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清：《天津红学史稿》
该书系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而成，其出版对推动地域红学的系统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书末附录的“天津红学史事系年”可看作天津红学的大事记，对广大读者了解天津红学历史演变概貌提供了极大便利。全书将天津文化元素与《红楼梦》交融研究，可视为当代红学中倡导文献、文本、文化融通创新理论的付诸实践。
该书还透视了作为曲艺之乡的天津，《红楼梦》在俗文化领域的接受与传播，同时对学界尚有争议的天津新发现庚寅本《石头记》以及水西庄与大观园关系进行分析评价，持论均较为客观公允。
序一 地域红学史的开创之作 赵建忠
序二 红学开肇域 沃壤树新枝 王振良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津沽文化博览
第二节 天津是红学的沃壤
第二章 天津红学的产生与发展(1840—1954)
第一节 近代天津红学概说
第二节 天津红学遗存的发掘与发现
第三节 红学在天津的近代研究
第四节 红楼文化在天津的近代传播
第三章 天津红学的曲折前行(1955—1978)
第一节 现代天津红学概说
第二节 批俞评红运动前后的天津红学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天津红学
第四节 周汝昌对《红楼梦》版本研究的贡献
第五节 红楼文化在天津的现代传播
第四章 新时期天津红学的全面繁荣(1978—)
第一节 新时期天津红学巡礼
第二节 周汝昌的晚年辉煌及“悟证法”引来的争议
第三节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寅本)》的发现与研究
第四节 大观园原型“水西庄说”述评
第五节 《红楼梦》续书的创作与研究
第六节 赵建忠的红学研究与红学活动
第七节 新时期天津红学群星谱
第八节 红楼文化在天津的当代传播
第五章 天津的红学组织、红学期刊与红学活动
第一节 红学组织
第二节 红学刊物
第三节 重要红学活动
附录一 天津红学史事系年(1684—2021)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赵建忠
天津红学史源远流长，与《红楼梦》有关的文献、文物、文本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实绩，如曹寅记载曹雪芹家“受田”宝坻以及他与诗人王煐往来的文献发掘，还有天津文物部门收藏的曹寅“自书诗扇面”以及早期红学人物明义书札的发现等。晚清李庆辰的《评梦呓话》与上世纪20年代末张笑侠的《读红楼梦笔记》，则是针对《红楼梦》文本的评点。
棠棣出版社版《红楼梦新证》
新中国成立之际，周汝昌以《红楼梦新证》独占鳌头，成为天津走向全国的一代红学巨匠；新时期以来，天津红学又出现了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叶嘉莹发表了《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失谈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心态》。
红学资料方面的整理，有朱一玄编《红楼梦脂评校录》，还有影印出版的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编《庚寅本石头记》、王振良编《民国红学要籍汇刊》、王焱编《古本红楼梦传奇二种（附散套）》等。
任少东对乾隆年间苕溪渔隐所见石头记旧抄本的发现及研究、林骅对《红楼梦》版本史上重要人物程伟元佚诗的发现及解读，都引起了红学界的关注。还有郑铁生的《红楼梦叙事结构》、韩吉辰的《红楼寻梦水西庄》以及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出版的《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南市街红学会编印的《津沽红楼》等，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天津红学研究的成果。
本人近年主编的《天津<红楼梦>与古典文学论丛》，收录了新时期以来天津老中青三代学人取得的红学成果，包括宁宗一的《走进心灵深处的〈红楼梦〉》、陈洪的《红楼内外看稗田》、赵建忠的《畸轩谭红》、鲁德才的《红楼梦——说书体小说向小说化小说转型》、滕云的《〈红楼梦〉论说及其他》、李厚基的《〈红楼梦〉与明清小说研究》、汪道伦的《〈红楼梦〉与史传文学》、孙玉蓉的《荣辱毁誉之间——纵谈俞平伯与〈红楼梦〉》、孙勇进与张昊苏合著的《文学·文献·方法——“红学”路径及其他》以及罗文华的《红楼与中华名物谭》。这套论丛是对天津地区《红楼梦》与古典小说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编纂，基本代表了天津该领域学人研究的总体水平，反映出天津《红楼梦》与古典小说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努力方向。
