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哲学伦理才是文明在文化上的真正皈依

随着《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诱变终极哲学》的收尾，我所自主建构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已经完成预期的终极自圆其说目标，如今之所以要以标准化为题重述，既因为标准化与普及化一样，是哲学常识化的必然归宿，又因为理论上成立的自圆其说，并不必然等于实践中可以被广泛接受，因为专业哲学虽是人类摆脱先天蒙昧的最终代表，可惜却因为一直履职尽责不到位，所以一直都表现得很低调。

专业哲学人之所以在过去都很低调，那是因为只有通过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两个环节上的同步理论创新，专业哲学才能为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提供全部理论依据，这需要集中全体哲学人的智慧，在漫长的隐性常识化的极点处，经过一次以常识化为名的综合整理之后，才能以普及化的姿态面世。

一个常识化的哲学理论成果，要想以普及化姿态面世，就必然像科学技术一样具体落实于标准化，这就需要具备综合整理能力的人把相应的哲学理论用知行合一的标准落到实处，这不但要求具备相应能力的人能自行开展必要的系统理论创新，而且要求相应的理论创新必须在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两个层面同步实现终极自圆其说。

因为西方哲学领域对哲学命题没有明确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区分，所以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从不主动追求终极自圆其说，反观中国传统文化，正因为一直有明确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区分，所以也早有了明确的知行合一追求，但为什么哲学不能因此而常识化呢？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认知相对于西方哲学的逻辑认知太过粗放。如今中西方哲学已经融合得足够充分，所以我才适时提出了哲学常识化转向命题。

旧哲学的理论创新从不要求理论创新者必须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既因为当时的文明状况不允许，又因为旧哲学认知都严重缺乏整体一致性，如今之所以必须这样强调，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一体化格局中，已然代表了物质文明方面的天下大同格局，如果不能在精神文明方面取得同步配套，既违背主客观一致性，又违背因果一致性——透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类从不允许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上层建筑方面与经济基础滞后太久。

反之，与唯物主义对立的唯心主义就相对保守得多，因为他们的逻辑思维太过僵化，所以就罔顾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内含的革命性需求，劝喻世人在现实性基础上进行小范围的适度革新。

因为要推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所以我必须再次强调，西方哲学只懵懂于低层次的形而上学，因为从来不懂或者很少有人懂形而下学对形而上学的支撑作用，这严格限制了西方人的想象力边界，所以可以判定，因为西方哲学界根本不懂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之间的对立统一性，所以导致他们必然无法就哲学的任何基础问题实现有整体一致性意味的终极自圆其说。

因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判定，用形而上学翻译西方哲学的某些哲学特征，是既不懂中国传统哲学，又不懂西方哲学的翻译者所犯的一个级别不低的技术性错误，只有利用哲学常识化转向的时机，通过中西方哲学的常识化互译视角，才能发现和彻底纠正之，不然中西方哲学的先天不足就都不能被发现，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既然我敢说自己的哲学常识化转向已经具备诱变终极哲学的能力，那么我就需要证明自己在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两个层面都能实现所谓的终极自圆其说。

在形而上学方面，通过哲学的整体一致性、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等概念体系的建立，我们可以从宏观方面系统论述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比如本体论、认识论都与方法论一样，是认识世界的方法；本体论、方法论都和认识论一样，是认识世界的手段；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可以互为方法和手段，只有本体论才是人类提升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前提，所以虽然同样抽象，但本体论问题的形而上学层次最高，思辨难度当然也最大，因为终极本体论是建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的新逻辑起点。

同样从宏观方面分析哲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在逻辑上都具有客观见之于主观的客观性，是形成价值观的逻辑前提。只有价值观，因为是纯粹的主观见之于主观，所以具有不排斥客观性的绝对主观性，也即价值观是附随于智慧生命所特有的主观存在现象。

整体一致性、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都是西方哲学所没有的命题，是我发现西方哲学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之后，通过中西方哲学的互译而自主建构出来的，这样我们再看西方哲学之所以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原因，显然与他们在自己的哲学认知和思维体系中一贯缺乏整体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概念认知直接相关，这导致他们只能在不可调和的对立立场下断章取义地交流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其结果就是，因为缺乏必要的一致性基准，尤其是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缺乏客观见之于主观的客观性基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就是，使主观见之于主观的价值观形成因为缺乏一致性的基准而整体紊乱。

正因为价值观形成缺乏稳定的内在逻辑基准，所以导致西方的物质文明越发达，他们的精神文明就越分裂，然后就会和其他任何成熟度不够的落后文明一样，无法形成可与政治伦理和宗教伦理抗衡的哲学伦理，这种局面下的西方哲学，只要找不到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可能路径，就注定时刻沦为政治和宗教的附庸。

普天之下，只有中华文明有严格区别于宗教的哲学自身伦理，只是尚不能与政治伦理彻底区分清楚，如果大家能从中看到中华文明在文化方面的成熟程度，那么希望大家能透过“文明是文化的整体一致性皈依，文化是文明的因果一致性基于哲学的外现”而明确，只有中华文明主动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诱变终极哲学伦理的能力最强，也就是将哲学与政治做终极切割的能力最强。

综上，只有哲学伦理，才是人类文明在文化上的真正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