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起郁达夫现在的人可能会觉得很陌生，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是与鲁迅齐名的大文豪，而且他还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他著的赤裸裸情欲小说《沉沦》，在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产生巨大影响，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情欲作品第一人。而他特立独行的爱恨情仇既受到赞赏又受到抨击，成为了当时文化界备受争议的特殊人物。而在抗战时期，他所表现出对日寇的仇恨和爱国热情，又受到人们的尊敬。1938年初，他离开战火纷飞的祖国下南洋的曲折离奇故事，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日本人投降后的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在南洋一个小市镇突然失踪，从此杳无音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此乃中国文化界一宗未解之谜。
20世纪三十年代初，郁达夫曾对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郁达夫的这句名言，在当时的上海曾引起一场风波，以至于他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除。在郁达夫的一生中，由于所经历的国内外复杂的历史时代和其性格的独特性，被误解遭到歪曲并受到不公正谴责的事情有许多。纵观郁达夫的一生，特别是他侨居南洋的时期，人们不仅要问，他到底是否只是个作家？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决定到新加坡“下南洋去作海外宣传”，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援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接编《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的副刊编务，并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星洲日报》主编。1941年又担任了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主编。可见报纸成为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3年间，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
当时的新加坡有许多抗敌组织，其中以胡愈之、王纪元、张楚琨等为核心，有新闻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参加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郁达夫被选为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先生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中写道：“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与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汪金丁、高云览等一批在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人，乘坐难民船离开新加坡，渡过马六甲海峡，撤退到当时的荷兰殖民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几经周折，最后在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耶公务镇落脚，开始了他的生命旅途中最后三年的流亡生活。为了抒发感情，排遣内心的寂寞，郁达夫又开始写诗了，并且还开始蓄留短须。艰苦的流亡生活，并未使他意志消沉，相反，心中却蕴蓄着对法西斯的深仇大恨，浑身沸腾着为国献躯的热血，诗里行间洋溢着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一次，郁达夫去访问镇上的一位侨领蔡承达，正好同时也有一个日本宪兵来和这位侨领交涉些事情，双方正苦于语言不通，束手无策时，正巧郁达夫进来，蔡承达知道郁达夫会讲日语，就请他临时翻译。从此驻在布吉丁宜市镇的日本宪兵就知道了，巴耶公务有一个名叫赵廉的华侨，精通日语。赵廉，是当时郁达夫的化名。当时，占领苏门答腊岛的日军非常需要通日语、印尼语和华语的译员。因此不久之后郁达夫被胁迫充任日本宪兵部的翻译。为保持头脑清醒和见机行事，郁达夫在这期间毅然戒酒。为了不暴露身份和维持生活，以郁达夫为首的这一批流亡的文化人在巴耶公务开办了一个“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出面做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任会计。酒厂开办一段时间后，销路猛增，生意兴隆。他们每月提取一部分盈利给逃难的文化人分用，这样既能帮助一部分文化人解决生活困难，又能增加被迫当日军翻译的郁达夫身上的保护色，使日军更相信他是一个殷实的华侨富商，而不至于暴露正式身份。然而对被迫充当日本宪兵翻译的郁达夫来讲，却面临着一场极其严酷的考验。由于郁达夫是以“富商”身份出现，长期独身将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于是在友人介绍下，他与一位从中国广东台山来的华侨姑娘陈莲有，后改名为何丽有的姑娘结婚了。陈莲有从小出身贫苦，没上过学，只会讲台山方言和印尼话。作为中国一位赫赫有名的大文豪，却与一位没文化的华侨姑娘成婚，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位叫陈莲有的广东妹一定很美丽动人，恰恰相反，用郁达夫的话说，何言美丽之有？于是，结婚后，郁达夫干脆将陈莲有连姓带名改为何丽有，其意尽人皆明。1944年，日军宪兵总部机关移到了离巴耶公务不远的武吉丁宜镇，并大大加强了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当时宪兵总部里有不少人是从新加坡调来的，有些人对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形十分熟悉。其中有一个叫洪根培的，曾受过日本法西斯的训练，是侵略军的走狗，他在宪兵部充当译员，他了解巴耶公务的酒厂老板赵廉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郁达夫，但他并没立即告发。后来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但被他看中的那位华侨姑娘已有心上人，更不愿与日军走狗结婚。当姑娘的父亲来求郁达夫帮忙时，郁达夫毅然亲自当主婚人，立即为那姑娘与她心爱的人举行了婚礼，因而得罪了洪根培，使洪怀恨在心。同时，巴耶公务原中华学校校长被校董会解聘后托郁达夫去为他说情，郁达夫没有答应，因而他也心怀不满。于是，洪根培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他是联军间谍，中华学校校长则出面作证。洪根培告密的消息一传开，从新加坡流亡来的一群文化人便感到极大的不安，他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当时有人劝郁达夫到别处躲难，但郁达夫知道自己已被日军监视，若企图逃离，势必会立即被捕，于是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但你们应该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胡愈之等一批文化人认为郁达夫的分析和建议颇有道理，于是分头疏散。为防不测，1945年农历正月初一，郁达夫写下了这样的遗嘱：“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有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亚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完，故不算。……”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终于度过了漫漫长夜，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吃完晚饭后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当地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说有人找他说点事就回来，当时他身上还穿着睡衣和木屐，谁知郁达夫却从此“失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