《天津红楼梦与古典文学论丛》，赵建忠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天津红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的作者林海清曾师从我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史稿”系其博士论文修改扩充后的正式出版。
我认为“史稿”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肯定：
一、“史稿”属于开创之作，目前全国尚无同类专著。
“史稿”的出版，无疑对地域红学的系统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倘若各地的红学史研究者勠力同心，都采用这种“钻井式”的，或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倡导的“窄而深”的研究，那么地域红学的研究肯定会呈现出新面貌。
一般来说，地方文史学者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去系统梳理、深入挖掘乡邦文化，窃以为比那些浮光掠影、大而无当式的空泛论著更有含金量。“史稿”书末附录的“天津红学史事系年”，采用史家“编年体”的同时又打破时空，可看作天津红学的大事记表，为广大读者了解天津红学历史的演变概貌提供了极大便利。
二、“史稿”将天津文化元素与《红楼梦》交融研究。
众所周知，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建卫历史不过600多年，却形成了雅文化、洋文化、俗文化的丰富文化形态，“史稿”就《红楼梦》与这三种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阐述。重视文化研究，是天津红学研究的传统特色。宏观而论，“史稿”也可视为是将当代红学中倡导文献、文本、文化融通创新的理论付诸实践。
《红楼梦资料汇编》
就个案研究言，“史稿”透视了作为曲艺之乡的天津对《红楼梦》俗文化的接受与传播，如韩小窗“卫子弟书”，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京韵大鼓”等，还分别延伸到昆曲、京剧、评剧、梆子、相声等领域。
三、文化的多元也反映出天津人的大气包容。“史稿”对学界尚有争议的天津新发现的庚寅本《石头记》以及水西庄与大观园关系的分析评价，持论均客观公允。不同观点的争鸣属于学术增长进程中的正常现象。
真理是相对的，没有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只有无限接近真理的可能，后来的研究者总会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更接近情理的新结论。一个学人、一个学派，能看到其他学人、其他学术流派的闪光点，同时通过对照去冷静反观自身的学术困境，是学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当然，林海清的这部专著还有不足之处。如“史稿”虽对天津《大公报》中关于《红楼梦》的文章进行了梳理，但对其它涉及《红楼梦》的近代天津报刊，如《庸报》《益世报》等的系统发掘仍不够深入。
“史稿”结构的安排形式上看似统一，但细究会发现个别章节文字有不够贯通之处。原因是著作中嵌入几篇已发表的论文，就很难保持行文的流畅。然这部专著既称“史稿”，就需要不断完善。
《聚红厅谭红》，赵建忠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版
海清属于天津红学研究队伍中的年轻学人，学术上尚有提升的空间，未来任重道远。他在博士毕业前后已在业内颇有影响的《明清小说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过学术论文，在国内一些大型学术会议上作过重点发言，产生了良好反响。
对青年学人应严格要求，但也要帮助，首届“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和“新世纪海峡两岸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都是在天津举行的。我期望海清能不断进取，与天津年轻的红学研究者一道，再创天津红学研究的辉煌。
辛丑新正草于聚红厅
王振良
人文学术，贵在有新，不但需要新解析、新材料、新话题、新实践、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新思想，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新人。在新人的眼里，往往没有规矩，没有藩篱，也没有定论，没有权威，更没有独断，没有一尊。没有了所有的条条框框，才有了真正出新的可能。
