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87年，为何没敢定性文明归属？矿源探测将问题简单化
2014年6月21日，刚刚重新开馆的伊拉克利翁考古博物馆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礼物—“青铜纵目面具”复制品。
青铜纵目面具原件出土自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因其造型眼球柱状突出，双耳张开，故又被称作“千里眼顺风耳”，是神秘三星堆文化的典型代表。
自1933年考古发掘以来，三星堆遗址先后出土了包括青铜器、玉器、金器在内的1200余件文物。与同时期我国境内其他遗址出土文物不同，三星堆文物造型精致、怪诞、夸张，特别是青铜人雕像和面具，过去仅在埃及、希腊才有发现，在我国尚属首次。
三星堆遗址一经现世，就引得中外众说纷纭。
从时间序列上讲，三星堆文化存续时间是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对应的正是中原文明二里头晚期到殷墟二期，也就是夏商时期。
但三星堆考古呈现出的文化面貌却与夏商存在较大差异，语言、习俗、政体都与中原迥异，巴蜀文字至今没有破解，青铜重器所呈现出的文化内涵也是纷争不断，与其他地区出土青铜器隔阂明显，以至于外国媒体称三星堆是来自“外星人”的文化，国内不少专家也倾向于三星堆“西来说”。
更多的专家学者则依据古籍记载，将三星堆文化归入古蜀国脉络中，以古蜀国这个整体来解释三星堆文明归属。
上古奇书《山海经》蜀志中曾提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也梳理出古蜀国世系为“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五代。
把三星堆算入古蜀国，继而以古蜀国来拼凑华夏先秦文明版图，显然是欠妥的。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历代人士为秦汉的大一统思想所陶冶，认为古代也是一模一样的，终不肯说这一块地土上的文化在古代独立发展，偏要设法把它和中原的历史混同搅和起来，于是处处勉强拍合，成为一大堆乱丝”。
怎么理解这段话呢？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是秦国蜀郡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但实际上，都江堰这个词是宋朝才第一次出现，李冰所修的叫湔堋，“李冰修都江堰”是用后世的名称来描述当时的事。
同样，“蜀”这个字最早也并不是用来指代三星堆所在的川蜀之地，查阅典籍可知，以“蜀”为名的，河南、陕西、山东、安徽均出现过。武王伐纣时，伐纣联军中排第二的就是“蜀”，但这个蜀已被考古证实是汉中一带的酋邦国家，而非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文明。
此外，在牧野之战后，周武王“庚子，新荒命伐蜀，乙巳，新荒蜀历至，告禽”，从庚子到乙巳，战役前后仅用了5天时间，很显然，这里的蜀既不是四川的蜀也不是汉中的蜀，而是离牧野不远的仍效忠商朝的蜀。
事实上，牧野之战发生时，三星堆文明已经衰亡数十年，是不可能参与到中原事务中的。
直到春秋时期，诸多史料中都没有任何关于三星堆所在的蜀地的记载，蜀地真正纳入华夏文化圈，还是战国中期秦灭巴蜀置其地为郡县以后。
所以，正是因为见“蜀”字就归为古蜀国这种错乱，导致了三星堆文明更加迷雾重重，三星堆人会不会称自己为蜀尚且另说，更遑论将其归为古蜀国序列了。
中国大一统的实践是在公元前221年才完成的，此前的中国大地是由上古“满天星斗”式的文明演进而来，川蜀之地也不例外，正如我们只能用“春秋战国”这个特性词汇来指代先秦那数百年一样，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觉得夏商时期川蜀存在一个统一的古蜀国。
三星堆文明前后存续近2000年，只留下了五王的名字，且都城各异，《蜀王本纪》解释说是因为每位王在世“数百岁”，这显然是带有神话色彩，而且掺杂了后世“大一统和家天下”的思维逻辑。
真实的情况是，五王是上古川蜀一带的5个酋邦国家，或者说是众多酋邦国家中实力较强的5个，因而能被后世所传颂和记忆，但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存在血缘继承，这种情况颇有点像尧舜禹之间的关系。
只不过川蜀之地关山阻隔，形成一个自我发展的闭环，因而导致了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其他地区的邦国文明呈现出较大差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明发展支脉。
所以，不能因为三星堆挖出了二里头和殷墟没有见过的青铜器，就认为三星堆是外来文明创造的。同样，也不能笼统用一个古蜀国来强行将三星堆文明拉到和夏商同步演进的时间线上。
在陶寺、石峁、良渚古国文明先后消亡，中原大地崛起一个以夏文化为代表的“中央”文明时，被崇山阻隔的川蜀之地依然在延续着华夏上古时期“多部落邦国”的模式，而这恰恰造就了不同地域不同特殊的华夏上古文明华章。
此后，随着铅同位素比值寻找文物材料产地技术的出现，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铜矿矿源检测结果也真相大白，三星堆人铸造青铜器所用铜矿并非产自巴蜀更非来自中国以外的地方，而是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铜器具有十分明显的渊源，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冶矿矿源一致。
这无疑将原本复杂的问题推向简单化，三星堆文明始终在有限的对外空间中保持着与中原文明的归心融合，从未想过将自己隔绝于大中华圈之外，更未自视为所谓“外来文明”，那些惊叹三星堆文明精彩绝伦继而认定其为“域外文明”的说法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