社会科学》（上海）上的两文。我认为，从两章上，可以看出孙嘉明的理论功底是很深的，理论思维的能力是很强的。两章同全书的体系是协调的。写得也很完整。这说明作者已具备写概论和专著的水平。从两文上可以看出，作者能够把握时代脉络，善于捕捉热点问题。两文具有极强的现实感。两文都能做到观点材料统一，历史逻辑统一，提出的对策也有一定的可行性，富有指导性。因此，对照高教系列评审规定，我认为作者已达到副高条件。”
签定人：邓伟志（签名）盖章，职务：研究员。1996年1月23日。
1997年4月，我应纽约州一所大学的全球事务研究所（Global Affair Institute）的邀请，去美国访学。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有一段时间我还是保持着与邓老师的电话和书信联系。2008年，在我阔别了祖国十来年后，应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所杨雄的邀请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再次与邓老师相遇。他仍然精神矍铄，老当益壮。也得知邓伟志老师又将兴趣点转移到了知识社会学领域。据说他在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个提出了“学术生态”这个概念，提倡学术环境的宽容、宽厚、宽松。他的“学术生态论”、“家庭淡化论”、“淡化当官论”被学术界合称为“邓氏三论”，也被海内外报刊誉为“中国思想界的男子汉”。
今年的11月邓老将迎来他的七十八岁生日。至此，他的学术生涯也有近60个春秋。过半世纪的努力奋进使他在学术领域取得了辉煌成绩。他已经出版几十部专著，发表了数百篇学术文章。追忆往事，邓伟志老师对我毕生从事社会学学术生涯有着特殊的影响和特别的意义。也以此文表达对邓老华诞的祝贺，并遥祝他高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