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故乡的“异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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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私人高考史”》之十】

我们的数学不是体育老师教的，但语文曾经是。

初中的时候，毕老师教过我们体育。他说的是普通话，很好听。我们都羡慕说普通话的人，但是打死自己也不说，嫌丢人。真实的原因是自卑。

如果村里有人去东北待了两年，回来说一口大碴子味的普通话，我们会笑话他，说他忘本，瞎跩。

可是毕老师说话我们听着那是真好听。当然也觉得他的普通话和收音机里不太一样。后来才知道他是唐山人，他说的是唐山味儿的普通话。

唐山大地震后我们就都知道了毕老师是唐山人。地震中他哥哥幸免于难，他的嫂子和侄子，都未能躲过。记得震后他回了唐山一趟，再回到学校时，话少了许多，眼睛经常盯着你，其实他没有看你，他走神了。

他是怎么从唐山来到我们军屯中学的？多年前我问过我大哥，这一会儿又记不真切了。最大的可能：他是一位知青。

我写这个《我的“私人高考史》系列，目的并不在研究那时的高考，而是尝试回忆我的通往高考之路。写了几篇之后，就感觉脑中似乎有坚冰融化的声音，多少人，多少事，争相浮上水面。我就是这样又想起了毕老师。

我向高中同学于兰海打听毕老师的近况。兰海在县中医院工作几十年了，军屯中学老师和同学的消息他那里最多。

我问他：知道教咱们语文的毕瑞田老师的近况吗？他应该一直在郑口。

兰海回答：回唐山了。应该走了六、七年了。毕老师是我初中体育老师，教我打乒乓球。在县科技局上班，儿媳在我们医院，七年前全家迁到唐山了。

原来他早回唐山了！这我没有想到。当年他“无家可归”，未能回城，我以为他从此就扎根在卫运河西岸了，结果还是回了故乡。也好，他在我们老家参加工作，成家立业，足足生活了四十多年，青春岁月都抛洒在这里了，是该回去安度晚年。

兰海说他跟毕老师学打乒乓球，我没印象。我印象最深的，是毕老师当篮球比赛的裁判。身穿一身蓝色运动服，脚蹬球鞋，脖子上挂着一个明晃晃的铁哨子，毕老师轻盈地在场边来回穿梭，忽而快跑，忽而慢走。未叼在嘴上时，那哨子就随着他移动的节奏在胸前欢快跳动。该吹哨时，他总是吹得果断、有力。我觉得如果把篮球比赛比作一篇文章，他的哨声就是标点符号，长的是破折号，短的是顿号，长短相间的是感叹号。他的双手会随哨声做出各种动作：有的像刀斧劈下，有的似风火轮飞转，有时两拳相击，有时双掌成T，有时上浮下按，有时左挥右舞，我们常常都看呆了。一场比赛下来，既不知比分高低，也不问谁输谁赢，我们的目光就跟着毕老师的裁判动作上天入地，闪转腾挪。我们甚至弄不清他手势的意思，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是什么意思重要吗？关键是潇洒啊！

毕老师个子不高，印象中他从来都是篮球比赛的裁判，很少见他下场打球。他似乎很享受他的裁判岗位。我也曾见他打乒乓球，不用说无论削球、扣杀还是推挡，他的动作都很标准、漂亮。

高中时他教过我们一阵语文。这会儿我突然想起，他的字写得就称不上标准和漂亮了——何止不漂亮，简直有些难看。看着他在黑板上写出拘谨、松散、不成队形的粉笔字，我们都认为也没什么。他是体育老师啊！体育老师的字写成这样已经很好了。再说，那些写一手好字的老师能当那么潇洒的裁判吗？

作为我的语文老师，这么多年来记忆中我时时想起的，是如下两件事：其一，他最鼓励我好好学语文，常常当众朗诵我的作文，表扬频频，鼓励有加。其二，他竟然自己订了一份《人民文学》杂志，且常常借给我看。刘心武的《班主任》我记得就是那时候读到的。

那个年代的毕老师，在军屯中学教室内外，显得是如此与众不同：肤色虽比我们当地人黑不少，但长相英俊，说普通话，热爱运动，动作潇洒漂亮，自己订阅《人民文学》杂志，知道许多国内外大事（我怀疑他那时偷听“敌台”），性格开朗，爱开玩笑，急躁时满脸黑红，青筋凸起，尽显真性情。他因不是本地人，常常就显得孤单，落寞，他是否常常想念他的地震前后的唐山呢？他一人远离故土生活在我们这里，其中有多少无奈，多少不甘？

忘了准确年月了，反正当时我们还在校，同学们忽然都传说，毕老师结婚了，娶的是牛庄村的民办教师韩老师。坏小子们一边议论一边摇头，小声说“那韩老师样样都好就是长相有点配不上咱毕老师”。

我大哥不这么看。他和毕老师是好朋友。他说，唉，老毕，一个唐山人，在咱这里无根无底、没家没业的，有韩老师帮着他成个家，还不行嘛！挺好！

我很少和毕老师交流关于我高考的事。有时会就什么事问问他的意见，他往往语焉不详。这也难怪，他也属于相信我考不上的人。他总是笑着说：“洪侠呀，考考试试吧，这样呢，起码今后自己不后悔。”又说：“为什么非上大学啊？能干的事儿多了去了，关键是好好混！”说得也对，我自己又何曾自信一定能考上大学？后来的事实雄辩证明了那条真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毕老师不是一般“群众”，他的眼睛更亮。

我高中毕业后没几年，毕老师调到了县城工作。他终于不再做“穷教书的先生”，而是去了县水利局上班。有一阵儿他在老县招待所东面的村子里租房子住，我去故城县采访时曾经去他家里吃过饭。那时听他谈笑风生，感觉他似乎还算春风得意。后来见面就少了。来深圳后，有次回家过年，我找了几个同学一起请毕老师喝酒。再后来，就听说他生活有些烦恼，退休前在科技局做了个民主副局长。

每次听到毕老师只言片语的消息，我总是想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军屯中学篮球场上的毕老师。他的风彩，他的风光，他的风华，都刻印在那里。如今他回唐山去了，我一时联系不上他，再见一面都是难事。他回到唐山哪里了呢？和他震后幸存的哥哥一起生活？韩老师适应唐山的生活吗？她和毕老师会不会经常谈起军屯中学？毕老师会偶尔想起我这个老学生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