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慎谔西北科学考察考

作者按:此为十五年前之旧稿,曾改写编入拙著《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史略》一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至今亦有十年矣。该书发行量甚少,想今之得阅拙号者,多未曾见,故再次发表。

刘慎谔是中国近现代植物学的开拓者,其功业自当永垂史册。先生字士林,山东牟平人,生于1897年。因家境贫寒,得兄长资助,始得完成中学学业。1920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获巴黎大学理学博士,随即回国,在新近成立之北平研究院中创办植物学研究所。1931年在研究所创建未久,刘慎谔即携郝景盛一同参加中法联合西北科学考察,于5月中旬自北平出发,经内蒙古到新疆,后又往青藏高原,经印度转道上海,过南京而返回北平,历时近两载。

刘慎谔先生

此次考察名曰科学考察,实由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资助,为试验一种在沙地或软地行走之野外考察车,他们称之为“爬车”;至于其他考察并不多,只是在爬车出故障时,刘慎谔才在附近进行一些植物采集,故未能满足他的希望。所以在考察团在迪化结束之后,他乃决定继续前行,遂有远走西藏,经印度返回之壮举。

关于植物学研究所此次考察,《国立北平研究院五周年工作报告》有如下记载:

民国二十年——刘慎谔、郝景盛五月十七日由北平出发赴新疆。经张家口、百灵庙(今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政府所在地)、乌里乌苏(出乌里乌苏后,郝君由包头返平),肃州(今酒泉)、哈密、鄯善、吐鲁番,打板城(今达坂城)而至迪化(今乌鲁木齐),时为八月。刘慎谔乃转入天山两次(白杨沟及博克达山),秋末仍返迪化,采集平川植物,前后共得标本约二千号。是年十一月中旬由迪化重整行装,再进天山,入南疆,过托克逊、焉耆后,北行复入天山,度除夕于深山之内。

民国二十一年——西北工作,由本所主任继续进行。岁首出发经天山南麓,入库车,过拜城,至阿克苏,后由阿克苏入小路,沿天山南坡抵喀什。再沿大路经英吉沙、莎车、泽普而至叶城,时当三月。由此再整行装由库库雅山口,深入昆仑,过哈拉古劳木岭,高达五千五百米,已入西藏高原。由此折而东行,历时二月余,地面平均皆拔出海面五千米以上。景色荒寒,悉入无人之境。于是又折而北出昆仑,再入新疆,经尼雅、于阗(今于田)、和阗(今和田)、墨玉、皮山,返叶城,为时又在八月。整装由克立阳山口重入昆仑,经西藏高原之北部,过拉打克(今拉达克,位于印控克什米尔)而抵哈什米尔。是地交通始感方便。由此出希马拉亚(即喜马拉雅,下同)山脉,直达印度北境。入滨地过拉欧抵德里(印京),由德里北行,入希马拉亚山脉(斯米拉),再经哈雅抵加尔加答。由此复入希马拉亚(打吉岭)再返加尔加答,时已年终。本年搜获标本约二千五百号。

民国二十二年——刘慎谔二月由印度经上海返平。[1]

此《工作报告》出版于1934年,汇集北平研究院成立五年以来各研究所之工作报告。以上几段文字,系由植物学所所长刘慎谔所写。按《工作报告》之体例,写自己之行程,文字也只求简练、准确,然于经过,则未有记述,故在省略之处,后人多以臆断之。笔者得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北平研究院档案》,发现几通关于此次考察书札,再结合其他一些材料,藉以补订一些事实。

郝景盛愤然离去

郝景盛,字健君,河北定县人,生于1903年,著名的林学家、植物学家,是我国系统研究杨柳科和裸子植物分类的最早的学者。其时郝景盛还是北京大学生物系一名学生,在1929年植物学所成立时,就来所接受刘慎谔的指导,从事植物学研究和参与所中的考察。1930年曾参加中瑞(典)科学考察团,此后又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但是,在开始未久,行进至内蒙,郝景盛愤然退出考察团。前所引《工作报告》有云“出乌里乌苏后,郝君由包头返平”,即指此。

