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和历史意义
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和历史意义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文化表现。
一、什么是魏晋风度
所谓“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名士们表现出来的风度。
它是特定时期中的独特文化现象，说它独特，是因为魏晋时期独有的历史条件造就了魏晋名士，这个条件就是门阀世族的形成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所占有的统治地位，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西元２２０——２６５年）至两晋年代（西元２６５——４２０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二、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著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
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藉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
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
三、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魏晋风度的形成，本身有一个过程，它的产生在东汉末年就开始酝酿了，而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魏晋风度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完善，直到东晋才最后完成定型。
东晋名士表现出来的“烟水之气”，“风流自赏”，是为后人认同了的魏晋风度的主要内容。唐代大诗人杜牧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润州》其一），正表达了这种认同感。
魏晋风度几个主要的表现形态为以下：
1、处变不惊，镇静自若。
这一风度表明了魏晋名士具有的弘度大量。他们内心坚定，不为外物所干扰，无论得失宠辱，乃至生死之际，都未常扰乱内心的平衡，表现出超人的镇静。
《世说新语》将这一风范题为“雅量”。处变不惊，往往可以化险为夷。
东晋成帝咸和三年，苏峻作乱，与庾亮战于建阳门外，庾亮大败，率左右十余人乘小船向西逃走。左右发箭射追兵，不料手忙脚乱，误中舵工，舟中一时大乱，以为有人叛变。庾亮不动声色，从容的说：“此手所发箭若使射着贼人，贼人怎么可以抵挡！”一场生死攸关的变乱，在庾亮这镇静自若，从容谈笑中平息下来，不能不归功于庾亮所具有的名士风度。
2、旷达傲世，任率自然。
旷达，任率，是魏晋名士的本色。《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王子猷（徽之）在大雪之夜，眠觉以后，开室饮酒，忽见四周世界皎洁一片，顿起彷徨之意，忆起好友戴逵（安道）。因此，他不惮路遥，雪夜乘船，由山阴到剡，船行一夜，至门前即返回。人问其故，王徽之答道：“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见戴本非目的，目的在于“尽兴”，兴尽自然回来，这就是名士风度。
3、风神潇洒，不滞于物
魏晋名士凭心而论，恣意而往，以自我为中心，虽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却能保持内心的平衡。王衍一次和王导一起参加族人的宴会，饮酒时王衍问一个人说：“我以前托你办的事，怎么一直没办？”不料那个人竟然恼羞成怒，拿起食盒砸在他脸上。王衍一句话没有说，擦洗完毕，拉着王导一起离去。
4、超入玄心，表里澄澈
在魏晋名士看来，周围的一切，山水鸟虫无不与人相通，这相通点就是玄心。他们本着玄心的体会，充满美感地审视这世界，他们内心澄澈，也追求着同样澄澈的事物。
所以，他们不独自己珍惜，欣赏这种境界，而且往往因此而思念友人，如王徽之在皎洁的大雪之夜思念戴安道即是。另一名士刘恢则这样说道：“清风朗月，辄思玄度。”玄度是许询，当时被公认为有高情远致。刘恢在淡清风朗月之时自然地想起了许询，说明两者之间有相通之处，这就是清风朗月澄明的世界与许询玄远的心怀相同相通。
5、一往情深，天然风流
魏晋名士对玄心的体会，还表现在他们对事物的一往情深上。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说过：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与前人相比，东晋人重情更为深挚，更带有艺术的美感。东晋废帝太和四年，恒温率军北伐，路经金城见到他当年为琅邪内史时亲手所种柳树都已十围粗壮，慨然而叹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折枝，泫然流泪。
回想当年自己仅仅二十三岁，如今转眼已成六十之翁，当年的一腔豪气，满怀抱负，似要付诸东流，而这非金石之躯也自然不堪岁月的折磨。抚今追昔，不由人不掉泪。这里所表现的是一个英雄悲壮的感叹，这感叹流露出对生命无比留恋的深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千百年来，风流不减！
“魏晋风度”已经成为文化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它是其他任何一个时期所不具备的，它既不可再现，也不可模仿。后世有多少文人骚客仰慕其风流而亦自称“六朝人物”，然而充其量仅得其皮毛而已。
四、魏晋风度的重要地位
由于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使得儒生们从对汉家煌煌大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正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怀疑。
从党锢之祸开始，到黄巾起义，到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曹魏司马氏争权，大开杀戒，在整整100多年的腥风血雨中，人们进行了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
而在观念意识领域内，也开始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促使魏晋知识分子自我人格的重新构建，并终于使他们挣脱紧紧绑缚的缧绁，开创出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深远。
魏晋名士之风度，说到底即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
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的自然流露，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性命的危在旦夕，魏晋士人在山水之咏中也夹杂着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
他们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情感实际上处在一种异常矛盾的状态中，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
仅就魏晋风度的美学内涵和哲学精神而言，其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艺术发展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此一时期玄学的发展为哲学在儒释道三者的相互沟通和融合上提供了途径，而对于山水的发现则成为中国山水画的肇始等等这诸如此类的贡献都使我们不能忽视魏晋风度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