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嘉陵江上

简介：“在黑暗里、在重压下、在侮辱中/苦痛着、呻吟着、挣扎着/是我底祖国/是我底受难的祖国！”70年前，抗战诗人以笔为枪，为祖国而歌。血里生长的抗战诗篇，再现了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伟大历程。那些披着征尘的诗句，其实就是四万万中华同胞“还我山河”的呐喊，沿着诗词中国浩瀚文脉流淌而来的吟唱，都化作了力透纸背的滚烫血液。

70年后，编著者怀抱独特的情感体验以诗心撞击诗心，在不能忘却的记忆中，重新检录硝烟弥漫处的抗战诗篇，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关注炮火下民众的苦难。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战诗篇，从来就是一道筑在抗战军民心田间的“精神长城”。重读经典，温故知新，以血火熔铸的诗句编织花环，献给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祖国，从一个百年，到下一个百年。

那一天，

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我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

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

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

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

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

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

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

和那饿瘦了的羔羊。

我必须回去，

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必须回去，

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

把我打胜仗的刀枪，

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文汇书店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版

端木蕻良（右）与萧红摄于1938年。

端木蕻良、钟耀群夫妇。

1939年春末，正是草深水涨时刻。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夏坝分部教书的端木蕻良，经常在晚饭后和妻子萧红漫步嘉陵江畔。两个才情横溢的年轻人，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相爱，演绎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

然而，战争使这些同为东北老乡的作家群充满无尽的乡愁。从九一八《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到诗人的这首《嘉陵江上》，都回荡着缅怀黑土地、打回老家去的时代强音。这首诗以“那一天”为开笔，看似平常，其实说明思乡之情一直萦绕在诗人脑际，就这么忽然涌上心头。敌人打来，烧杀抢夺，诗人失去了一切。面对“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诗人思绪万千，他“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然而因日寇的侵入，使诗人“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接着，诗人以大意象“江水”为背景，以呜咽的江水为抒情主体，对家乡的菜花、羔羊等小意象进行歌咏，衬托出诗人“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的决心。

最后两句：“把我打胜仗的刀枪，/ 放在我生长的地方！”寓意深广，不仅是指作者要打回老家去，而且要继续以刀枪守护可爱的家乡。诗人在这里实现了角色的转变，即由离乡的游子，成长为归来的战士！这种转变，是特殊时代所促成的。这份责任，是每一个失去家园的人所应该承担的。

诗作问世后，贺绿汀又将它谱写成一首独唱曲，加强了诗歌的战斗力、感召力。一经传唱，很快流行开来，成为一首为大众熟知的抗日救亡歌曲。诗中质朴的语言、亲切的意象、对家乡无限的怀念，让每一个吟唱者都深受感染；加上所谱之曲，深沉婉转，抒情殷切，散发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1912年9月，诗人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一户满族家庭。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成为上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

1940至1942年，端木蕻良陪同病中的萧红在香港休养，主编《时代文学》和《大时代文艺丛书》。萧红在香港病逝后，端木蕻良分葬了爱妻的骨灰，独自旅居桂林，后又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地。之后几十年，端木蕻良几乎每年都要为萧红扫墓，题诗作赋，寄托思念。

家乡、土地等乡土意象、情节是端木蕻良不能够忘怀的创作母题。诗人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土地的誓言》，其中写到：“土地是我的母亲，我的每一寸皮肤，都有着土粒；我的手掌一接近土地，心就变得平静。我是土地的族系，我不能离开她。在故乡的土地上，我印下我无数的脚印。”1985年，诗人携妻子钟耀群回到了家乡，他把家乡的黑土视为最珍贵的礼物。端木蕻良曾说：文学“要顾及乡下人”，文学的未来是“歌颂人民的领袖、人民英雄、各阶层人民生活”的“人民的文学”。

1996年10月，那个最爱萧红的诗人，那个喜欢穿鹿皮夹克的才子，因病辞世。在一篇题为《故乡永远是我的》散文中，诗人感慨地说：“人来自土地、也回土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