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艺文春秋 郑珍的发现与戴明贤的出场 2020年第61期（总544期）
郑珍的发现与戴明贤的出场（二）
——兼议乡土写作的超越性意义
杜应国
熟悉戴老师作品的人都知道，除早期曾写有部分历史题材的作品外，他的创作，他所截取或选择的题材——从第一本散文集《残荷》一直延续到今天，大都离不开他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他曾说过，他的生活就是两座城市——安顺、贵阳，外加在黔西大山里的那一段幽居生活。两座城市，一处乡村，这就是他生活的基本经历和写作背景乃至写作的源泉。所以，其笔下所涉之人或事，都和他有着各种各样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如《一个人的安顺》，以一个少年的独特视角，写出了抗战时期位处西南大后方的一个边陲小城，因战争的爆发所呈现出来的种种世态风情以及各色人等，而且出以白描手法，没有多余的虚构夸张；所选题材，与“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几无二致。这种“散文笔调的文化志”或“文化志性质的散文”，一方面散发着浓郁的地域风情和鲜明的乡土特色；另一方面，又超越了具体的地域局限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或者，竟不妨说，成为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一种微观映照。同理，以一件件具体的实物作载体，因物及人、由物见人，编织成篇的《物之物语》，写出的也是作者熟悉的身边人物，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载沉载浮、悲喜交集的命运，令人叹扼不已。这种执着于乡土又超越于乡土的写作姿态，既是戴氏写作的一大特点，也是他走向成功的秘诀之一。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1928年，由赵恺综合高、唐本并补充完善，贵阳文通书局铅印的《巢经巢遗诗》
启示之一，是乡土写作的现代意蕴和历史价值。对于后者，前文已略有述及，兹不赘述。倒是“现代意蕴”一说，需要稍加申论。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日益开放、日益走向同步乃至同化的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伴随着资本、技术、商品、服务和信息等等的跨国性、世界性流动，隐藏于其后的单一与趋同逻辑，也有如春夜中的毛毛细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悄无声息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表面上，进入日常生活的是各种最新潮、最时髦的商品及享受，而实际上，正是这些东西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时代流行色，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理、行为、观念和取舍。在消费内容、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变化的背后，是心理和行为、习俗与时尚的改变，全球化的经济问题于是转变为全球化的文化问题。正是因为这一点，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才给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带来了很大冲击，造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化断裂现象。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原来所熟悉的许多生活方式、传统习俗，正在迅速远离我们的视野，有的甚至彻底消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具有明显本土化特征和地域性差异的乡土写作，反而因其固有的多元与多样而凸显出了它的现代性。因为，只有多元化、多样性的发展，才能对全球化的单一和趋同现象形成制约。这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地方性问题——地方性知识、地方性文化的建构等等，更显紧迫和重要的原因。就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需要有生物多样性来支撑一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态平衡也需要有文化的多样性来支撑，这样才能使全球化的发展进入良性轨道。
启示之二，是对贵州及贵州文化的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记得当年编《贵州读本》，钱理群老师就提出了一个“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的命题。几年后，贵州著名学者何光渝先生又提出了“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重要命题。可以说，这是来自贵州内部（黔人和黔友）的一种强烈的自我阐释冲动，也是为重新认识贵州、认识贵州的历史和文化而发出的学术呐喊和理论概括。问题在于，说到底，贵州以及贵州的历史、文化，究竟价值何在？意义何在？
说到这里，突然想起我们贵州艺术界在八十年代那次耐人寻味又引人深思的奇特遭遇。
郑珍《巢经巢全集》书影
大约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以尹光中粗犷、怪异的砂陶艺术为肇始，贵州的美术家们联翩出场，先后出现了蒲国昌（版刻）、董克俊（版画）、廖志惠（木瓢艺术）、田世信（木雕）、马文荣（现代蜡染）、刘雍（雕塑）等一批风格独特的美术家群体，他们带着鲜明的贵州印记和浓郁乡土风情的作品，给京城乃至中国的美术界，带来一次次的惊喜和冲击。同时期出现的《傩愿》《神寨》《夜郎古歌》等舞台艺术，也引起了戏曲界的热切关注。一时之间，贵州艺术的冲击波成为许多人热烈议论的话题，进而更引发了有关“贵州现象”的学术讨论（参见谢彬如《论贵州现象》）。遗憾的是，这样的势头持续未久，很快就在关于“鬼气”“巫气”等等的外界置疑和自我置疑中，犹疑了，动摇了。在那个年代，巫、鬼云云，是与“封建”“愚昧”和“落后”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而发展滞后的贵州经济、社会等等诸多因素，又似乎还不能为我们的艺术创作提供足够的自信和支撑。于是，这股源自贵州艺术家的乡土冲击波，似乎也因此没了底气，竟至突然断裂，并从此风光不再。
