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子友——杨坤.我们的老指导员
1973年于襄渝铁路前锋火车站,后排左2为老指导员杨坤
杨坤.我们的老指导员
—— 连队生活琐忆之三
又到大年初一,该给老指导员拜年了!
接通电话,熟悉的声音还是那样的清脆洪亮。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相互问候之后,又聊起了其他话题。这反而使我不安起来,因为以往电话接通后,还沒等指导员把话讲完,旁边的嫂子就会接过话筒,喊着我的名字,问这问那,然后就开始夸指导员了——“这辈子摊上一个好丈夫,我知足了。” “嫂子呢?” 乘谈话的间隙,我问了一句。“噢,嫂子去年六月走了……”
担心的现实终于发生了。
那还是2016年的春天,我决定去看望老指导员。事先电话联系了一下,他开始很高兴我能到来,但时间不长又打来电话说,要不你晚一些时间来吧,现在你嫂子不太方便。我说我又不是什么客人,越这样越应该去。他说不管怎么说,你来看我就是我们的客人,怎么说也不能太随便了。看出来那是嫂子的主意,她不想让我们看到病重卧床的她。尽管那次还是在我的坚持下去了。但当我与老伴到达后再给他打电话时,还是由他提前安排的一个亲戚接待了我们。
老指导员住在蚌埠市一个普通小区的一栋普通楼房的二层,面积不大但收拾的很干净。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在他家里吃的饭,指导员在外面点了几个菜,嫂子躺在卧室里。吃过饭后我们又在嫂子的床边坐了一会,直到嫂子把该说的话说完。
嫂子说,这些年她的身体很不好,曾在上海做过两次心脏方面的大手术。其中有一次她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45天,指导员就在室外走廊的座椅上睡了45个晚上,连医护人员都被深深感动着。这次是年前打扫卫生,不小心在室内摔倒了,造成股骨头骨折,已躺了两三个月了。医院也沒什么好办法,只有加强保养,指导员每天为她做四次饭,昼夜不停的忙碌着。嫂子说,这十多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要不是有个好丈夫,我根本活不到今天”。
那次短暂的探望,使我对嫂子的身体担忧起来,每每想问但又怕问。几个月后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再问时,嫂子已奇迹般的站了起来,并且一站,又站了三、四年。去年因我在国外,一年未打电话,想不到嫂子倒下后再也沒有起来……
2016年春于安徽蚌埠指导员的家。中为指导员、右为指导员的亲戚,左为本人
对于妻子,他是一个好丈夫,精心照料20多年。而在父亲面前,他又是一个好儿子。父亲晚年身体不好,而他是独子,又是单位的党委书记,无法分身。忠孝不可两全,公私无法兼顾。为此,他提前5年辞掉了党委书记职务,在家专心照顾父亲。
而对他自己的两个孩子呢?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小时候,父母两地分居,每年都由母亲带着到部队看望父亲,平时母亲既要上班还要照顾他们。等他们长大后,父亲虽已转业回到地方,但好像对他们也沒有特别关照。儿子很早就毕业于一所电力学校,分配到邻近的一座城市,成长为电力企业的领导人。女儿工作的时候,沒到他这个旱涝保收的单位,而到了母亲工作过的不太景气的供销社系统。
老指导员杨坤
1971年初,我们从新兵连训练结束,分到老连队时,杨指导员就早已是连队的指导员了。那时他既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又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优秀代表,被选为师党委委员。后来他直接由指导员提升为教导员,转业地方时高套一级,作为团职干部,安排到市烟草公司的党委副书记,后任书记。
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油水比较大的行业和岗位。而他却从未拿过高工资、高福利,因为他从来不搞或者不会利用这方面的权力。当时省里每次检查,他在这方面的表现都是最好的,工作一直排在全省的前面,而待遇总是落在后面。后来可以发奖金了,也是先考虑到工人,给自己和班子成员定的标准,只比工人高5元钱。
右为在连队当指导员时,左为连长万玉亮
杨指导员,1944年出生于安徽省凤阳县,1963年自安徽蚌埠市入伍。同为那时的热血青年,他与别人有三点不太相同:一、他是独生子,沒有兄弟姐妹;二、他是参加工作后从工厂内入伍的;三、他是少数民族,回族。
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连队是战士成长的大熔炉。有再多的不同,在连队摸爬滚打都是相同的。在这里,他从祖国大东南的鹰厦铁路,到大东北的大小兴安岭森林铁路,再到大西南的襄渝铁路
,最后又到大西北的新疆南疆铁路,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
1976年,我(右)与老指导员(左)在新疆库尔勒
这次通话结束时,老指导员又特意告诉了我家中座机的电话号码。“现在我用的手机是孩子们给的,不知摔了多少次了,万一摔坏了不能用了,你就打座机。”
2021年春节于泉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