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徐光启并称于世，是介绍西方力学第一人，先信佛，再笃道，最终皈依基督，却成了关学一代大儒
他，被称为介绍西方力学的第一人，与徐光启并称于世，后人誉之为“南徐北王”；他，先是信佛、转而笃道、最后皈依了基督教，为明末中国第一批耶稣会士的天主教徒之一；他，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坚守气节，宁死不屈，又被称为关学大儒。
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了一子、支离叟，明末西安府泾阳县人，明末科学家，天启、崇祯年间，任直隶广平府推官、南直隶扬州府推官及山东按察司佥事等职。从政后留心经世致用之学，后以经算教授乡里，致力于传授西方学术，为最早的陕籍天主教徒之一。在明朝中后期的西学东渐过程中，第一个系统的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力学知识，因其在传播西方科学、促进文化交流的卓越贡献，与同一时期的徐光启并誉为“南徐(光启)北王”。
王徵父亲是个擅长数学的私塾先生，其舅父张鉴乃为关中理学名儒，通晓兵法，善制器械。王徵从七岁起，就住读在外家，自幼即与外家的关系相当密切，这对他后来热衷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从事发明创造、产生了直接影响。做官以前，在家乡以著书讲学为务，精研理学，并开始从事一些农具和日常用具的改良和发现。他这一时期的科学成就，后被收入《新制诸器图说》一书，理学著作《两理略》、《辩道说》等，均在这一时期完成。
王徵早年信佛，万历十三年，年方十五的时候娶舅母尚氏的侄女为妻，二十二年（1594年），二十三岁的王徵中举。第二年其母亲去世，丧母之痛后，恪守孝道的王徵偶见道书中有“一子成仙，九祖升天”之语，思欲藉悟道以报亲恩，乃转而笃信道教达二十馀年，并编撰有《周易参同契注》、《百字牌》、《辨道篇》、《元真人传》、《下学》、《了心丹》等道教书籍，但他同时也仍与僧人往来密切。
王徵的信仰发生第三次转变是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这一年十月，王徵因缘际会，从友人处获得了一本与利玛窦一起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庞廸我 (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 刊行的《七克》一书，此书阐述应如何克制天主所禁的骄傲、嫉妒、悭吝、忿怒、迷饮食、迷色、懈惰于善等七罪，每罪并在解说之后，列举圣师的言论以及先圣先贤修德的故事，王徵阅后深受感动，甚至“日取《七克》置床头展玩”。两年后，王徵第十次赴京会试落第，但却得以直接接触庞廸我并与他时相过从，学习天主教“畏天爱人”之理，不久之后，王徵正式接受洗礼，教名为斐理伯 (Philippe)，成为中国最早的天主教教徒之一。
在与西方耶稣会士的接触过程中，自幼时的兴趣以及知识分子的敏感使得王徵对西方方兴未艾的近代科学技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天启三年（1623），王徵偶读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iusAleni，1582—1649）与杨廷筠合译的《职方外纪》（1623年）五卷，从中了解西方的“奇人”、“奇器”，遂对西方机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认为，书中一二奇器，“绝非此中见闻所及”；天启六年（1626），王徵促成音韵学专著《西儒耳目资》的刊刻，在本书中，王徵将金尼阁的拼音方案提炼为51条，并撰写了《三韵兑考》，以宣传金尼阁摸索出的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其功用超出了金尼阁帮助西方人读汉语的初衷。天启七年（1627年）由邓玉函口述，王徵翻译，二人共同完成了三卷本《远西奇器图说录最》，首次较系统地介绍西方的力学知识和机械。第一卷为重解，叙述重力、比重、重心、浮力等力学知识；第二卷为器解，叙述简单机械的原理、构造和应用，如杠杆、斜面、天平、滑轮、齿轮、螺旋等；第三卷为54种机械的图说，叙述机械的构造和应用，如起重、引重、转重、提水、转磨、锯木等机械。在其后的生涯中，王徵将他所学到“力艺之学”的用穴、用气、用水、用风诸说应用于制作民用和军事器械。崇祯十三年冬（1640年），他出新意，再忆旧作，辑成《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对西方各种新式器具极其工作原理进行了更详尽的引介，可惜该书手抄稿本今已亡佚，我们难以再窥其全貌了。
