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场专辑5 | 时间沉淀下的赶场记忆

说到“赶场”这个词,每个人记忆中的场景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60年代赶过场的人来说,赶场日就意味着节日。
60年代中国大多数的县城、乡镇都是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便是最真实的写照。县城会把赶场的集市设在当地的主路上面,赶场日当天大家沿着主路依次摆摊即可。乡镇大多就没那么多讲究了,有些地方有碎石子铺的路就算是大路了。到了赶场日约定个空地一汇合就算是赶场了。
如何设置场镇位置和场期是一门技术活,位置较近的场镇都会商量着把场期岔开,这样就方便了居民和商贩在各个场镇之间转圈。但是无论怎么转圈,村镇上的居民和商贩很少能到县城里赶场。毕竟以前交通不方便,很多乡下人赶场全靠步行。县城路途遥远,要想去一次甚至会在路上耗费一两天的功夫。
所以大家公认的一个场镇辐射范围是十二里路,因为那正好是一天往返能达到的路程。
到了赶场的那天,场镇附近的农民早早的就把自家种的大米,包谷,黄豆,辣椒摆在路边,大清早就赶着鸡、鸭、猪出门。在60年代的赶场中,你几乎可以在这里找到任何生活必需品。
布匹、盐巴、菜油、针线、竹木日常家用制品不算稀奇,自家山上采的木材、毛竹、中草药也很平常,镰刀、锄头等农具也很常见,就算见到有人当街卖笔墨纸砚、历书唱书也很正常。
对于很多赶场的人来说,这一天就有如节日。他们除了将手里的剩余产品换成生活必需品,更多的便是休闲娱乐。如果你赶场既不买也不卖,就叫做赶耍场。既然是来耍的,那自然就有耍的门路。
规模稍大的场镇上就有耍猴戏的江湖艺人,看着猴子熟练地数数,翻筋斗,甚至是要钱,围观的人惊呼连连。卖药的江湖郎中也有一手绝活,要么会耍几下杂记,要么会说上几个段子,也是引来一群人围观。若是真想正儿八经地听上一段,那还得到茶馆坐坐,无论是三侠五义还是隋唐演义,都让你沉溺其中。
小孩子看到热闹的戏法就走不动路,老人家则待在茶馆和饭馆不愿走路。老人家在茶馆会会老朋友,家境好一些的相邀到饭馆炒上一两个菜,打二斤白酒,边喝边摆谈。赶场日经常能见到几个人蹲在街边喝酒,高谈阔论,兴致来了挽起袖子大声划拳,全然不顾旁人的眼光。
小孩子看热闹,老人家磨时间,小伙子就是看姑娘。年轻的小伙子在场镇上闲逛,但凡看到漂亮的小姑娘,就千方百计的打听她是哪个村哪家的,然后就设法请媒人上门说和。
时间再往前推进一些,到了七八十年代交通日益方便起来,许多小的乡场就慢慢消失了。原本“十二里路”的辐射范围被逐渐打破,随之而来的就是场期的变化。
以前赶场大家都喜欢以农历作为场期,如果遇到五天一场赶集的场镇,场期就是初一、初五、初十这样以此类推。当人们习惯了使用公历后,星期制的场期也随之兴起。大家觉得七天一场的场期间隔时间长了些,特别农民的蔬菜等不了那么长,又增加了星期三或星期四再赶一场,俗称赶小场,或者说赶新街。于是大多数地方会定在每周星期四、周日赶集,或者每周星期三、周六为集市。
从一些老人家口中听过这样的见闻。那时候场镇附近工厂里的工人职工,每到了赶场日就要到农民赶场的必经之路上等着,半路买东西。一些不常上县城赶场的农民,不知道县城的市价,就会把自家的农产品便宜卖给工人们。这些人很得意还相互转告。孰不知,农民从乡镇跑到县城赶场,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是加了几分。
那么最后究竟是谁占了谁的便宜呢?
根据家里一个长辈回忆,那时候他们厂里的人最喜欢去红牌楼赶场。红牌楼又称永丰场,因明嘉靖年间在正街一头一尾处立有两座红色牌坊而得名。由于永丰场里成都市区比较近,所以成为了当年许多成都市民赶场的首选。
当时红牌楼的模样和很多乡镇并没有区别,一条并不算宽敞的正街穿场而过,青瓦木门的平房分列两旁。平日里冷冷清清的,每逢赶场的时候就热闹非凡。
赶场日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红牌楼正街上已经是人声鼎沸,人头攒动。附近赶场的农民把背篼、挑担、竹篮、布袋甚至是鸡公车沿街排开,鸡鸭鹅兔、各种时令蔬菜从场口到场尾几无空隙。商贩们就推着自制售货小车,在地上铺一张油布,散放着针头线脑,纽扣鞋带、手帕木梳、之类小物件。若是看到有群人卖的是草帽、枕席、竹箩、竹筷、筲箕、扫帚等竹草制品和锅铲、菜勺、菜刀、牛耳刀等家用铁器,这便是城里日杂公司的传统经营商品。
时间再往前推荐一些,永丰场、洞子口场这些城里著名的赶场地都在逐渐消失,反倒是乡镇和县城里将赶场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
赶场地依旧设在正街上,这里自给自足的环境还没有完全被破坏。每逢场期,街上的商铺就会在自家门前陈设起货摊,接着挑筐子的,背竹篮的附近农民就会聚集于此。他们将筐子篮子里面自己的产品带来出售,得到钱买些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回家去。少数的贩子和流动的商人同时参加着活动。当然,那些烧水化蛋的神棍巫婆是见不到了,走江湖卖药的郎中或许还能见到一两人。
城里人赶着公交车,开着小车也来相邻的场镇上凑热闹。这时候他们不再是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很多人买的已经是原生态的感觉,还有一去不复返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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