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生：吃戏饭，就得为戏做点事
原载于《新剧本》杂志2017年第六期“我和戏剧”栏目
走过安定门桥，河边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上楼，左转，就来到了著名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先生的家。尽管门上贴着周知：访客聊天不超过四十分钟。但一聊起心爱的戏剧，这位九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常常超时。这几年，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生活却越过越简单，他把家里的所有藏书和大部分积蓄都捐给了中国剧协，各种物件也是能送人则送人，屋子里只几件老旧的家具，朴素到近乎简陋。旁人劝他多为自己考虑，他却不以为意，他心心念念的是多为中国戏剧留下一些回忆的文字，因为“人越来越少了”。和他相识多年的沈玲老师说：“厚生老师这一生，都是为了戏。”
刘厚生看戏很早，这被他称作“一个光荣历史”。上世纪30年代，正是抗日救亡戏剧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由赵丹等电影明星组织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金山办的四十年代剧社、唐槐秋主持的中国旅行剧团都在上海。1935年，从北京移居上海的刘厚生正在上初中，受一位老师和一位做业余演员的同学影响，他开始接触话剧，舞台上熟悉的乡音令他倍感亲切。没钱买票，就去剧场后台或楼上没人的地方蹭戏，在派克路上的卡尔登大戏院，刘厚生看了《武则天》《罗密欧与朱丽叶》《日出》《上海屋檐下》等一大批名剧，其中，反映俄国反农奴制斗争的《大雷雨》带给了他最初的艺术震撼。
1937年，刘厚生在南京考入国立戏剧学校，成为“剧校”第三届学生。还没开学，剧校就在日军炮火下几度迁址，先是到长沙报到入学，三个月后又由五条木帆船载着全校师生和一大批图书，沿湘江、长江一路西上，一年间由南京至长沙，又至重庆，最后到达长江上游小城江安，正式行课时，所有学生加起来不过三四十人。在这个安静的江边小城，刘厚生度过了成长岁月中最丰富的一段。生活极为艰苦，但一方面，江安名师荟萃，他在艺术上获得了余上沅、曹禺、吴祖光、黄佐临、张骏祥、杨村彬等人的指导，接受了最正统的学院派教育，老师们正派的人格，也在无形中影响了他；另一方面，在同窗好友、老党员方琯德的发展下，1938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那一代青年人，一个是受书籍影响，不满现实，一个是有左派朋友，这就很容易形成进步思想。”早在上海念书时，刘厚生就因在图书馆勤工俭学，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进步书籍，其中巴金翻译的《俄罗斯十女杰》对他影响最大，这十个女杰是旧俄的革命党，她们都为了理想牺牲了自己，刘厚生很为之感动，知道了“人要革命”。1938年10月，在离剧专不远的一家菜场破旧的地下室里，刘厚生和其他几位新党员一起，在昏黄的油灯光照中，对着墙上一面小红旗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从此，他除了用心学业，还积极参加剧专的抗战戏剧运动，组织读书会，在师生中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
毕业时，刘厚生因成绩优秀留校做了助教，但不久，政治空气恶化，1941年春，他辞职去了重庆，参加由熊佛西、张骏祥主持的中央青年剧社。那时的重庆是抗战大后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上海的所有老剧人几乎都来了，因为胶片紧缺，电影无法开拍，一大批影人转向话剧，话剧很快蓬勃发展起来。
张骏祥是曹禺在清华大学的老同学，刚从美国耶鲁大学专学戏剧回来，在江安教了一年书就来了重庆，还很少在国内大剧场导过戏。曹禺那时已经很有声望了，就把新写的《北京人》给他排。剧组很快建了起来，刘厚生负责剧务，演员几乎都是他在剧专的同学：江村演曾文清，张瑞芳演愫芳，赵韫如演曾思懿，傅惠珍演陈奶妈，还有耿震、沈扬等。傅惠珍后来成为刘厚生的妻子，刘厚生也演了个角色：仆人张顺。排练场地就在青年剧社，说是“剧社”，其实就是商场后边的一间空屋子，被他们租了下来。但在当时的重庆，“能有一个团址，有一个排练的地方，已经算不错了。抗战时候，老百姓都是很苦的。”
1941年10月，《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演，这部导演、演员都是“新人”的作品，凭借其舞台艺术的高度完整性获得了巨大成功，周恩来同志很喜欢这个戏，连看了两三遍，还约曹禺去办事处谈话。凭这个戏，张骏祥在戏剧界站稳了脚跟，刘厚生也逐渐成长为重庆有名的“四大剧务”之一。剧务工作之外，刘厚生还是“出名的演当差的”，《北京人》之后，他在杨村彬导演的《清宫外史》中也演了一个当差的，“不过不是一般当差的，是给皇帝当差的——太监！”
