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璽印爆發與文人用印發端的猜測

璽印始於族徽。

族徽於商周多見於青銅禮器鑄銘，以標註其所屬。其制度自上而下，自有奢簡。而隨著時間變遷，某些貴族不斷被分割、拆解、重組。其中某些規則制度自然還存在，自需依從，卻再也拿不出青銅。因此陶器仿青銅禮器制式作為隨葬品也開始使用。而陶器上自然也需要仿效銅器上施以族徽，印章便是用來在陶器上按壓出族徽的，有些類似於陶拍。而這類印章或許本就是如齊係陶文一樣是陶拍，而另外的則有可能便直接是青銅璽印。早期出土的青銅璽印多數都極薄，大致便是為了節省材料。畢竟貴族已沒落，著實是拿不出這麼多的青銅的。這些早期的青銅璽印產生並且獨立出來，並且在一定的階層形成習慣，或者文化。而此時沒落貴族的群體並不是特別的龐大，由於其又失去了本身的權勢，自然也不會對太多的人形成影響。結合實際，雖然有春秋甚至更早的印章出土，但是數量卻是少之又少。

璽印使用數量爆發式的增長的時期是是春秋晚期以至戰國。東周晚期至春秋，諸侯國各自為政，地方勢力割據。在此過程中便有大量的普通或者沒落貴族重新崛起，掌握統治的權利。而在他們崛起的同時也把某些原有的生活習慣帶到了統治階層的生活當中。其中璽印的使用與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被逐漸制度化的。而出於統治者的制度，其傳播速度總是極快的。而百家爭鳴局面的開啟又為法度的實施傳播培養了大量的群眾基礎。於是，在強權與遊說的作用下，璽印的使用制度不斷地完善普及，以至於各個地區或者國家都相繼發展出了自己獨特的印章使用方式和習慣。

總而言之，璽印因某種實際的需求而產生，並在小範圍內形成文化，而此類人群崛起以後便把這種文化習慣帶入頂層，並且形成制度。加之社會為其傳播培養了大量的群眾基礎，璽印便乘著王權得以蓬勃。

文人用印習慣的產生也是大致類似的過程。文人用印始於宋，在北宋時便有小範圍的傳播，只是相對偶然，並不成風氣。至於徽宗趙佶，才得以成風。與璽印不同的是文人用印並非是強制性政令的推行，而是源於自發的上行下效。徽宗自身便是國家的統治者，又有其所轄國家畫院。畫院畫師在工作之餘難免會對統治者的行為進行法效。而徽宗的用印是極多的。宋有兩大弊病，一為冗兵，一為冗官。科舉制度的成熟為宋政府培養了大批官員的同時也培養了更多更多的落榜文人。而這些文人寄情詞墨，便為文人用印的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群眾基礎。宋是崇尚養士文化的，這便又增加了中底層文人和上流接觸的機會，同時也為上行下效的得以實現提供了條件。

綜上，文人用印的習慣便在宋徽宗一人的帶動，逐層文人的上行下效的作用下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