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义 ◎ 姚黄魏紫,采撷几许
内容提要:台湾出版了本土学者第二部台湾现代诗史(1920—2018),刷新了此前两岸出版的台湾新诗史。肯定该书在主轴架构、强力叙述、语体风格等方面显出的鲜明特色,同时就现代文学史、诗歌史撰写的难缠问题,发表了个人的“另类”见解。
关键词:郑慧如 《台湾现代诗史》 主轴架构 强力叙述 语体风格
一
杨宗翰很早就挖苦台湾现代诗坛患有“诗史不孕症”,这一揶揄还真够残酷,却也披露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三十年,我们听到的净是些胎息微弱或难产消息。幸有大陆古继堂古远清,古道热肠,先后鼎力相助。【1】其间也有台湾自己的大咖奋力“接生”。【2】虽然,“两古”代庖多遭责备,可“破冰”之功不便简单抹杀。不过,既想“保本”国家话语,复望突破茫茫海雾,牵扯之难可想而知,有些“看走眼”在所难免。【3】而作为“第三者”张教授,本治文论,却以“局外人”身份插足,秉笔直书,在在是难为了他,这种敢蹚 “浑水”的勇气,尤为可嘉。【4】“不孕症”毕竟得到缓解,但认可度不太高,堆积的问题也不少。时间来到了“百年之际”,资料的积累、对象的遴选,基本盘面几近清晰,一个较佳的撰写节点,终于浮出水面。
回想九十年代的林燿德,当属难得人选。可惜天妒英才,林燿德只留下宏伟蓝图,留下“不连续史观”、“非进化论”、“多元并举”的思路。那么仙人逝后,谁是被召唤的来者呢? 2004年,孟樊与杨宗翰联袂登场。《台湾新诗史: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台湾新诗史:书写的构图》、《台湾现代史诗:批判的阅读》,作为前戏重锤,大有一番对台湾现代诗的知识体系、逻辑想象、阐释框架及叙述模式进行翻建的架势。【5】然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荦荦大著似在密云不雨中,可以想见,其间的曲折、坎坷与难度之大。
现在,我们只能转过身来打量郑著了。据说十年前一次会议,古远清一句“诛心之语”刺痛她,“拍案而起”绝地反扑。无需深究其心绪动机,只知十载寒窗,韬光韫玉,终成正果。
作为台湾学人,郑教授无须像大陆卷入繁多的“主流话语”“民间意识”“文艺路线” “文化大革命”“潜在写作”“主旋律”等一大堆意识形态负荷,似也不太顾及台湾内部自身的多角度反思,纠缠于后殖民史观、本土主义、现代性、地方族群,或福柯化路径,从而在相对单纯相对规整的清明语境里,避开“重写”与“正名”的折腾,直接面对文本“强攻”。
但是,时间、文本、距离、众说的多重压力,加上篇幅有限,往往叫撰写者苦不堪言。那么何以统揽全局,以独当一面的视野襟怀,把十里长廊的集贸市场,有效地装进篮子里呢?“简化”失当,变成敷衍;过分罗列,味同嚼蜡;一笔带过,未能透彻;犀牛望月,难以服众。所以诗歌史屡遭非议、微词比谁都大。对于可上可下、进阶升等者,稍失差池,可能啧啧烦言;对于撰写者,真是踌躇再三而举步维艰。
工欲利其器,必先固其心;器欲尽其能,必先得其法。庞杂的诗歌史撰写,除主打的综合类型外,允许各有侧重的入径。有侧重社会、地域、派系、社团的,有侧重思想、机制、问题、专题的,还有侧重比较、鉴赏、细节的……不一而足,从而构成互补互证的开放格局。
