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渡舟：“经方”溯源
解释“经方”的说法很多，见仁见智，难于统一。有的人认为“经方”者乃经验之方也，也有的人认方“经方”乃是《伤寒论》方子的尊称。我认为研究“经方”，无论继承与发扬，首先必须弄清它的历史源流和来龙去脉，抓住它的核心内容，才能做到事半而功倍。
什么是经方
“经方”来自于殷商时代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法》，其上而又源于《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据梁·陶弘景说：“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尚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避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
伊尹的《汤液经法》下传到了河南南阳的张机之手。所以，梁·陶弘景说：“昔南阳张机，依此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经方”源于神农之药，发展而成“汤液”之方，又发展而成仲景之论。其中不难看出，药与方的结合，方与证的发展，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
“神农”，龙之头也。“仲景”，龙之身也。有头有身，鳞甲森然则能行云布雨成为神物。张仲景发展神农学派，创造出方证结合，是中流砥柱的伟大医家。《汤液经法》为方三百六十首，而《伤寒杂病论》包括重复方在内，大约有三百七十五张方子。这种天才的“移花接木”，把方、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伤寒论》的方子，从此就叫做了“经方”。
“经方”来之不易
“经方”之中，不可讳言，还包括上古神圣相传的“禁方”之痕迹，因此“经方”有点神秘色彩，而有许多令人不可思议之处。“经方”药少而精，出神入化，起死回生，效如桴鼓，在东汉时期犹存于世。但它受到当时“保密”的影响，师徒传承不能公开，以及“禁方”所定下的清规戒律各方面的束缚，此时的“经方”已非俯拾皆是、信手拈来之可比了。
据我测知，“经方”来之不易，反映出来有三种情况：
(1) 在“原序”未提此书：仲景提出了“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具体书目。惟对这部《汤液经法》则如石沉大海，讳莫如深，而只字未提。
(2) “证”之下未载其“方”：唐人孙思邈奇怪地发现了王叔和所撰次的《伤寒论》条文，在“证”之下而无方药相随。这种方证相离，未能“比类相附”，令人观之，莫衷所自。
(3) 孙思邈的一句话泄露了天机：在孙氏所著的《千金方》中，说出了一句话，叫：“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而不传。”
以上出现的三种情况，虽然不过是“蛛丝马迹”的微小反映，我认为“见微知著”，它们泄露了“经方”来之不易的客观事实。它说出了当时张仲景采辑“经方”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许多困难和各种麻烦。
张仲景的伟大贡献，在于它披荆斩棘，排除万难，把“经方”从风雨飘摇中挽救出来，保存了它。让它继续为人类服务，使它上续神农，下逮万世，广开“汤液”治病、防病的法门。
建立方与“证”、方与“法”、方与“辨”的有机学说
“经方”为“证”而设，证之下必须有“方”，方之上亦必须有“证”。张仲景神机独运，妙想天开，他很巧妙地在“证”与“方”的接壤之处，嵌入了一个“辨”字，因为有了“辨”字，而使“证”与“方”都有了生命力，也都变成了活棋。其中的魅力能使人思想万千，玩味而无穷，既有医学上的主体，又有哲学上的灵魂，使人叹为稀有。
使用“经方”必先立法
中医讲求“理法方药”的规律，必须用“法”的规范对“经方”加以指导，然后施用，才能使人步入坦途。
举例而言，《伤寒论》第一张方子是桂枝汤。仲景在“方后注”特别提出了发汗的原则性和方法论。“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不汗出，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以上的文字，重点提出服桂枝汤发汗的各种办法和策略。其中涉及“发汗”与“惜汗”、驱邪与护正的两分法思想，突出了“法”的权威性和原则性，所以说“法”具有战略的意义。
“经方”之间，彼此是有机联系的
我们初学“经方”，往往停留在一方一药之上，很孤立地、也很死板地去使用“经方”。这样去学，必然使“经方”寸步不移，捆的太死，离开证之间的有机联系，就会大大失掉“经方”以方带证的辨证方法。使用“经方”须把方证前后左右有机地进行联系，要建立“方以载道”的观点，一定将古人的思想性、逻辑性与“经方”的治疗性揉合在一起，“纵然把它碾成尘，拈来还有香如故”。