郝景盛与夫人在德国。郝柏林先生提供

至于郝景盛离去的原因,是因为遭到法方团长的殴打。郝柏林有这样的记述:“法方从一开始即以殖民主义者态度对待中方。自北平开车时,不挂中国国旗;途中在饮食生活方面对中国团员歧视。在内蒙沙漠中,卜安竟辱打中国团员,结果郝景盛和北平记者周宝韩宣布退出考察团,并在北平报纸上揭露此事。”[2]文中所言卜安者,即法方团长。卜安的劣迹在《大公报》上披露后,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遂在北平团城连续召开数次会议,决定请国民政府取消这次考察,并严惩卜安。在此期间,刘半农还于6月18日电请其余中方队员立即退出中法考察团。6月22日,法国驻华公使馆参赞韩德威出面为卜安的行为辩解,愤怒的刘半农当日写下《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先生》一文,怒斥卜安。在举国抗议声中,国民政府于7月下旬宣布取消考察,但在外经部长王正廷的要求下,不久又同意西队从新疆入境。刘半农闻讯后感慨万分,于8月7日写了一篇题为《介绍黄种巡察团》的文章,对“国府又根据王外长的报告,将原议撤消,而许该队的西来一部分通过中国”的做法表示抗议。

与此同时,参与考察的其他中国成员持何态度,一直无人述及,此有刘慎谔致北平研究院同人函,即报告事发之后,中法团员交涉的结果。

圣章、燧初二位仁兄大鉴:

为郝景盛事,全体中国团员已在肃州全体声明退出,一方面请马师长将爬车扣留,一面请求北平、南京解决。法方出于不得已,已肯将首事人卜安氏撤换,另任Blull代理队长事宜。中国方面附带只有要求多种条件,法人皆已允许,中国团员如此暂允与合作,继续前行。对于路中前次之冲突,允其保留交涉,中法两方问题暂时可告一段落,明日预备出发。此次出发一部分费用仍由自备,而运寄标本之费尤重,所带之款仍不足用,务请设法再为汇寄肃州邮局大洋三百元(由新疆返时可取用,并请说明取款以护照及本人名片为据)。惟一兄托采之动物,已为搜集一部,请转告。

特此先闻,余待再陈。即请

教安

弟 刘慎谔 敬上 六月二十日

收信人圣章,即化学研究所代理所长李麟玉,燧初系生理学研究所所长经利彬,函中提到惟一,是动物学研究所所长陆鼎恒。由函文略悉,为顾全大局,在法方满足中方要求之后,考察继续进行,然而为时未久,到达迪化之后,就宣布结束。刘慎谔所需要的经费,北平研究院及时汇出,1931年7月22日尝致电肃州邮政局“汇寄大洋三百元,交刘慎谔先生”云云。

2  刘慎谔深入西藏继续采集

是年11月,中法科学考察结束,考察人员也就地在迪化解散。地质学家杨钟健等人办理进入苏联的护照,由西伯利亚铁路至满洲里入境返回北平;刘慎谔感到前期考察未能尽兴采集,而此区域之植物资源,过去无采集者到达,何况更有西藏等广阔的区域。遂决定留在新疆肆意采集,然后再进入西藏,取道印度返回北平。此又有一通刘慎谔写给北平研究院同仁之函,报告其决定,并请汇款,以作采集之用,函文如下:

圣章、子升、燧初三位先生钧鉴:

迳启者:近因法国汽车团行期终未定,西北考察团袁复礼及那林二先生与弟商酌,与那林先生同伴,取道印度回国,事已决定,三二日内即可成行。兹在迪化博达书馆汇兑大洋一千元已领出,并已电达圣章兄矣(虞电)。倘若该款尚未交,即请兄在平照数交付新疆住天津博达书馆生曦君或其代表,是所至荷。

特此函闻,即颂

教安

弟刘慎谔敬上 迪化十一月七日[2]

杨钟健对刘慎谔继续考察计划,甚为赞誉,在其《西北的剖面》一书中,他说:“在迪化后犹留下的刘君,闻取道喀什、印度,继续考察工作,约来年可归,刘君此等精神,实堪令人敬佩。”[3]