归拢多种路径写法,基本有两种,一种以钩沉、爬梳为已任、靠文献史料说话的“基建式”诗史,属于相对客观的中立呈现;一种是甄别、阐述、评断为主的“钻层”式史论,带有较重的主观性倾向。郑慧如显然在两者结合中倚重后者,其框架、体例,结构依此而行布局。以拍摄河流为喻,她是把打捞外部世界的工作,压缩、推远到对岸的分区时段中,而让晾晒在此岸的诗人文本聚焦为特写的风景。剔除观念先导,防范进化论作祟,在穷尽文本阅读的基架上,专注内形式要素。举凡立足点、通光量、推拉摇移、剪裁定格,皆循初心,自取门径。精调“光圈”,钩拉“景深”,爬罗剔抉,大含细入,主要有三。
二
“主轴架构”。
此前诗史,一般是内外兼修,双管齐下。郑氏深知,典律化才是诗史的终极目标,诗史当以诗人、文本为主轴。据此她抛开过往的主义、流派担纲,诗社诗体的“众声喧哗”,重新调整主次、轻重;用典律化结构置换诗的“文化实践”,即以最重要的、焦点的、主要的、学院的、其他的——若干级差的诗人“档次”——入主诗的系谱学。【6】既然诗史的主链条是以具有“范式”意义的诗人与文本锻接而成,故在“颠倒”的层面上反过来也可以成立:诗史上大大小小的诗事都宜“退居幕后”,围绕、咐丽于诗人文本,从事“服务性工作”。这样一来,抓住主要诗人及代表作,提纲挈领,可达事半功倍。
其最大好处是主角突出、标的集中;文本彰显、指陈剀切。不过,时代语境与事主双方相对隔开,多少得承担与诸多诗事“疏离”或融合度不够的风险。风险之外的改变是非常显著的:走出流水帐铺排,淡出思潮、主义的权重,削减运动、板块、刊物分量,郑慧如告别教科书的“平均值”,扼亢拊背,让现代诗人与文本的高峰、高原、高地各就各位,相互挺拔又相互映衬。有关诗坛的流变、论争、议题,多数删烦撮概,压缩到最低限度,以便腾出更多篇幅主攻津要。
在这样前提条件下,郑著信心满满指向诗史终极——诗人文本的评析与定位。在细读、比较基础上,结合相对共识与个人史识介入下给出了百人名单(开列阵容,分阶排行)。如同经由俱乐部长期考察、球迷公投,主教练拍板,由泰斗级诗人洛夫领衔,或联手余光中、罗门、杨牧、简政珍、陈义芝等一干主力,组成“明星队”,保证充分登场亮相时间,推出强势“中轴线”,一部诗歌史大抵可立住阵脚。
史料是阵脚的基础。胡适说:“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像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7】同时 “历史学不是单纯的史料堆砌,应当是事实的理论体系。”【8】故史料不是罗织清单,出具中药配方。史料需在史识统摄下进行提取、擦拭、甄别,方能从零散、混杂,甚或遮蔽、讹传、遗失中重新“复活”。
倚重诗人文本主轴,不等于轻慢史料。经女史巧手编织,尘封的档案,多了几分生机。如对超现实的梳理,是在充分的时间链条(1950年——1960年)展开中,对应十个环节,分别从最初黄用的“可望不可即”、商禽的自我否定,到余光中精妙的比喻“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再到洛夫似幻似真的实践,及至最后陈芳明小结,言简意赅、脉络清晰而令人信服。还有,在掌握、研究日据时代大量资料,兼顾其他研究成果,籍此坚持1920-1949三十年无须分期,主要理据是:无中文白话诗集、无专业诗人、无大量诗作者、无成长培养条件、无推进动力,从而推翻长期的固化流行观点。类似这样的一席之说,皆源自旁搜远绍,包括全书一千四百多个注释基本功,是值得信赖的。