例如，《金匮要略》治疗胸痹所用的“栝蒌薤白白酒汤”、“栝蒌薤白半夏汤”，无疑都是治疗此病的主方。但是张仲景并非到此为止，而又设方御变，它在“主方”之间，又举出寒饮邪气由胸及心，为“留”、为“结”、为“逆”、为“抢”等等的无穷变化。因此，仲景乃把“枳实薤白桂枝汤”、“人参汤”、“茯苓杏仁甘草汤”、“橘皮枳实生姜汤”等引伸出来。他巧妙地、天衣无缝地把方与证、方与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以方带证的写法，起到了“山重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新的景观作用。
大哉仲圣!昔何颙相之曰：“君用思精，……当为名医”。夫能“用思”才能超凡，才能在火中爆豆也。
偏向虎山行
“经方”药味峻厉，令人胆战心惊，畏而不前，不敢使用。夫行围狩猎，必带鹰犬，利其爪牙，则亦何惧之有也？畏惧“经方”反映了自身学问有了差距。我短彼长，正是补缺救短之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有一点志气与使用“经方”的胆略。但是医关人命，生死反掌，岂可轻举妄动而以方试人？所以还必须在仲景之学上，多下些工夫。一朝一夕、慢慢地，而又长期不断地与“经方”耳鬓厮磨，通过“量变到质变”，在思想上产生了跃跃欲试的时候，在感情上又与“经方”贴的很紧的时候，此时此刻，则自然“经方”破土而出，而惟我所用了。
也有的学者，认为第一张“经方”是桂枝汤，桂枝汤滋阴和阳为群方之魁。所以，当以桂枝汤为蒿矢。我认为张仲景驾驶“经方”总的精神与原则，叫做“保胃气，存津液，阴阳自和”，贯彻这一精神，先用某方似乎也无须争辩。
“经方”治验
“经方”傲然医林，如时贤曹颖甫、余无言先生，每以“经方”愈大病，起沉疴而著称于世。余不才，临床治病而喜用“经方”，于千军万马之中，每获搴旗得胜之快。仅将最近“经方”验案，附载如下，以飨读者。
治愈“血精”
刘某，男，32岁，司机。患“血精”病，有时兼见尿血。西医诊断为“精囊炎”，中西药杂进，迁延一年之久。问其大便溏薄，两手发麻，腰酸腿楚。服药如滋阴补肾、凉血清心，以及补中升提之法均无效可言。余切其脉弛缓无力，犹以两尺为甚；视其舌色淡嫩，而苔薄白，两目缺少神彩。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篇》有两张“经方”，专为虚劳发生心肾不交，阴阳摄持不利而设。一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一为“天雄散”。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功在从中宫交通心肾阴阳而秘下元封藏之本。天雄散功在补阳摄阴，开源节流，温摄肝肾之精血。为此，不用“桂加龙牡”，而用“天雄散”法。因“天雄”药缺，而用附子代替。
疏方：炮附子4 g，桂枝6 g，白术15 g，龙骨30g。
余用“天雄散”灵活机动地新加鹿角胶10g，阿胶10g。因其精血久虚，所以用鹿角胶以补“督脉”；用阿胶以补“任脉”。此方连服7剂，血精由多变少，由红色变为褐色。自觉气力增加，精神振奋。照方又服7剂，则“血精”病证痊愈。
治疗已用“胰岛素”而血糖不降危证
蒋某，男，63岁。患糖尿病，虽注射了“胰岛素”而血糖难以控制，高达16.6mmol/L。
一家恐惶，前来求治。问其大小便皆不通畅，腹胀胸满，心中烦躁异常，不食不眠，7天来目不交睫。切其脉沉大有力，视其舌红绛似火。其妻面带戚容对余曰：“胰岛素”已无效，中药尚有活路否？余曰：据《史记》载，“太仓公”用“火齐汤”治一“涌疝”病人而愈。此事虽距今近两千年之久，而其病证宛然犹在，科学是可以重复的，大有借鉴之机。方用：大黄6 g，黄连10 g，黄芩10 g。
服汤后不久，先得大便，所下颇多；后得小便，努而排之，竟溺出一条似精如脂的物体。患者顿觉周身舒畅，睡意难捱，酣然梦乡。睡了六、七个小时，则觉腹饥思食。从此血糖下降，烦躁不发，度过生死关头，而转危为安。
用栝蒌桂枝汤治“柔痉”
陈某，男，56岁。患病为项以下之肌肉连及背部肌肉明显塌陷、萎缩。口渴汗出，两臂拘急，紧贴两胁，活动受限。因此臂不能举，肩不能动。如果强行将两臂从胁上拉开，则肩臂疼痛不能忍耐。切其脉弦细如丝状，视其舌红如草莓几乎无苔。余辨此证为太阳经输受邪，天长日久，化热伤阴，阴液灼竭，津液不能灌溉之病。
《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载有“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本证与之颇为贴切，一见于《伤寒论》之“新加汤”汗后身痛脉反沉，一见于《金匮要略》之栝蒌桂枝汤身体强，脉反沉迟。一言以蔽之，太阳经证而有血、津、阴分不滋之特点。
余用：栝蒌根30 g，桂枝15 g，白芍15 g，炙甘草10 g，生姜10 g，大枣12枚。
服此方7剂，病见显效。项下、后背宽松为多，口渴良已，两臂已能前后摇动。效不更方，又服7剂，则病迅然而愈。非独病人一家称谢，余亦奇“经方”效如桴鼓之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