林海清博士的《天津红学史稿》，即是一部新人耳目的著述。我与此书之成微有渊源，以故应邀作下这篇文字。
《稗谈书影录》
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时，我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小说史，痴迷于购藏各种古代小说及研究著作。后来兴趣发生转移，将更多精力投到天津历史文化方面。而原来的兴趣呢，一时半会儿也难以放下，就有了拙作《稗谈书影录》。
然中国古有“不搏二兔”之训，身跨两个领域终非长久之计，结果就在我纠结的过程中，竟然发现一个“二兔”的交叉地带——小说与天津。
天津虽非“小说大省”，然而清代乾隆以降，漕盐二业鼎盛，经济社会繁荣，出版印刷发达，文化以此日丰。特别是水陆枢纽的特点，使天津这座城市与诸多小说作品结缘，无论是古代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还是现代的通俗小说和新文学小说，都留有天津本土作家的印迹。
即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论，也都与天津或深或浅地关联着——蓟州有水浒故事传说，有扈家庄、快活林及翠屏山遗迹；曹操北征乌桓用兵幽冀，与其子曹丕留痕蓟州盘山；《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运河行舟，存有关于杨柳青的吟咏；至于《红楼梦》，大观园与水西庄的关系，曹寅家族与宝坻的渊源，则是红学史上的热门话题。
十余年来我冗事未绝，自感已无力完成当年设想。今海清博士慧眼匠心，走上这样的研究之路，而且开途辟径，广浚深挖，我自然是乐观其成。
《民国红学要籍汇刊》
梳理《红楼梦》与天津的关系，会发现在红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庋藏、续写、改编、演出，还是吟咏、评点、考证、传播，乃至曹学、脂学、探佚学及所谓秦学等，天津红学均有可圈可点或助澜推波之处。
尤其令红学中人青眼的是，地处海下斥卤之滨的津南古镇咸水沽，还哺育出一代红学巨匠周汝昌先生。正是天津这样的红学沃壤，才催生了海清博士的《天津红学史稿》。粗略捧读之下，我们认为全书至少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开创地域性红学史写作先河。
地域性红学研究出现较早，在红楼梦方言研究、曹雪芹家族研究、大观园原型研究等方面体现得都比较明显。但地域性红学史的撰述，海清博士无疑有辟土之功。这种草创说来简单，但真正考索研讨并推出专著，既需要超前的眼光，也需要践行的勇气，还需要扎实的学识，尤其是对地域文化的深刻认识。
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天津红学史的问世才有了可能。记得将近十年前，我读过海清博士关于天津与韩国文化交流的篇什，虽然文章还略显稚嫩，但却颇能看出他的识见与才情，这也是他后来师从赵建忠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并肆力研读天津红学的基础。
《天津红学史稿》的主体是第二、三、四章，纵向对三个时期天津红学的发展进行了论述——天津红学的产生与发展（1840—1954）、天津红学的曲折前行（1955—1978）、新时期天津红学的全面繁荣（1978年以后）。
这样一种分期方法，充分考虑了天津红学的发展实际，而没有完全胶着于政治之更迭，故也可视作地域性红学史的新意与特色。
二是基础文献资料网罗宏富。
除却相对易见的传统文献，《天津红学史稿》还爬梳了丰赡的稀见资料。流传不广的红学著述，发掘尚少的报刊篇章，乃至博物馆的文物、私家的收藏品和艺术品，都被灵活运用到全书论述之中。
这部红学史稿虽然局限于天津地域，但却旁及红学史上各个领域的问题，譬如题咏、评点、索隐、考据诸派别，在天津均有各自的生动表现。
天津有关《红楼梦》的文艺作品，更是层出不穷，收藏、出版、改编、生产、制作，花样可谓繁多。海清博士的研究也由此及彼，或因源循流，或以流溯源，延伸到京剧、评剧、梆子、昆曲、相声、子弟书暨年画、泥人、风筝、刻砖等艺术领域。
当然，本书并非漫无边际地兼收并蓄，而是博采约取，选择最有学术意义的点，以此服务于天津红学史的建构。譬如红楼题材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门类多，而且项目杂，书中重点论述的只有泥人张彩塑、杨柳青年画、面塑、刻砖，其他如微缩模型、工艺葫芦、风筝、刻瓷、剪纸、糖人等均简单带过。这种论述策略的轻重选择，很好地呼应了天津工艺美术的地域特色。
此外，书后所附《天津红学史事系年》，也体现了本书资料丰富的特点。
三是学术研究视野广博开阔。