从目迷五色的余光中资料中,郑著拎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见惯不怪的代词“自”,一个是用滥了的母题原型“家”。前者见出自持、自重、自强、自在、自期,从而自塑强大的自我,所以余诗大体意旨明确,音调郎朗。后者装进了才气豪气脾气、童心、痛与暖,才有祭酒的雅俗共赏与芬芳。从小处凿开豁口的做法,一直是郑氏的拿手好戏。
不依不饶的辨析,也是郑著评鉴的利器。对于公论中的“诗僧”,她坚持:佛禅的精神是空、无,而周梦蝶是情愛、我执;佛禅讲超脫、出离,周梦蝶讲忍情、投入;佛禅以无言言旨归,周梦蝶经常言无不尽。所以,她劝人们重新省思此前的定见,把公道还给“詩僧”。(p218) 这自是一家之言,但其锱铢必较的挑剔与较真,实属难得。
即便共识度较高的前行代向明,评述只有一千来字,且向明的诗风一贯朗健练达,无需什么旁征博引,但郑著仍脚踏实地,整整采撷10笔评论资料,一丝不苟加固了一个透明诗人的愈加透明。对中生代代诗人,同样力求擘肌分理,精准到位。像陈克华,以撩拨的性意象感应现实、以厌离的思维挑战禁忌、以诘问的内核凸显生命,给予相当结实的铆定。(p580-582)同时对“漏网”诗人、笠诗社的江自得;“失踪”多年、“无党籍”的苏白宇(白雨)也给予了义不容辞的追补。
对隔代新人,更不畏时间高悬而披沙剖璞。评鉴凌性杰:洞明事物而不撩拨黑暗,不挑逗丑恶,也不刻意宣扬美善,却仍然让人感觉作者的清明(p684);研判鲸向海:文字掌控弹性而灵巧,勾勒出肉欲赤裸而纯净,缅怀青春的笔触带着光辉;带着撕开伤口般的隐秘与羞涩;疗愈性、平衡感是他诗作两大特质(p688-690)。
谁说当代诗歌史应该缓写?固然未经充分沉淀的诗人文本、易出现高抬或贬抑的误判,众说纷纭常产生前后“夹击”的困扰,对象过于近前、无法充分展开也容易造成“短视”,但是,等待稳定的未来——永远是一条泥沙俱下的进行时大河,要等到猴年马月?我们总不能坐等一切尘埃落定,想清楚了再去做研究。这是一个没有完结,不断思考不断探索又不断质疑的过程(钱理群)。适时清理当下,有助于止住拖沓与遗忘,加大积累,何乐不为?关键还在于撰写者的细究能力与洞察能力是否卓异,避开短命的“过渡本”,不是没有可能。
“强力叙述”。
检验诗史的试金石是史家眼力:比如境界视域的高屋建瓴,思想图式的独到开掘,现象问题的深入阐发,脉络理路的洞幽烛微,经典文本的出色解读,重要诗人的精准定位……【9】史家眼力对诗人文本的洞穿,是直觉、理据、智慧的综合产物。或极具个人锋芒的“刺点”,或允执厥中的甄别,或力排众议的空谷足音,无不扛着“盖棺论定”的千钧之顶。史家眼力有两种。一种偏向“中立价值”,居多;一种维护“个人执念”,少见。所谓强力叙述,是充分施展个人话语权重,以鲜明的史识、视野、方法,直取对象。不瞻前顾后、不“温吞水”、不照顾平衡,带有较强个人化的独具只眼。
对于置顶诗人洛夫,她给出破天荒的容量,二万多字十项点赞:包括“语言魔术师”、“破除我执,反躬自笑,老而愈醇,淡然而苍茫”、“刚正、端直、骏爽”的风骨,特别能“管理风暴”的意象格局等,力避拾人牙慧。对于简政珍的意象思维,如数家珍:挑破昏沉,正言若反;富含学养又慧命深远;擅长抓取瞬间人生场景与内心调变;再三品味,是意象之间同异缝隙,以及缝隙里的留白、透明与可能性。对于杨牧格调的变迁,心领灵犀:从《水之湄》的轻缓挣扎、《花季》如染暗墨的凝虑,《灯船》的语言实验到《非渡集》的浮光掠影,杨牧完成了诗风的转型——没有长期潜心追踪,何来扼要断语?白灵的影响脉息,也仿佛指掌可取:《及时雨》的片段,颇有当年罗青的手眼;《1984》的节奏来自痖弦的《印度》身影;《双子星》的叙述、语气和题材与余光中《双人床》隐隐呼应;《黑洞》《大黄河》放大的声势,有罗门的习性(p530)——直怀疑郑姓悟空早派遣纳米机器人钻入白灵的肠胃里了。