关于刘慎谔在西藏的行程,此后文字记载甚少,直到1979年编辑出版《刘慎谔文集》时,编辑者撰写“刘慎谔生平与贡献”一文,对此有这样的记述:“刘慎谔自从1931年随中法西北科学考察团离开北平之后,因交通不便,邮路不通,除了由新疆托人带回两箱植物标本之外,一直没有消息。所里同事们都非常惦念他,有的人以为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甚至张罗追悼仪式。直到突然接到他由印度来电报要旅费,大家才放心。”[4]说他只身一人,与院所方面没有联系,在人迹罕至的高原深山之中,采集植物达一年之久。这样记述,赋予了许多传奇色彩,果其如此,则艰难之程度,有让人难以想像之处。

刘慎谔在西藏考察途中止宿之处

其实不然,首先,刘慎谔不是独自一人,以毛驴为伴,上函云有一瑞典人那林者与之同行。在当时植物学研究所林镕就所长刘慎谔在外采集经费曾有言:“大规模之采集,非本所目前经济情形所能办,今刘君与瑞典学者那霖氏同行,非仅学术上收互磋之益,且于旅途之各种设备,亦可交相扶助,无形中减去本所之负担甚多。”[5]该文写于1932年5月,考察行将结束,所言应是准确。

其次,刘慎谔在考察途中,并未失踪,而是与院、所皆保持联系。在《北平研究院总务部文电统计摘要》中,收文中有刘慎谔来函:1931年11月23日“函陈明年经过路线并请筹款由”;同日“函陈已离开迪化二百余里,并请转告植物学研究所寄往植物登记簿及标本木戳由”;1931年12月23日“函陈已离迪化一千余里,并代购书籍由”;1932年4月12日“函陈离开新疆,已入印度界由”等等。[6]

进入印度之后,北平研究院即按刘慎谔要求,将所需经费汇入印度银行,并于6月22日致函刘慎谔,函文照抄如下:

迳启者:

顷接来函,嘱由本院备国币三千元购买卢皮汇至印度Coe’s and Lloyd’s Bank银行等,因兹查平市各银行对于该处并无分行汇兑,诸多不便,用特先行试办,由麦加利银行购买三百七十五卢皮,折合国币五百元正,汇票一纸,到祈查收支取,如无困难情形,以后即分批再寄,相应函达,希即查照办理,见复为荷。此致

刘慎谔先生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3]

7月18日北平研究院又按上函之方法,汇去500元国币。但刘慎谔在外采集,辗转多处,按临时需要,安排时间,未能如期到达其取款地点,致使该行去函北平询问,研究院于9月26日复函云:“顷接八月十八日台函,藉悉一是。承询刘慎谔君现到何地一节,查刘君因公远行,沿途转折,所有经过各地难以确定日期,无从奉告。本院前函件,仍请代为保存,俟到时亲自领取。兹又有致刘君一函,亦希一并存交,诸荷关垂,至深感谢。”11月3日北平研究院致函告知:“刘君现在正在西藏采集标本,不久即到印度。”至11月29日Lloyds Bank Limited银行复电北平研究院,云“刘君已将所有存之信及电报取走。”[4]刘慎谔在印度稍事勾留,于12月28日自印度乘船到上海,翌年2月23日回到北平。

至此,刘慎谔西北科学考察之经过,大致清楚。认清这些事实,丝毫不减后人对刘慎谔的敬佩之情,在交通不便,民族关系复杂,社会环境混乱之时,为探索科学,不畏艰难,甘冒生命危险的探险精神依然令人景仰。


[1]  刘慎谔致李麟玉、经利彬函,中国第二历史挡案馆藏,北平研究院挡案,全宗号:三九四;卷宗号:98

[2] 刘慎谔致李书华等函,中国第二历史挡案馆藏,北平研究院挡案,全宗号:三九四;卷宗号:98

[3]北平研究院致刘慎谔函,中国第二历史挡案馆藏,北平研究院挡案,全宗号:三九四;卷宗号:98

[4]Lloyds Bank Limited银行复电北平研究院,中国第二历史挡案馆藏,北平研究院挡案,全宗号:三九四;卷宗号: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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