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上的逆差与贸易上的顺差

【经岚观察】18018

环境上的逆差与贸易上的顺差

文/李志青

有关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体现为中美贸易顺差的贸易失衡至少是主因，但贸易失衡并非无缘无故，必定是中美某一种政经关系上的失衡带动了“贸易上的失衡”，比如说是货币关系失衡造成贸易上的失衡，也有的学者认为是产品结构上的失衡造成贸易上的失衡等等。对此，我想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做一个分析和判断，那就是中美长期以来在环境品上的失衡造成了贸易上的失衡。

打个比方，一个国家环境脏兮兮的，却愿意大规模生产“环境污染密集型”的产品，并一直对外出口这类产品，而另一个国家环境非常高大上（尽管也有卫生死角），而不愿意生产“环境污染密集型”的产品，那就只好一直从外进口这些产品。

有经济学家将这个比方扩展为二元经济模型，不管模型最终能证明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环境上的逆差”（美国在污染上是净出口国，而中国是净进口国）造成了“贸易上的顺差”（美国是环境品的净进口国，而中国是净出口国）。

可能很多朋友对“环境上的逆差”不太理解，其实很简单，有三方面的因素。

其一，最直接的，可以去看看中美之间历年在“垃圾”进出口上的数据，每年美国都在出口大量垃圾（洋垃圾）给中国，今年开始中国关紧了这个大门，所以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抗议，其实质就是中国的洋垃圾进口禁令影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缩小了环境上的逆差）；

其二是去看看中美之间旅游的数据，每年数百万人出国（包括美国），看似是休闲旅游，但环境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叫做“旅行成本法”，就是用旅游的成本来倒推生态环境的价值。说到这里，大家也许明白了，到美国旅游其实是到美国购买了“环境品”，在这个方面，中美之间绝对是“逆差”，但这个似乎并没有体现在中美的进出口的经常账户上，原因是根本没法计算和统计。

其三，还有一个大规模但又更加隐蔽的“环境逆差”在于，在中美的贸易顺差中夹杂着“环境逆差”，我们在消耗大量资源环境的基础上生产并出口商品，而美国则通过进口商品减少了资源环境的消耗，这个过程等同于中国从美国变相地进口了他们的“环境污染”，看起来中国没有为此付费，但其实每年中国在环境保护上的巨额支出就是美国人从中国人身上征收的“庇古税”（可以预见的是，一旦中国自己开征“庇古税”，并征足的话，美国人以后就收不到这个税了），或者等同于中国人帮美国人支付了生产这些产品的“机会成本”。

到这里，想必大家差不多明白了，多年来，在环境上中美之间是绝对的逆差关系（中国对美国逆差），中国为此向美国支付了“逆差”成本，即生态环境质量，也正是因为这个逆差的规模太大了，造成了“失衡”，使得中美之间必须要用另一种失衡来加以对冲，这个失衡就是当前在桌面上影响中美关系的“贸易上的顺差”。

如果“环境逆差引致贸易顺差”的逻辑成立，或者至少部分地成立，那么，解决贸易顺差的方向就非常明了了，那就是要减少中美之间的环境逆差，减缓环境上的失衡关系。

其一，中国致力于中长期的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将倒逼产业和经济的转型升级，如果这一战略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那么未来，中国出口产品的同时，就会越来越减少对贸易国生态环境的依赖，也就是不用再大规模进口环境污染这个“负产品”，传导到贸易上，出口品的价格会逐步提高（包含了国内的庇古税），从而降低对外顺差。就此而言，解决了环境上的逆差，就会自动消除贸易上的失衡关系，进口解决贸易上的顺差问题。

其二，在短期内，中国坚决向污染宣战的举措给缓解环境失衡创造了空间，尽管在禁止洋垃圾进口的问题上，看似会在贸易层面上加大顺差，但从环境层面上是减少逆差，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内企业在失去利用“进口垃圾”的途径后，会转而寻找替代品，那就是国内的垃圾或者在技术上升级换代，不论是哪种途径，最终都会提高产品的成本，进而影响出口成本，降低顺差。此外，向污染宣战意味着产生了巨大的环保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这个市场空间其实是对外开放的，但目前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而暂时没有进入大规模进口的轨道，随着政府通过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等途径进一步提高市场统一性和有效性，相信这个市场终究可以在产品和服务上实现全球化，有助于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

当然，就美国而言，近年来其实也在解决中美“环境逆差”上做了一定尝试，比如大幅转变了奥巴马政府期间制定的“绿色发展”政策，推动油气等传统能源出口，以及退出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等等，这些举措看似与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但在客观上无疑可以起到缓解美国对外“环境顺差”（即在资源环境消耗意义上进口少于出口）的幅度，减少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环境失衡关系。

就以上分析而言，展望中美贸易关系，我们其实大可不必过于悲观。毕竟，无论是贸易顺差，还是环境逆差，都会在失衡中重新走向均衡。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