强力叙述最体现在张健不受待见的“辩护书”上:张健 2500首诗作为当代诗人之冠,尤以短诗慧见敏捷擅胜,在未被“抬轿”的孤寂中默默耕耘,“无论质或量皆极可观”。其创作的狂狷精神(童心未泯的傻冒、未向潮流就范的骨气、不被规训的大胆尖新),委实是靠近“焦点”诗人的最佳人选(p297-305)。读了这段 “翻案文告”,让我们对张健刮目相看,相信随着时间推移,诗坛碑林还会因此侠义孤胆而平添一座浮雕呢。
而对诗坛大咖,则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因叶维廉的宏富诗学而放松作品要求:“千禧之后的叶维廉,实质问题是破碎的句子以及三弯四拐却总到不了目的地的敘述模式。而这类诗作,早在一九七○年代,已逐漸成为叶维廉诗的常态。”“叶维廉的诗仍显然缺乏情感色泽与魅力,不像其学术成就受到青睞”。(p278)几乎没有回旋商榷余地,但相信此番的击打不带任何个人恩怨,完全出自艺术的直觉与良知,也因此推翻了此前某些定论。
还有直面方群:“方群已出版6本诗集如同旷野,未营造出创作层次或高峰。”(p660)推心置腹,方群兄会不会惊出一身冷汗,搔头反思“平行”的岁月?再有直面孟樊:“孟樊的6本诗集,最大的特质是驯化。孟樊的每一本诗集,不论行文的语气、使用的语词,调性、结构等等,经常给人似曾相似之感。”(p650)孟樊兄接到冷酷的判决后,何当重启今后生路?
不过让人费解的是,肯定孟樊《台湾中生代诗人论》,却对其另外两部重要著述《当代台湾新诗理论》(1996)、《台湾后现代诗的理论与实际》(2004),几乎不予正面置喙,是不良斜视或有苦难言?看来,搦春秋之毫管,是需何等底气、学养,以及写作伦理的长期支撑,否则容易陷入瞻前顾后,避重就轻,隔靴搔痒。较之大陆照顾情面、反复权衡、和事求全,不啻一记提醒。
强力叙述与“中立”叙述是两种互补方式,很难分出轩轾。中立叙述避开过多评骘,客观冷静,怀抱“理解之同情”,力戒“一棍子插到底”,葆有足够大的弹性空间,以便受众与时间有机会共同“填充”,但欠缺锋利穿透,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强力叙述匪顾众议,“认准死理”,力排疑虑,追求明断,但有时剑走偏锋,也得偿付单边化的代价。
强力叙述贯穿郑著全程的文本领悟,穷追不舍的细读尤为突出。细读是郑慧如的长项:透过大量的细读打底,掌握创作历程的生成起灭,交错与贯串史观,留意各种风格形塑的背景,发掘可靠而未被发现的细节,凸显文本性与诗性。【10】凭借细读,她身轻如燕,穿堂入户。辨识非马的意念与意象的微妙关系,用蜻蜓复眼:“非马捕捉的意念只是假托一种情景来挑拨一点,而且点到为止。意念的比重经常高于意象,使得象为副而意为主,象为虚而意反而为主。”(p486)倘若没有对现代诗的腠理了如指掌,庖丁之手无法达到如此精度。
即使对刚出道不久的林婉瑜,也在众人熟视无睹的地方揪出四个“即使”下菜(即使不乏重复、即使未必内容、即使灵光一闪、即使以情为名),为新生代鸣锣开道。甚至尖细到连“问句”都不放过:简政珍的连续问句如同急管繁弦,相对别人的音乐性,它表达思考火花的乍裂,直接成全作品的张力,间接造成诗集不讨巧的卖相。(p451)短短不到三十字评点,就集合起问句的形象比喻、属性、比较、直接功能与间接效果五种。郑氏的针黹法,可以从这里窥见一二。
语体风格。