现在看来，当年的“贵州现象”至少证明了两点。其一，贵州艺术家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触角，较早就发现积淀在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乡土文化元素及其价值，这样的艺术敏感和观念突破，比起而今才开始流行的原生态观念，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至少超前了二十年！它反过来证明，具有乡土特色的艺术或文化，不但不能视之为落后，反倒有可能更具某种现代性而显得前卫和先锋。其二，立足乡土，植根乡土，从内生的环境和资源，以及底蕴深厚、蕴含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中去寻找创作的营养、灵感和素材，是贵州的作家、艺术家们取之不尽的源泉，也当是其走出大山，闯出富有贵州特点、贵州风格的文学、艺术之路的不二选择。
郑珍碑帖题跋
如果我们再转换一下视角，从五四以来百年贵州新文学运动发展史的历程去看，当会发现，戴明贤老师所选择的乡土化写作其实并非个别现象，至少从鲁迅称誉的“乡土作家”蹇先艾先生开始，就有寿生（申尚贤）、石果、何士光等，前赴后继，代不乏人。如果说，蹇老是直接吮吸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血脉而诞生的贵州第一代本土作家的代表，那么，戴明贤老师则可以说是承继了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新一代贵州本土作家的代表。与蹇老、寿生那一代作家相比，戴老师这一代人的写作之路更显坎坷、颠踬，充满了太多的危机和变数。由于历史的曲折，伴随着他们创作之路的开启而到来的，竟是一个五四精神被消解、被颠覆而终至断裂与失落的特殊时代。在新的话语体系的笼罩下，文学不再是个人心灵的自由抒写和艺术表达，而逐渐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奴仆和对现实的图解。因此，他们有过迷惑、彷徨、犹疑和迷失，许多本来极富才华和抱负的作者，就是因此而被埋葬、被夭折的。戴老师的幸运之处和可贵之处在于，面对污浊，他有意选择了边缘化的自我放逐、自我逃避。一如当年郑珍在大山的阻隔下，远离尘嚣，潜心向学一样，文革前避居黔西穷困山乡里的戴老师，也在大山的庇护下，得以躲过文革狂风暴雨的灭顶之灾，沉潜于自己所醉心的文学与艺术的世界里。因此，当阴霾散去，迷雾重开，他方能携带着厚实的储备和积累重返他的写作之路。犹如邵燕祥先生所说：“文革后的文学界不断发现被不正常年代埋没的人，也发现了戴明贤。”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戴老师，是因为写作的困顿、迷惑以及忧虑而被迫选择了逃离和退避，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他，则是以一个“归来者”的自觉而开始了他不动声色的“出场”。
时代转换，世风日变。文学从政治的捆绑中挣脱而出，面对的却是一个喧喧嚷嚷，目迷五色的缤纷世界。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在潮流和时尚的裹挟下，在名利与物欲的诱惑中，戴老师却以“惯看秋月春风”的淡定与从容，始终保持着他的自我选择和精神坚守，不趋时，不媚俗，不曲学阿世、剑走偏锋，以少有的定力和坚执，蹚出了一条只属于他的、熔铸着其鲜明的个性与风格的乡土写作之路，从而将自己的烙印，深深地镌刻在时代的碑铭上。这是他的贡献，也是他的使命——承前启后的使命。从他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乡土写作的超越性意义及其价值，更增添了对贵州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自觉与自信。所谓“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有了这样一种姿态，必如但丁所言：“从这里出去，再见灿烂的星空。”既立足本土，又摆脱局限，找到与大历史、大文化的契合点，真正置身于民族、国家以及世界人类的大时代、大视野之中。倘如此，所谓被遮蔽与被忽视的历史宿命，何愁不破？！
戴明贤书郑珍诗
因此，要特别感谢省文史馆选择了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与合适的人（作者），召开了这次主题合适的会议。尤其《邀请函》上那一段话，格外引人注目，竟至感慨万端，无妨转抄如下：
举办这一系列研讨会，旨在梳理、研讨、评价近几十年来我省成就比较突出的作家、艺术家、人文学者对乡土文化的贡献，探讨如何“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构建地方文化谱系”“树立文化自信”等地方学术文化的重大课题，为最终构建特色鲜明的“黔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我看来，这样的目标，这样的胸怀和追求，正是所谓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具体表现。尽管其中的“黔学”一说，未免有言之过早之嫌，但取法乎上，志存高远，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至少可以为我们的学术界、文化界提供一种不甘人后，奋起直追的精神动力和奋斗方向，此乃名符其实的正能量。因此，它必将对年轻一代的黔人、黔友，产生强劲的鞭策、鼓舞和激励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
2013年8月15日发言稿
2013年9月1日补充修改
（注：此为笔者2013年8月15日在贵州省文史馆召开的“贵州情怀：一个人与一片土地”研讨会上所作的书面发言。因当时稿子未全部完工，特于会后作了补充和修改。）
（完）
· 作者简介
杜应国：贵州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主要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和思想评论。著有《山崖上的守望》《故乡道上》等。参编或主编出版的有《贵州读本》《神秀黔中》《安顺人物》及其《续编》《苍茫岁月——来自知青群体的历史记忆》《赏石安顺》等文史、艺术类图书。
2020年7月
值班编辑：张厚林
电子排版：王敏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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