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租房时要交三份钱
北京作为明清时期的“京师”所在，自然聚集了不少达官贵人。民国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垮台，老北京城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很自然的，老北京的“房地产业”很红火。尤其是房屋租赁业，发展非常迅猛，因而衍生出了三个有意思的名词：“吃瓦片的”、“串房檐的”和“窝脖儿”。
那时，靠吃房租的人家，老北京被称之为“吃瓦片的”。他们祖上做官，家产甚丰，鉴于“一辈做官，后代打砖”的警语，盖了几所房子，以备子孙没落后，用作生活来源。这一类人，他们的房子空闲一天就少一天收入，因此就大肆做广告宣传。他们先介绍北房多少间，东西厢房情况如何，特别强调灰砖青瓦，建筑坚固，上有天花，下有地板，灯水俱全，购物方便，再加上临近几路电车站，交通方便，还有电话可以借用等。从内容看可知其情急。房产的租金可以商量，平均每间二元左右。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北洋政府的军阀官僚政客纷纷南下，大官僚带动一群小官吏也随之南移。他们有的全家搬走，有的留一部分家人住守。空下来的房子，租给别人住，既可免日久荒圮，又可收入租金，一举两得。这一类人，他们不着急将房子出租，意在要高价，招贴行文口气比较平稳：“吉房招租：空房十余间，独门独院，青砖灰瓦，灯水俱全，欲租者请到某某街（或胡同）某号。无家眷不租，门房领看。”这种房屋租价平均每间在二元半，北房可高至三元，承租这类房屋的，一为外省下台军阀官僚，一为乡村地主或城市富商，他们以北平为吃喝玩乐场所，卜居作寓公。因为这类房主并不等钱用，讲价钱的余地不大。
政治中心南移以后，本来已是纯消费城市的北平就更加冷落了。那时物价低廉，银根紧缺，中等人家已感手头支绌，小康之户同样感到现金来之不易。当时，北平城里的空房多，除了上述一些外省军阀和富豪来做寓公外，仍然不乏从各地来的求职者。那时，北京城里还有地方政府以及派驻的军政机关，很多求职者纷纷前来北京谋差事，租下房子，一住半年几个月甚至一年两载。另外，北京城里的居民中也有因没落由大房迁小房，有想改变环境迁居条件较好的房子，有因邻居不和需要迁居，有穷极迷信风水的，不一而足。所以，老北京的租房市场一直不错。
在老北京，自己房无一间，长年租房居住的人，被称为“串房檐儿的”。长年租房住的人无非两种：一是有房之家多年来人口繁衍，原有住房已容纳不下，不得不租房以疏散人口。第二种多为外地在京就业者，如在京经商或任职后，家眷接来就要选择适当地点租房安家，这些人是“串房檐儿”的主流。当然，“串房檐儿”当中，由于资财积累若干年后也有不少人在北京购买房产，从此脱离了“串房檐儿”队伍的。但许多靠微薄工资生活的，只能勉强糊口，哪还敢做买房置产的非分之想，只有老老实实做“串房檐儿的”。
老北京民房租赁的规矩，一般是新房客迁入时“茶房三份”一次交清。一份是当月房租；茶钱则是预收一个月房租，留待退租时可以通知房东“住茶钱”，即以茶钱抵最后一月的房租。采取这一措施，是怕房客最后一月住满时突然退房不住，房东仓促间一时找不到房客而影响房租收入。另外一份叫打扫钱，房东负责把空房打扫干净才出租，所以要收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的报酬。
有了“吃瓦片的”和“串房檐的”一族，就衍生出靠给人家搬家吃饭一族，其中出力扛家具的被称为“窝脖儿”。那时的北京城，交通条件差，居民搬家全靠四九城的“脚行”，也称“搬家的”，就是现在的“搬家公司”。找搬家要到各大街面上的茶馆里面找，茶馆三教九流的人都有，联系搬家业务也很常见。有需要搬家的人，说清搬家时间和起止地点，茶馆就会派人到家里来看，以估计全部搬迁有多大工作量。当时用的是人力排子车，对有些怕磕碰的东西，如大件瓷器或大穿衣镜之类就得用人扛，俗称为“窝脖儿”。哪怕有几间屋子的东西，经此人看上一遍，就能基本准确地估出搬这些东西共需几车再加几扛，并随即估出全部费用。
“窝脖儿”这一行在老北京搬运行业中可称是个独特的技术。对不同器形和不同大小的东西，富有经验的老师傅，到手就能捆成非常牢靠、扛起来易于保持平衡的一件。他们肩扛着体积很大的东西，下面依然迈稳的步子前进，毫不摇摆。长此以往，“窝脖儿”老师傅的颈部多被压成畸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干这行的。
俗话说“破家值万贯”，一般老北京的家庭，杂物用具比较多，也不肯轻易抛弃，因此既杂又重的东西很多，搬运时虽有人包干负责，但装车时需要照顾，而起搬到新房后又要逐一放到适当地方，这些杂物使得搬家扫尾工作起码要十天半月才能完成。
过去从东直门地区搬到宣武门，从西单搬到北新桥都称为长途搬迁，其搬家的艰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所以那时常听到“串房檐的”无限感慨地说：“怕搬家，谁叫你自己没房呢！”（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