细读催长郑氏鲜明的语体风格。两者互为激发,相映成趣。那是一种缝纫机的针脚,不是宏大叙述的飞沙走石,铜琶铁板,而是边边角角都不放过的密不透风。深信郑慧如写过诗,深喑其中曲径隐幽,方体味语词的冒险、“灵魂的颠簸”。只有超强感受颖悟,才会移除人云亦云;只有坚持自我见地,才不会依样葫芦,随行就市。甚或在权威、前辈面前,丝毫不露怯意,落落大方,丁一卯二。
评洛夫演变:早期是擅长爆破,烟浓味呛;八十年代以后冷锅冷油、清蒸水煮;晚年云淡风轻,落叶纷飞——寥寥数语,化高头讲章为理解与想象的形象直观。评余光中气脉:“以清澈的语音带动延伸的语意,以音乐性强大的叙事方式补足意象缺口,贴心而靥耳。”(p172)——精致提纯的句群嵌入陌生化隽词,精湛而饱满。评李进文特点:李进文的轻,是自在、轻快、分享、明亮,是在看透网路朝生暮死的文字后,对大分子创作群的认知,是明白在啾啾乱鸣扰人清梦又无可逃遁的网路脉搏中,自己的走向与意义。(p478)——也并非全然华彩,在该出手时不忘钩思抉微。评唐捐面貌:“思绪如杂草,文字则骞涩用力”,“披盔戴甲,拉杂摧烧,不计毁誉而展现渣滓的光怪陆离”(p608)——批评的“丹蔻长指”,一下子掐住人家的人中,好不生疼。涉及杨佳娴的人格特质:热切明丽、火眼金睛、野心奔放、临渊走索、锋利耽美(p696)—— 转而采用四字格的传输带,涂点纵情恣意的润滑。
至此,清除了谨小慎微的泛论,维护“博采众评”后的画龙点睛。菱角分明,意气骏爽。郑氏在现代诗史的深溪峡谷、梨花枞树,嗅集蜜源,上下翩跹,均留下“巧密于精思”(顾恺之)的轨迹。带着固执的“刻薄”,也影随毗邻的“偏见”。
三
罗兰·巴特认定历史的叙述具有“不断被想象与修辞的性质”——他道出了一个“绝对真理”。纯客观是不可能的,在貌似公识、公允的“排序”中,总要被隐匿的暗器悄悄修理。而“诗史的构成绝无律法可循,律法无非是史家对史实的诠释”,所以诗史家的诠释便成了一种“具有霸权性格的典律”。【11】诚然,强力叙述不免带有霸权色彩,有优势也有缺陷,同理,“中立”叙述也有它的软肋与优点。每种叙述模式都有存在理由,在反复告诫尊重撰写者意志与方法的前提下,在下仍好为人师,罔顾蛙醯之见,聊作参考:
开宗明义,作者确立两个入选“基准”,一为“百行以上长诗”,二为“反散文化”。窃以为,前者作为体裁类型、后者作为文本内质,似乎在维度的统一性上有点摩擦。在笔者看来,诗歌史当以整体的“范式”意义为根本基准。范式意义意味着在百年诗史演化中,谁在诗风、诗派、诗体的“进化”中领衔——提供可资推进的文本 ——从思维、诗想、想象方式到意象、语词,及至格式、排列的发见与刷新,谁就独占鳌头,排名靠前。哪怕只开掘一种原型、命名,提供一种语调、节奏——的发见与刷新,均值得大书特书。事实上,作者主张的两个基准,基本上还是在“范式”意义的框架底下进行的。故作为“低”一个阶位的基准,实在应该让位给更高意义的“范式”,让它“一览众山小”地处理问题。毕竟“范式”意义超出“散文化”与“百行”范围,也更有能耐对付棘手的后现代。
长达2万3千字的洛夫专章(占全书二十分之一),堪称极为精彩的诗人专论。然而,诗歌史的主要职责不在极尽细读,而重在整体鉴识、综合评断。固然洛夫作为台湾头把交椅给予最惠待遇天公地道,但过犹不及则有失体例规范。毕竟,诗人专论与诗歌史的诗人论还是有所区别的,如何在大局上忍痛割舍,做出上佳平衡才是最好?相反,在处理“后现代”这一重大风潮时反显吝啬。按理,“后现代书写”空间大有用武之地,凭郑氏的膂力,有能耐应付裕如,不知为何一晃而过?让这一日益膨胀,且具相当可观的诠释天地,闭关缩水?
