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中医辨
纯中医辨
“纯中医”的提出，是想把搞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汇通的，和辨证论治的中医，区别开来。其实，这种区别，毫无意义。不管什么学科，经典的、新兴的，没有理论逻辑的一致性，不可能存在。“纯中医”的提法，表示我们已经迷茫，反映了中医业界和学界的逻辑混乱。
相对而言，学科理论体系，都具有单纯性，只有逻辑思维的单纯，才能够条理化，才具有学科实践效应。没有条理化的思维，是无效思维，实践缺乏目的性。我们的物理实验，我们的模具生产，只有遵循物理的逻辑方法，遵循机械标准规范，才能进行。
虽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学科可以借鉴其它，可以仿效别人，但借鉴来的东西，需要进行学科逻辑的处理，仿效的东西，需要“本土化”。如果它山之石不是用来攻玉，而是混入玉中，结果怎样？不能保证自己，不明白自己和别人的区别，以为张三穿西装，李四也穿西装，张三就等于李四，把技术上的综合运用，当成理论本体上的融合，不是本体理论的崩溃，就是思维效应的降低。中医走到今天，陷入深深的危局之中，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汇通，是把西医当成攻玉之石呢，还是混入玉中之石？
有了中西医结合、中西医汇通，中医为什么没有发展？为什么中医自己，相反有人怀疑辨证论治？为什么学院的中西医理论各占一半，淡化经典理论的教育，没有培养出能够传承中医的人才队伍？中西医结合、中西医汇通代表了中医的发展方向，中医就不应该出现今天这样的危局。
把中西医的差异性，停留在可以感知的疾病现象层面，强调西医的病与中医的证相结合，以为这样的中医，就是现代中医。中西医的结合或者汇通，不是这样的简单，现代中医不是这样浅薄。辨证论治临床收集症状群，其中就包含了西医的所有实验室检查结果，包含了利用西医所有诊察手段，但这样得到的东西，属于“观其脉症”，是疾病现象，没有经过寒热虚实等病机的逻辑分析，不具备证明中医证候病机性质的证据意义。
现在不少中医，把西医手段获得的东西，也象西医那样，当成证候的临床证据。患者血压超过140/90mmhg，就是高血压病，诊断就成立，超过140/90mmhg就是高血压病的临床证据，只要我们用降压药-化学的、中药提纯的，都符合西医规范。中医也需要收集血压，但是，当我们面对超过140/90mmhg时，不能直接地给出病机结论，必须“无失气宜”地，结合其它临床症状，进行一番“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的逻辑思辨，超过 140/90mmhg的血压，才可能转化为证据，但这样的证据，是风邪困表，需要用葛根类，还是厥阴寒逆，需要吴茱萸汤，还是内伤气虚，应当用补益，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是个体化的，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个个相同的标准。我们不能因为按照西医药理逻辑研究，葛根有很好的降压作用，就把高血压的病机统一起来，治法规范起来，不“无失气宜”地辨症求机了。
无论多么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中医从来就不把它作为制造产品的模具，个体化的证候病机意义，离开实事求是地“各司其属”、“知犯何逆”，可靠性就很成问题。黄芪降压，降元气亏虚之高血压；葛根降压，降邪困肌表之高血压；附子也降压，降阳虚内寒之高血压；天麻降压，降肝阳上亢之高血压，辨证论治，不落实到元气亏虚、邪困肌表、阳虚内寒、肝阳上亢等病机性质上，超过140/90mmhg的血压值，就没有任何的证明证候病机性质的临床证据作用。