《天津红学史稿》的内容色彩纷繁，瑰丽奇诡，除开红楼学人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红楼文化的多向性传播。红学赖以生存而且成为显学的基础，不仅是作为小说文本的研究，或者作为文学产品的研究，而且还包括作为文化现象的研究，而红楼现象已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每个毛孔。
没有红楼文化的现象级传播，单纯的文本的或文学的研究考证，必然囿于纸上谈兵，这固然也有学术的价值，但却殊乏社会的意义。
天津红学史发展的三个阶段，都置有红楼文化传播专节，亦可见海清博士对此问题的重视。而红楼文化在天津的传播为何如此突出？这就与天津城市发展的特点密切相关了——天津元代以来作为漕运枢纽，水陆码头，文化的市民性特点非常突出，给戏剧和曲艺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空间。
本书契合天津文化的这一特点，有关红楼戏曲和红楼曲艺的论述十分突出。所有这些文字的呈现，都可看出作者的学术眼光和知识储备。
当然，作为学术的处女作，享受荣誉的同时，也要经受批评。《天津红学史稿》需要完善的空间，这里择要也谈三点。
一是作为地域性红学史著的草创，眼光未及或论述不周之处在所难免。
虽有全国性红学史著可供参照，但时空范围极度缩减至“天津”之后，必然造成研究对象的迁易，生搬硬套必然胶柱鼓瑟，因此论述内容的择取、篇章结构的协调、学术逻辑的关联，乃至理论框架的设计，仍然需要另起炉灶重新梳理。以个人之力构建全新的天津红学之厦，力有未逮是一种必然，这点无须讳言。
二是资料搜集还能更多拓展。天津戏曲中的红楼戏，可根据各种戏曲目录广为钩沉。文人辞章虽然已有涉及，但须放眼于《大公报》外的《益世报》《庸报》《天津商报》等，乃至各类散存的民间文献，诸如武侠小说作家白羽的“红学研究”系列文章，静海翰林诗人高潜的《红楼梦金陵十二钗题咏》等，都宜纳入研究范围。
即使是《大公报》中的谭红文字，也有深入探讨的余地。其他如天津的花神庙大街、曹家胡同及曹雪芹避难水西庄传说等，也均有一定的考索价值。
另外，《今晚报》作为天津影响力最大的报纸，1984年创刊以来寄情红学，曾为周汝昌、王蒙、刘心武、欧阳健等红学家开过专栏；而且欧阳健肇启的《灯下谭红》专栏，至今仍坚持每周刊载一期，这在全国报纸中也是独树一帜的，我们认为亦应关注。
天津杨柳青年画《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还有土默热红学，煞有介事地探讨了《红楼梦》与天津盘山的关系，虽然已成学术笑柄，似乎也可作批评式观照。
在累积资料的基础上，还可以完善《天津红学史事系年》，同时编制《天津红学著述提要》《天津红学文章解题》《天津红学人物小传》等附录。
三是学术视域和学术判断尚需深化。
周祜昌、周汝昌兄弟合著有《石头记鉴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红楼真本——蒙府·戚序·南图三本〈石头记〉之特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石头记会真》（海燕出版社，2004年），而且周祜昌尽皆署名在前，仅此他就无愧红学家称号。愚见即使不为周祜昌设置专节，至少亦应该集中论述。
还有王叔晖、杨德树、彭连熙、王万庆等当代画家，所绘均属国画范畴，放到工艺美术部分来谈，也不尽合乎情理。
综合以上观察，本书的优点也伴生着不足。内容涉猎既广且博，很多地方却点到为止，造成具体评介未能深入，这对史著来说当然是种缺憾。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史的概念，厘清史的线索，考量史的轻重，评判史的价值，应是《天津红学史稿》今后完善的重点。
《红楼梦人物谱》
好在海清博士也仅将其视作“史稿”，而且他还足够年轻，有充裕时间来深化打磨。我们期待他能撰写出更加完备的天津红学史。
这里还想说几句不闲的闲话。中国传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考据之学，至今仍是学术的利器，至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如此。把考据学的基础打好，才可能吸纳外来的理论，才可能融会贯通，才可能进行思考和创新。
我们不妨借用一下王国维的手段，将学术创新也归纳为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新解析、新材料、新话题；第二境界是新实践、新视角、新观点；第三境界是新方法、新理论、新思想。有了新解析、新材料、新话题，才可能激发出新实践、新视角、新观点，才可能升华为新方法、新理论、新思想。
学界中人多数都是常人，学术创新一般只能停留在第一或第二境界，但也为学术提供了新的东西，不是反刍别人嚼过的馍。能把学术创新上升到第三境界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诸多所谓大家乃至大师，真正做到的也不多。即使炮制出所谓新方法、新理论、新思想，也多是一种学术包装，新瓶旧酒，不过原来的滋味。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