因为政治倾向的表现，刘厚生很快受到关注。1946年内战开始，周恩来同志从上海回延安前约于伶和刘厚生谈了一次话，说了他对今后戏剧工作的安排。年轻的刘厚生被总理寄予厚望，希望他办的剧团能成为党在上海话剧活动的一道重要防线，同时总理也指出，办不下去时就转向，去电影公司或地方戏剧团，“越剧有那么多观众，我们要派人进去工作”。谈完话不久，刘厚生就在黄佐临、张骏祥等老师支持下，在上海办了上海观众演出公司，还去了台湾演出，然而坚持了不到三年，环境越来越差，到了1948年底，实在办不下去了。这时，正好越剧名家袁雪芬邀请他去她主持的雪声剧团导戏，他就去导演了《万里长城》和《李师师》两部越剧。没想到这段经历，使他与戏曲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重视地方戏，唯独我们党重视。中央从一开始，从毛主席起就强调民族艺术，总理也说要重视地方戏，我们这些老党员，都是受这个教育。”1949年一解放，国家大力提倡民族戏曲，中央在文化部下迅速成立戏曲改进局、戏曲研究院，上海也将剧艺室改为文化局戏曲改进处，由周信芳任处长、刘厚生任副处长——因为那时搞话剧的人里，很少人导过地方戏。从此，刘厚生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戏曲改革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在戏改处，自认“戏曲外行”的他看了大量地方戏，和戏曲工作者产生了深入交往。“从前我们搞话剧的人看不起戏曲，一旦接触深了，都会喜欢上戏曲。”在他看来，京剧是名角的艺术，昆曲高贵典雅、文学性强，越剧群众基础好、有革新的传统，包括川剧、秦腔等等，都各有其特点，都值得学习，“我特别赞成搞话剧的人去学戏曲”。
1959年秋，既懂话剧又懂戏曲的刘厚生被调到中国剧协上海分会，任《上海戏剧》副主编，1964年又被调到北京，任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副主编，十年动乱之后，他回到剧协负责日常工作，从1985年起连续当选中国剧协第四届、第五届副主席。几十年来，刘厚生长期从事领导、组织工作，为新中国的戏剧事业做了大量贡献，在戏曲界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梅花奖”、具有鲜明群众性和民间性的“中国戏剧节”都是在他和同志们的倡议和组织下举办的，他还一直致力于传统戏曲在现代的推陈出新，新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以及新世纪初的全本昆曲《长生殿》等作品，都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他的戏剧思想从来是与时俱进、开明包容的，鼓励创新的同时，他不忘“整旧”：“所谓的'新’，也可以是向'旧’要'新’，一些戏剧界没演过、老百姓没看过的优秀传统戏剧作品，重新演绎，搬上舞台，就是新的。”
刘厚生的工作和生活总是围绕着戏，退休前，他出门是上班、看戏，回家是看书、写文章，退休后，也是看戏、看书、写文章。他的戏剧理论、评论著作《刘厚生戏曲长短文》《戏边散札》《剧苑情缘》等备受称道，他早年还创作过儿童剧《荒岛历险记》、独幕剧《小事化无》等作品。写过戏，导过戏，看了那么多戏，评了那么多戏，刘厚生认为：“写戏没什么诀窍，就是多读多学，多看多想。搞话剧的人，不接触戏曲是不行的，戏曲的民族性、群众性都是话剧没法比的。现在的青年，无论写话剧的还是写戏曲的，都应该熟悉戏曲剧本，从元杂剧到明清传奇，这里面学问大了。不光读书，还要多看戏，古典的、现代的、地方的，越多越好，戏曲本身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
这几年，由于身体原因，刘厚生已经不能出门看戏了，但他依然竭力为他所热爱的戏剧事业发挥着余热。2010年，他将半个多世纪来珍藏的数千册书籍捐给了中国剧协图书资料室，其中一套《鲁迅全集》是上世纪40年代他从许广平手里收藏的，非常珍贵。第二年，他和老伴又向中国剧协捐款30万元用于扩建图书馆，这笔钱几乎是他们一辈子的积蓄，是几块、几十块、几百块一笔一笔积攒起来的。对戏剧、对他人，刘厚生向来慷慨大方，而他自己的生活又是极其朴素的。这位近百岁的老人，整天坐在门边的那把椅子上，膝上垫一块纸板，低着头写写划划。这是他习惯的工作方式，他不愿使用助手。《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给戏剧院团一个建议》《学习<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笔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戏曲怎么办？》……这一篇篇紧扣时代脉搏、饱含热忱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2012年，刘厚生获第22届白玉兰“特殊贡献奖”，这是“白玉兰”第一次将这项大奖授予一位戏剧理论家；同年，又获“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4年，获第9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特等奖。面对种种赞誉，老先生却说自己做的都是小事。最近，他在忙着找人写抗战戏剧的回忆录，他一直希望建立的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即将开业，他想“发动”一些当年的亲历者写一点回忆的文章，但想了想又觉得，“他们上了年纪，可能写不了了”。这位和戏剧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戏剧老人，依然心系着戏剧的过去与未来，在中国戏剧跨越八十余年的烽火与芳华中，守护着戏剧人不变的信仰和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