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影响有多远？
这个话题之所以值得被特殊对待，是因为它不但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影响力实在太大，是历朝历代永恒的憧憬、伤口和禁忌。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商鞅的人生。先看国籍：他是卫国人。
再看血统：他是卫国公孙，所以被称为公孙鞅。
再看名字：公孙鞅在离开祖国之后，别人提到他，有的依照血统叫他公孙鞅，有的依照国籍叫他卫鞅。后来他在秦国立功，受封商於十五邑，所以被称为商鞅，也被尊称为商君。
再看技能：商鞅专攻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在当时分化出两个方向：一是语言学、逻辑学的方向，商鞅没兴趣；二是管理学的方向，商鞅很精通。
商鞅的职业生涯是在国外展开的：先到魏国，“三家分晋”的那个魏国，做了魏国总理公叔痤的家臣，很受器重；公叔痤死后，商鞅离开魏国，去秦国谋求发展。当时秦孝公刚刚继位，广求天下人才，很想大展拳脚，为秦国实现复兴，商鞅的变法主张正中秦孝公下怀。
商鞅的一切变法主张，核心是两个字：耕战；目标是两个字：富强。
如果还要精炼一下的话，那么核心只有一个字：战；目标也只有一个字：强。
因为，耕是为了战，富是为了强。
商鞅变法迅速改变了秦国的国家面貌，把秦国成功引上了富强之路，为秦国将来吞并六国，建立统一的大秦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商鞅本人因为过于强硬的铁腕风格，在秦国结怨太多，以至于秦孝公刚死，商鞅就被政敌反扑，不但死无全尸，还连累全家都被杀了。
商鞅留下的文章被汇编成书，叫作《商君书》，其中也掺杂了其他法家人物的手笔。商鞅的重要智囊尸佼在商鞅死后到成都一带隐居，著书立说，写成一部《尸子》。
商鞅虽然被杀，但商鞅为秦国奠定的法治基础并没有人亡政息。秦国还会继续把商鞅路线发扬光大，把自己打造成让山东六国望而生畏的虎狼之邦。
商鞅变法堪称改革成功的经典案例，但吊诡的是，它反而让人畏惧改革。
历朝历代，即便到了晚清，国家各种积贫积弱，变法怎么看怎么势在必行，并且在已经实现了的若干项变法当中，效果就算不能说是立竿见影，至少也是肉眼可见，但保守势力为什么非要不依不饶呢？在保守势力当中不乏正人君子，他们的政治诉求很难说都是为了护住自己碗里的那块奶酪。他们也不都是食古不化、规行矩步的书呆子，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追溯到《资治通鉴》诞生的时代，北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内有积贫积弱，外有强敌环伺，搞一搞富国强兵的改革怎么就不应该呢？怎么大家的反应就像天要塌了一样呢？就算司马光那批老臣都是老顽固，到死也都是冥顽不化，但像苏轼、苏辙兄弟这种脑筋灵光的年轻新锐怎么也都跟在顽固派后面起哄呢？
当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循着历史的草蛇灰线，一路寻到商鞅那里。
商鞅带给世人最强烈的震撼是：富国强兵竟然并不很难，只要把激励机制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药到病除。这就意味着，作为管理者而言，无论治理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家公司，核心任务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设计一套激励机制。只要这套机制设计得好，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被这套机制自动驱赶到你想把他们驱赶到的地方。
比如通用电气公司发明过一个很流行的末位淘汰制，杰克·韦尔奇称之为“如何建立一个伟大组织的全部秘密”。这个秘密很有数学上的简洁之美，简言之就是在每一个考核期间内，把业绩倒数的10%的人员果断淘汰。这很残酷，也很高效。
这个管理秘方就像商鞅的耕战政策一样简洁而高效，也一样遭到了无数人的口诛笔伐。现代人如果想对商鞅变法有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可以去那些实行末位淘汰制的公司上一年班。
其实我们真的很有必要从公司模式来理解古代社会的国家模式。如果一个国家只是一家营利性组织的话，目标也就很简单了，无非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谁的利益？
答案很明显：谁拥有这个国家，就是谁的利益。
早在宗法时代，国家的所有者要涵盖各个等级的贵族，而随着宗法纽带解体和集权模式的成型，国家的所有者越变越少。到了战国时代，一个国家的全部所有者基本就是国君和很少量的元老贵族。那么以秦国为例，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对于秦国的大股东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是活下来，保全家业。保全家业的办法是什么呢？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只有把对手都消灭掉，自己获得垄断地位，才是最安全的，当然也是最有利的。这和自由市场里边公司之间的竞争思路一模一样。
公司要想保持竞争力，必须找到一个推动公司运行的动力澎湃的发动机。
在这一点上，商鞅设计的发动机就是战争——让战争推动一切，让一切为战争服务。所以我们看到，秦国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都围绕着战争进行，为战争提供保障，同时也被战争调动起来活力，各种内部矛盾都很容易在对外战争带来的紧张气氛里不必特意处理就自行消解。整个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每一个国民都是这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分支，叫作战争经济学，而如果为这个细分领域供奉一位祖师爷的话，商鞅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选。
商鞅还把秦国国民变成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只知道种田、打仗、赚取相应的提成，对至亲骨肉横眉冷对，对顶头上司无限盲从。所以，秦国人很容易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太让管理者省心了。
今天我们依然很容易看到，人的知识、见识水平越高，达成共识的难度就越大。比如阅读趣味，中学生从来都是高度一致的，照着排行榜买书、看书；博士生就各有各的偏好，你看你的书，我看我的书；到了博导这个层次，排行榜就毫无参考价值可言了。我们必须想到古代没有广播、电视、报纸，大国要想塑造全民的国家认同感，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做加法不如做减法，兴办教育不如打击教育。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致力于把天下变成文化荒漠，成效斐然。如果秦朝可以长治久安的话，或者汉朝百分百做到“汉承秦制”，继承秦朝的文化政策的话，中国很可能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偏偏汉朝为了证明自家政权的正当性，在容易做的地方总想刻意和秦朝相反，所以努力去搞文化重建工作，而文化一旦重新生出萌芽，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文化自觉，再想搞愚民政策就不容易了。
文化自觉同时也是人的自觉，人会因为文化的缘故，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不是螺丝钉。得到官方认可的儒家学术又偏偏很会强调人的共情能力，各种推己及人。所以当社会再需要富国强兵的时候，人们难免担心富国强兵的代价会不会是“人将不人”，牺牲全体国民的人性，为少数人谋福利。这时候再回顾商鞅变法，会觉得这一剂猛药虽然确实让秦国野蛮生长，但以秦朝这样的大帝国竟然两代人就亡了国，真是前所未有，触目惊心。这该怪谁呢？显然要怪商庸医乱用虎狼药。这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答案，也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答案。因此后世中国历史，改革变得让人畏惧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