故治学者最好能正确认识自己，在学术创新方面不疾不徐，甘于做好基础性工作，即使停留在前两个境界，但于后来者仍是绕不过去的存在，这样的学术研究反倒可能留痕，甚至无意之间进入第三境界。
经过20世纪80代西方现代思潮的引进，90年代中国学术进行了轰轰烈烈地创新，自此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批评甚嚣尘上。
以我熟悉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为例，当时产生了大量中国传统内核饰以西方现代装潢的“两层皮”学问，而今能被后学记住且引用者实在寥寥。倒是坚守文献学、考据学的，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物，至今仍多有活力；即使某些具体结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其学术理路和考据方法仍能给人以启发。
学术贵新，是本质的新，不是刻意包装的新。只要是真正出新，即使无法上升到学术创新的第三境界，但仍能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不论哪个境界的学术创新，必然会伴有瑕疵的存在。因此，我极赞同熊十力先生的观点，他在批评青年徐复观时认为，看书要看创新之处，缺点不管他就是了。
《熊十力全集》
这其实也应该是学术批评的基本原则，评价一部学术著作的优劣，应主要看它为学术提供了哪些新意，只要有创新就是进步，就是可贵，就是对学术的贡献，就应该予以肯定。对于不足之处，可以建设性地批评和帮助。
可在当今学术批评领域，除了对功成名就者的无原则吹捧，剩下的就是对学术新人的有意识棒杀——评论者常置身道德高地指三道四，吹毛求疵，这种批评不能说完全不对，但缺乏善意的一大后果，就是扼杀了年轻人的创新能力，对学术研究有害无利。
由此，我们回头再看海清博士这部《天津红学史稿》，缺点固然存在，创新更是多有，这也是我愿意撰文推荐之初衷。
天津城市历史肇端较晚，素来被视为文化荒漠，近代以降虽有所改变，也往往被指认为俗文化的渊薮，很难登上正统的台面——不但外埠人这样认为，而且天津人自己也颇认同。这一糟糕的习惯性认知，新世纪以来虽然逐渐打破，但天津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如何突围，如何真正确立自身地位，还需要更多的艰辛努力。
海清博士学术潜力不小，未来让人期待。现在他不避荆棘，不畏险阻，在天津这片红学沃壤精耕细耘，虽然仅及天津文化的一角，但无疑也会唤醒红学中人，藉此对天津文化重新进行审视。这点看似微末，其实体现了《天津红学史稿》在文化层面上的特殊意义。
天津杨柳青年画红楼梦怡红院
以上略述己见，为《天津红学史稿》的出版贺，为天津文化研究的突破贺，也为天津城市增光添色贺！我们也冀望海清博士继续深耕，把天津红学史这束初绽新枝培植成为参天大！
庚子除夕之日草定于沽上饱蠹斋北窗之下
深夜的灯光下，当敲完“史稿”的最后一个字符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眼望窗外明月皎皎，星河灿烂，好一个静谧的不夜天。
“史稿”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拓展而成的，如果从开始酝酿算起，到如今已经历了整整六载的漫长春秋。记得当年以赵建忠老师为首的导师组根据我底子薄、不惜力的特点，认为这个题目“有的可写”“下点儿笨工夫”可以完成，帮我敲定了选题。
我谨遵师命，在繁重的日常工作之余，几乎用尽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如牛负重般地奋力前行。多少个难眠之夜，多少日月星辰，市图书馆对面快餐店的大锅贴让我百吃不厌，踏雪漫游西沽黄叶村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杨柳青古镇的旖旎风光充满诗情画意，津南区周汝昌纪念馆的风流余韵历久弥新。
东鳞西爪，集腋成裘，千淘万漉，沙里见金，十足体验了一把“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况味。
“史稿”基本按照史的顺序，时间上大体参照业师赵建忠教授对中国红学的时间分段，将天津红学纵向分为近代、现代和新时期三个时段，而每个时段又横向从文物文献、文学文本和文化艺术三个维度进行阐释。最后的“史事系年”，是对天津红学史上的大事进行梳理的尝试。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书稿即将付梓的时候，有必要将撰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向广大读者作如下说明：