张锡纯有镇肝熄风汤，有建瓴汤，但如果没有辨证候病机的具体性质，肝阳上亢、肝阴亏损之轻重不明，气血逆乱、心神不宁的差异不别，该用镇肝熄风汤却用建瓴汤，该用建瓴汤却用镇肝熄风汤，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吗？张锡纯用阿司匹林，仅仅是一种借用，而且是纳入中医病机逻辑的借用。《医学衷中参西录》：阿司匹林“发汗力甚猛，外感可汗解者，用之发汗可愈”，可以代替“凉解汤”，“清解汤”，不能代替“寒解汤”。张锡纯没有因为阿司匹林解热镇静，就不辨寒热，不分温病伤寒，不是一见发热就用阿司匹林，而是突出了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病机逻辑对应，体现了中医理论对临床思维的制约。
辨证论治特别反对用一般取代个别，用普遍取代特殊，基本原则是，运用一般的理论规律（谨守病机），走向个别的特殊实在（知犯何逆），落实到临床证候病机上去，强调一般和个别的临床统一。没有单值的中医理论逻辑联系，没有病机原则的逻辑规范，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学科的逻辑需要单值化，需要纯，不纯，我们根本无法获得临床证据，因为不纯，疾病本质的性质都不能确定，又如何明白证明本质的证据呢。无论什么样的证据，哪怕是同一个事物，在不同学科条件下，它不可能同时证明不同性质的学科本质。
刀放在法庭上，是作为杀人证据使用的，放在厨房，是作为切菜工具使用的。证据的本质证明，和学科逻辑相一致，具有单一性特征，我们在法庭上，非要论证刀的切菜功用，在厨房里，非要论证刀的杀人方式，只能说大脑有问题，连刀的证据意义的时空背景、逻辑关系都搞不清楚。当然，把法庭改变为厨房，厨师的技术，可以展示刀的切菜功用；把厨房变成法庭，律师侦探的逻辑思维，可以论证刀为凶器，但你先要是律师侦探，先要是厨师。没有这样的逻辑制约，刀没有证据意义。
西医的实验室和影像学手段，在西医逻辑，可以直接作为证据，这具有合理性，然而，要作为中医的临床证据，就需要将医疗仪器收集的所有疾病现象，象张锡纯那样，纳入中医的理论空间，进行逻辑一致性的思维加工，“谨候气宜”、“三因制宜”，随机辨症，吻合中医思维的逻辑规范，才能成为证明中医疾病本质的临床证据。
各种各样的西医检查，为中医提供了很好的收集疾病现象的手段，但这只是中医“观其脉症”的补充，不能和病机直接等同，更不能把这样形成的西医本质，和中医病机划等号，象西医那样，直接上升为临床证据。试想，不管寒热虚实，无论外感内伤，凡超过140/90mmhg的血压，我们都以理血为本，都用葛根，不犯虚虚实实的错误，不发生“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才怪。
理论为体，临床为用，面对同一疾病，我们可以根据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运用中医辨证论治和西医病理对应药理的方法，综合治疗，对于某些疾病，确实可以提高疗效，但这是技术层面的综合应用，不是理论层面的相互结合。辨证论治必须保持辨证论治的逻辑联系，形成吻合病机原则的证据链，中医技术才是有效的，同理，西医也必须具备病理对应药理的逻辑联系。
把技术层面的综合运用，混同于理论层面的逻辑方法，就会发生逻辑错位，导致临床问题的发生。现在的中西医结合，把中药中的药理成分分析出来，提纯出来，形成某种制剂，规范地用于西医的病，改善西医的病理，是遵循西医的逻辑，把自己当成了为西医临床提供新药的“制药公司”。“制药公司”按照这样的逻辑方式，制造出来的药物，已经演变为西药，不可避免地和其它西药一样，具有毒副作用，而且必须遵循病理对应药理的逻辑，按病用药。
有其病，就用其药，高血压葛根，冠心病丹参，感冒清开灵，中成药、中药注射剂，临床问题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在逻辑方法上找找原因。遗憾的是，现在的我们，太过于实用主义了，思维止步于技术层面的综合，忽视了理论逻辑的学科区别，不讲疾病本质的中西医差异，把技术的综合运用，当成学科理论的逻辑联结，将西医的临床证据，直接等同于中医。把清营凉血-安宫牛黄丸的衍生剂当成外感邪在卫分、气分的治疗方法，不引邪深入，郁结体内，形成后患吗？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