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若比邻 ——徐志摩与鲁迅 || 张维舟(河南孟州)

天涯若比邻

——徐志摩与鲁迅

文/张维舟

编辑/落英小桥

题记:读2020年第2期《太阳花》陈子善先生《再说鲁迅见过徐志摩吗?》

正证实了鲁迅确实见过徐志摩。其实,鲁迅有没有见过徐志摩,并不重要,正如同期《太阳花》中罗烈洪《也说“鲁迅  徐志摩——呐喊和歌唱的人”》中所言;“鲁迅先生和徐志摩先生,是文学史上两座丰碑,是中国当时文化启蒙思潮中的两位先锋践行者,虽然似乎表现方式迥异,却是殊途同归的民族脊梁,是有良知、有理想、有力量、能践行的文化大师。我们在鲁迅先生的刚烈中发现了诗意和柔情的一面,在志摩先生的诗意信仰中,又注意到了其民族魂和爱国报国的一面。没有一位大师是狭隘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必有其丰富的学养、丰瞻的眼界以及丰足的力量和精神源泉。”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现代革命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呼唤人民再也不能这样屈辱的活着;徐志摩是新诗处女地的拓荒者,是时代的歌手,他用大爱的花束,昭示着人们要有尊严地活着。鲁迅是现实主义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但也有理想之光;志摩是理想主义者,一路高歌嘹亮挺进,一路花瓣缤纷绚丽,歌唱自由、民主、爱和美,同时时刻关注足下的土地,思索如何把浪漫和诗情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扩而大之,一切大师和巨匠都有这样爱国情愫和诗美情结。我想,罗烈洪所言可能亦是此意。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不少人不是这样看人看事。那时期,现代文学史上只有鲁迅值得称道,其余都被骂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颓废作家、帮闲等等,都在打倒扫荡之列,特别是曾经被鲁迅批评过的文化人和文学流派和团体,更无一人能幸免。其实,社会是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同时也是发展变化着的。没有一贯正确、无一瑕疵的人,也没有生下来就头上生疮脚下流脓毒一成不变的坏蛋。鲁迅伟大,但并非句句都是真理,说1926年“三   一八”惨案中陈西滢的言论是“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流言家竟只至于如此之下劣”,则言过其实,之后,又把徐志摩数落一番,更莫名其妙。陈西滢、徐志摩等都是留美派,崇尚西方民主,主张社会改良,但无疑也都是爱国者,致力于建设新文学。抗战时期陈西滢对于抵御日寇侵略,态度是积极的。全国解放前夕,暗中帮助李四光回国,都是爱国行为。至于徐志摩英年早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未曾经历过,他的成就主要在新诗内容和形式的革新方面,成为领军人物,他的才情和人格魅力更使人仰慕。有人说他的诗歌是资产阶级唯美主义,没有讴歌人民大众,这些都似是而非,当然用后来延安文艺标准衡量,当然是不合格的,但他的诗歌清新明朗,歌颂民主光明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徐志摩在新诗和散文等文体的创作中不断扩大取材的领域和范围,从原先只注重抒发个人情怀的窠臼,渐渐拓展视野,甚至把目光投向崭新的苏俄,满怀欣喜和好奇,对十月革命的成就进行描述和议论。同时,关注底层劳动者的疾苦和生活,以《伏尔加河船夫曲》旋律为蓝本,写下著名的《庐山石工歌》,以气势磅礴的音韵,沉重凝练的语句,讴歌劳动者的智慧和血汗,关心劳动者的命运。”(《太阳花》 2018年第二期 《 刘培良  1925年,徐志摩人生的颠峰体验》),能说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没有家国情怀吗?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不少人的思维定势是不是延安,就是西安;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在这“不是……,就是……”中,只有一人绝对正确,其余都是劣种,都是革命的对象。这种思维定势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利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这种思维由来已久,到文革发展到顶峰,我们姑且叫它“文革思维”。现在在文艺理论界也有一种“情绪化”的批评,或许就是文革思维的遗风。

“不是……就是……”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二元对立”,“在绝对不相容中思维”,它夸大任何同类事物之间差异和矛盾,不仅不能有条件的共存,而且必须一个打倒一个,一个吃掉一个。我们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犯的错误、走的弯路,交的学费还少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都是有缺点错误的,只要无大过,(爱国主义是底线)就要团结合作。文学艺术是审美创造,最富于个性化,只要爱党爱国爱民,各种风格各种流派都可以争奇斗艳。总之。对人对事要从大处着眼,看本质,看主流,要容人之短;反之,对自己,则要严格要求,力求完美,大处好,小处也不苟且。

前面我们说到鲁迅在论战中有时刀走偏锋,误伤同人,然而我们只要不带偏见,就会发现鲁迅还是很有人情味的。他同萧红谈衣饰花色搭配,同翻译家曹靖华“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等等,就颇有情趣。特别是鲁迅同林语堂平素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龃龉翻脸,时有发生,导致最终分手。然而,分手之时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鲁迅关爱体贴他人,善解人意的赤诚之心。

我仍然认为鲁迅同徐志摩有没有见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是真正的大师,有真正的学人风范,他们并列是中国文学的绝配,同时对照他们我们能反观自己,提升自己。

灯光下,电脑前,我在码字。

春雨潇潇,帘卷西风,似乎都在提醒:“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作者简介:河南孟州人,江西师专退休教师,副教授,任教期间曾担任过鹰潭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和学院教务处副主任。是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鹰潭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芦甸评传》、散文集《读书杂谈》、散文集《守望》,参编《芦甸诗文选》《天涯三人行》。近几年在海内外华人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二百多篇。《芦甸评传》填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芦甸研究的空白。《读书杂谈》被中国伯乐文学研究所评为一等奖。论文《和谐伦和整体观》被收入《海峡两岸道教论坛文集》,与张炜合作《龙虎山文化的界定及其特征》为2015年炎黄文化研究会六省大会论文集采用。近期主持编纂《道文化纵横谈》(40万字,沈阳出版社出版),又协助编辑《月湖政协》文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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