首先是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定。拙著掌握的内容包括：天津籍作家或艺术家及他们创作或演出的与《红楼梦》相关的作品；曾在天津生活的外地作家或艺术家及他们创作或演出的与《红楼梦》相关的作品；曾在天津出版、收藏、展出、演出的与《红楼梦》相关的作品或艺术品等。在实际撰写过程中，还常常遇到“地域性”和“共通性”之间难以处置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处理。
《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第三辑，赵建忠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版。
其次是收集资料的困难。形成一部地域性红学史，当有大量的原始材料作支撑，这方面拙著显然做得还很不够。几年下来，虽然尽力运用采访、探查、搜索、网络检索等多手段、多渠道来收集资料，然而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市，一部流传两个多世纪、藏有无数难解之谜的顶级小说，所蕴藏的资料是很难穷尽的。
限于时间和精力，完整地搜集原始材料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的企望，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也是本书暂名“史稿”的原因，未能涵盖的史料还有待日后的不断补充与完善。
再有，在撰写过程中，还一直面临公开发表论文的压力。书稿中嵌入了几篇已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的论文，接榫处难免不够熨帖，部分内容也有交错重叠，甚至影响到文风和语式，尽管做了一些补救措施，但仍不能尽如人意。
由一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迈进博大精深的红学之门，导师赵建忠教授的细心引领与精心栽培令我难忘。读博期间，从基础知识的“补漏”到论文的选题与指导，无不浸透着导师的关爱。
毕业之后，恩师仍不断鞭策我撰写文章，鼓励我参加学术会议并大胆发言。而今，又为这本小书的出版问世精心策划，作序推介，恩师的沾溉，山高水长。
《红楼梦续书考辨》，赵建忠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版。
津沽文化专家王振良教授在我的论文开题阶段就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他领导的“天津记忆”团队的考察成果是我写作的重要参考，在拙著的印行出版阶段，王振良教授又写序推介，东奔西走，慨然相助，令我没齿难忘。
不能忘记学术前辈们对我的关爱与帮助。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教授不但主持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还为拙著题辞。天津红楼梦研究会名誉会长、鲐背高龄的宁宗一老教授为我的小书热情题辞，令我受宠若惊，感激不尽。天津红楼梦研究会名誉会长陈洪教授始终对我关爱有加，多方提携。南开大学陶慕宁、孟昭连教授不辞劳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并给予多方专业指导。水西庄学会韩吉辰研究员、津沽文化著名学者高洪钧研究员，不止一次为我提供资料，令我铭记于心。
不能忘记天津师大各级领导和老师们对我的鼓励、帮助与照顾。孟昭毅院长、赵利民院长、王晓平先辈、宋常立教授、盛志梅教授、郝岚教授等各位师长一直关心我的成长，鼓励我克服困难，专心向学。书法家石彧老师亲赐题签，为小书增光，感激莫名。
《和年轻同志谈谈红楼梦》
我所在的国际教育交流学院贾春立书记、赵雅文院长等几位领导对我百般照顾，大力支持我参加大型学术会议，尽可能为我腾出写作时间。这本小书得以问世，与领导和老师们的关心帮助是分不开的。
出版社素不相识的韩鹏责编对拙著进行了认真的审读修改，精细到每个标点符号，帮助小书避免了不少低级错误，这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令我感念至深。
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在漫长的读写岁月中，他们对我无条件地支持并给予了全方位的帮助。特别是父亲，经常与我讨论古代文学的相关问题，扩大了我的学术视野，并克服视力体力的困难，审读拙著的初稿，不断提出修改意见。
《红楼内外看稗田》
“诚知学术渊无底，挖到深处自及泉”，天津红学正在风生水起，我的学术之途“道阻且长”。今后只有再接再厉，迎难而上，为天津红楼文化与地域文化作出更大贡献，方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林海清
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