由于立场、趣味各异,人们对于入史的百人名单亦会各持己见。拿我来说,肯定会把“漏网”的管管、碧果全给补上。前者的老顽童、恶作剧和醉拳术十分罕见,后者把超现实的短裙穿成“抽屉”,放飞瓶子与犀牛(有别于“穿裤子的云”),剔除了委实不该;再次,笔者也想把周梦蝶升等到重要诗人档次,因为心灵的撕裂与挣扎用禅形式来做“掩护”,几乎独此一家,别无他店……。此外,对夏宇这头后现代的八脚章鱼,在“腹语术”与“粉红色噪音”之间推涛作浪,也需排难解颐;入选第二次“台湾十大诗人”的异数自有相当分量,却只花1千余字篇幅,恐怕是带着偏见。
转而思忖:撰写者一定不折不扣坚持她的立场、理念、尺度与体例,说服感化她决不可能;迄今为止,也没有读过她公开发表过的史观。但相信在许多方面笔者与她有不少共识,不过,差异显然存在——最主要的——应该是对后现代的取舍。她恪守的是古典、浪漫兼杂现代的“思无邪”,所以会把“正声雅韵”的防线扎住在诗与非诗的边缘,筑以意象基石,一旦“动乱”必“格杀勿论”。
譬如对陈黎者,她厉声喝道:“陈黎有许多肤浅的形式游戏,诗质单薄,却被票选为十大诗人;这是台湾现代诗坛极大的讽刺。”(p558)其实总体上看,除去某些过度符号化,陈黎杂糅多变,还是值得肯定的。质之,“不入法眼”的偏斜,盖因作者厚植古典情怀,不屑全球化袪魅之潮而固守底基所致。相比之下,笔者对后现代的理解则宽容多了,历来侧重“深度模式”也接受“平面”奇葩,所以才会出现上述歧见。想想,也是正常,再想想许顗《彦周诗话》所云:“人之于诗,嗜好去取,未始同也,强人使同己则不可,以己所见以俟后之人。” 【12】遂复归于坦然。
本质上说,这是台湾百年新诗的一个排行榜,带着郑氏印戳的排行榜,不同于古代“点将录”(张为《诗人主客图》、吕本中《江西诗派图》、刘宝书《诗家位业图》)——据流而依的“座次”,也区别于当代百晓生《诗坛英雄座次排行榜》(108人)的在场批发与戏谑,更具学术上的去芜存菁。要害的问题是,对非重点的一般优秀诗人如何做出最佳安顿。因篇幅管制,仅靠数百个字,确乎难逃蜻蜓点水、捉襟见肘的尴尬,那么,如何在紧缩容器中,一以当百地熔铸,在这方面,仍有一诺千金的提升空间。
新近,大陆胡亮出版《窥豹录》,同样精选当代99人大名单,每人亦千字规模,反复淬火锤炼,力透纸背,大有寸铁“杀人”之效,当可参鉴。【13】是的,每个研究者都有权发布自己的排行榜,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但最终只有经受时间与公众的淘洗,才能清楚谁的“金色权杖”拥有更多的含金量。
四
鉴于郑教授出色的文本内视力,2015年“教育部名栏”授予她“第二届现当代诗学研究奖”【14】,其内功,早就贯穿在此前两部专书中,《身体诗论》(2004)以身体为生命诗学的楔子,试图攻占“专题史”某一制高点,初征伊始实为“论”“史”结合打点前站;《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2010),围绕17位诗人论,在音乐、游戏、现实、伦理、自我、表演性格诸方面,继续砥砺锋刃、磨亮燧石,也是为着不久后的历史化进路夯实步点。
诗的多变繁复与史的浓缩简约是棘手的两难。对象的事实、文本的深度与撰写者的立场、理念一直处于无尽的博弈,洞见与盲视始终互为表里。为此,写作所需要的便不只是“求真”的崇高表达,还要有“求新”的务实考量。【15】笔者心目中理想化的文学史、诗歌史,因应维护公允的框架,排除诸多运动风潮带来的摇晃变数;心中明亮着稳定的评价尺度,化解众多矛盾与抵牾;坚定地以诗人文本为轴心,响应较高的价值刻度与美学公识度,面向典律化的圭臬推波助澜,在百舸争流的航渡上,避开本质主义和独断主义的漩涡,为后继者开启道路。
总之,将历史化的敏识目力(历史化过程之理解、同情)与历史感的“游标”(历史化过程的当代价值变动)交互为平衡的辩证,让诗性、诗质、诗感、诗美的大纛高扬于诗史的峰巅,不断滋养与丰富当代与未来的心灵。
叶燮在《原诗·内篇》曰:“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16】郑教授力排陈语平调,直言骨鲠,已然落成台湾诗学界一个“矫矫不群”(司空图)的重镇;规模体量、精研细度,均刷新了此前同类著述(含文学史称著的诗歌部分),为台湾现代诗的典律化交出了有效答案。
典律化的形成过程,诗评、诗史起了重要作用。前者通过具体阐释,后者通过估衡鉴定,无论作为文论或教科书,将大大影响社会与受众的看法,一俟为主流文化所认可,有望汇入整个诗学传统,成为其中一部分,所以为历来诗人与理想读者所看重。相信此份不世之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其中,主轴架构之所以值得推举,是因为以诗人文本为制导的撰写路径,最接近诗歌史的磁场与功能;强力叙述作为重要路径之一,是在穷尽“众说”基础上突出个人“另见”,乃具穿透性的春秋之笔;鲜亮的语体风格,从形制化的中规中矩的文堆里,脱逸出秀骨锦章,尤为难得。