天启二年（1623年），已经52岁的王徵考中进士，同年授直隶广平府推官。稍后，举家均同往。其妻尚氏虽曾育有多男，却均以出痘殇，仅二女存，由于其时王徵已受洗奉教，故他在中进士之后，随即致书家人，戒勿为其娶妾，称：“今日登第，皆天主之赐，敢以天主所赐者而反获罪于天主乎？”但在“妻女跽恳，弟侄环泣，父命严谕”的情形下，心意松动，遂在不公开的情形下，于天启三年娶入年仅十五的申氏 (1609-1678) 为妾，希望能生子以延续香火。四年三月，王徵的继母过世。五年春，丁忧归里的王徵邀金尼阁至三原一带开教，居留近半载，并为其家人付洗。由于娶妾一直是被在华天主教视为重罪，王徵自觉罪孽深重，乃数请金氏等神父为其解罪，但均不获允，且谓其曰：“非去犯罪之端，罪难解也！”王徵于是痛自追悔，立意嫁妾以赎罪，但尚氏则力加挽留，而申氏也痛哭几殒，声言愿进教守贞，誓死不肯改嫁，王徵无法。崇祯元年九月，王徵之父病卒。翌年，王徵乞同年好友郑鄤为其父母撰墓志铭，他在《为父求墓志状稿》一文中，称已过继大弟徽之次子永春为嗣，王徵或以此法摆脱绝嗣的压力。稍后又过继季弟彻之三子永顺为嗣，此故，他在崇祯十二年为分家所写之《析箸文簿自叙琐言》一文中，即称己写有嗣书两纸，要二子各自珍藏。
崇祯四年二月，丁忧服满的王徵在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荐举下获授辽海监军道，协助同为天主教徒的孙氏练兵。是年，孔有德率部在吴桥叛变，五年正月，且陷登州城。孙元化在自刎未遂后，与王徵等官同遭叛军所掳。二月，孔有德用耿仲明之计，尽放孙元化和王徵等人还朝。七月，孙元化遭弃市，王徵则很幸运地因友人来于廷加意为其昭雪，而仅发送附近卫所充军，于廷其时适以刑部山东司员外郎的身份审理此桉，稍后，王徵遇赦还家。赦归之后，因流寇猖獗，乃在地方募乡兵以自卫，据《鲁桥镇志》中申氏小传的记载，他当时“忧深国事，克意图贼，夙夜匪懈，终身不入内室”，其实，他“不入内室”的主因，应为避免加重违反教规之罪。或由于申氏与王徵仅有过相当短的正常婚姻生活，以致她一直不曾生育。王徵此时对天主教的信仰益发虔诚，四处募款营建景天阁（应即教堂）。
崇祯九年十二月，年已六十六岁的王徵，下定决心要将其婚姻问题彻底解决，他公开发表《祈请解罪启稿》一文， 承认自己曾严重违反“十诫”的教规，并称日前偶读及《弥格尔张子灵应奇迹》和《口铎日抄》中有关自己曾宣称不愿娶妾一事，更觉羞愧悔恨，故立誓从今而后，视申氏一如宾友，且断色以求解罪。但王徵或与杨廷筠一样，仅将申氏“异处”，而非休弃，此故，申氏于王徵死后仍被要求为王家掌理家务。
王徵的宗教信仰方面，由佛入道，再由道教转入天主教会，但在人生实践上，仍然是以一名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思想为行动指南的。在扬州做官时，王徵和另一陕西三原人拒不朝拜魏忠贤的生祠，被时人誉为“关西二劲”。明末，建州叛乱和流寇猖獗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大力提倡实学，希冀能藉此富国强兵。王徵在入京会考时曾以举人身份上书皇帝，愿以“布衣从戎”报效国家，积极练兵备战。后来，参考古代诸家兵书，写成《兵约》一书。不久又著《客问》一书，具体地提出了制敌方略。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陷西安，王徵听闻李自成欲其出来做官，于是先自题墓石曰“有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了一道人良甫王徵之墓”，又书“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孝更无疑”等字付其子永春，更引佩刀坐卧家中的天主堂准备自尽，声言欲“以颈血谢吾主”。后李自成的使者果至，王徵遂拔所佩高丽刀欲自杀，使者上前夺刀，拉扯间使者伤手出血，大怒，本欲执王徵以行，经永春哀求，使者乃系永春回见自成，王徵谓其子曰：“儿代我死，死孝；我矢自死，死忠。虽不能不痛惜，儿愿以忠孝死，甘如饴也！”遂从此绝粒不复食，凡七日，于十七年三月初四日卒，葬于陕西省咸阳城北60公里处三原县张家坳乡官道村，现王徵墓已经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而近代关学大师刘古愚在其编纂的《关学编》中，将王徵纳入关学谱系中去，这既是对王徵经学致用儒学思想的认可，也是对冯从吾以来关学史家立足于时代背景下关学实际对关学概念的创新性突破。
王徵死后，申氏也欲绝食以殉夫。是时，永春方代父系于贼所，尚氏闻变亦忧愤成疾，奄奄在床，尚氏因而要求申氏“留一线命”，以处理王徵与尚氏的后事，并照顾王家后人。申氏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乃勉强进食，但却毅然断发毁容，王徵表弟张炳璿因此称扬她“青年贞静，矢志靡他，小星中尤难多得”。由于王家已家道中落，申氏于是躬亲纺纫以供家用，备尝艰苦。不数年，尚氏过世。永春也卒于康熙七年，育子女各一。申氏自此独力抚养两孙，当其七十大寿时，孙男王瑱延请乡里名宦为文祝贺，并奉觞加羹以进，申氏见此却悲从中来，她声称自己先前之所以忍辱偷生，乃因主母托孤，而今责任已了，故竟不食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