源自史料、视域、趣味与风格、方法的诗歌史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诗歌史,都希望自己最后能开成颁发钻石证书的旗舰店,而人们总是在寻求最值得信赖的那一家,同时期待新的开张。有人会落选,有人会逢生,一如选本的起伏,会有“涨退”甚或“洄流”。但在正常生态下,诗歌史依靠史家与众人,齐心勠力,总会步步逼近理想化的典律。时间的滚动与磨蚀,无法指望一部诗歌史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相互补充、印证、质询,才是通往不断圆满完善的途径。因而,我们有充分理由翘望——下一部“姚黄魏紫”。
【1】“两古”专著见古继堂:《台湾新诗发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古远清:《台湾当代新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版。另独立成为专书的还有章亚昕:《二十世纪台湾诗歌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2】张双英:《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
【3】【4】古远清:《“诗史不孕症”终于有了治愈的希望——评台湾张双英的<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诗探索》2016年第3辑。
【5】王金城:《诗史重建:林燿德与杨宗翰的现代性诉求》,《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3期。
【6】可能为突出学院派而将“学院诗人”作为“单列”,但这就与有“位阶”性质划分的四种档次发生了摩擦。在属于评价性“最重要的——焦点的——主要的——其他的”谱系里,插入职业性的“学院诗人”,显得与前三个评价性的限定词有所偏差。或只能理解为“学院诗人”约等于“其他诗人”?或“学院诗人”夹在“主要的”与“其他的”诗人之间?
【7】胡适:《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胡适文集·3》,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5 页。
【8】[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中国史》,焦堃、瞿柘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320 页。
【9】陈仲义:《撰写新诗史的“多难”问题——兼及撰写中的“个人眼光”》,《江汉大学学报 》2006年第 2期。
【10】郑慧如:《当代汉语诗歌批评中的框架论述》,《江汉学术》2018年第5期。
【11】丁威仁:《台湾诗歌状况评论:诗史·诗社·诗潮·新世代》,《诗歌月刊》2005 年第 7 期。
【12】(宋)许顗:《彦周诗话》,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8页。
【13】参见胡亮:《窥豹录——当代诗的九十九张面孔》,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
【14】“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是入选教育部名栏建设工程唯一的诗学“独生子”,授奖词全文见《江汉学术》2016年第1期。
【15】汤拥华:《通向“后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写作》,《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16】叶燮等《原诗·一瓢诗话·说诗睟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5期
封面 台湾联经2019年9月版,734页,6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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