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光盘”了我的菜 辞别了压岁的“旧”红包

汉语和稀泥三件宝：大过年的，来都来了，他还是个孩子。

有这么一件事儿，能同时集齐这三件法宝，那就是给压岁钱。

我总觉得，在中国的春节习俗里，压岁钱和饺子、鞭炮一样理所当然。然而今年，我被这事儿困住了，自陷“稀泥”，实在没搅和明白。

距除夕还有两天时，表姐就行动了。

她给我发信息，试探性地商量：今年别互相给孩子压岁钱了，“换来换去没啥意思”。我直接表示了拒绝。压岁钱是给孩子的，“谁跟你换啦”。

表姐没死心，她在家人群里提议：除夕夜，大家发一发拼手气群红包，抢着热闹，代替压岁钱。长姐威武，我含泪发送“支持”。

“但你还是你，有我一喊就心颤的名字。”这是余秀华写给爱人的语句。

而压岁钱于我，就是这个咒语。一念，小时候过年的场景便轰隆隆地重建。姥姥个儿小，牙齿却又大又白，全笑出来，给我们一人一个大红包。二姨从成都回来，箱子里装着现金。我偷看过，除夕早上她关着门“唰唰”数钱，往信封里塞，场面过于震撼。春晚虽热闹，孩子们却没啥兴趣，窝成一团。我略带夸张地抱怨钱要上缴老妈，表妹则一如既往地大方，“没事儿，用我的买炮”。

在古老的传说中，有个怪物，就是“鬼鬼祟祟”的那个“祟”，爱在除夕夜骚扰孩子。人们无意间发现，钱币的金光可以驱走祟，就把钱压在孩子枕下。后来“祟”化为“岁”，驱鬼成了祝福，压岁钱的附着物包括礼节、面子、人情世故——红纸之内，内涵远比钞票丰富。但小孩子哪管这些，揣到兜里就好。

年，有人说中国人过了三四千个，从“元日”到“春节”，名字变过，项目变过，但它内在的小宇宙永恒炽烈，能让数亿人停工、迁徙、消费、突然改变生活方式。这件大事，庆贺的从来都是新替代旧，尽管春联的红是“旧”的，团聚的方式是“旧”的，世界却不是今天才突然更新。

老舍先生曾说：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应当快乐过年。他的“现在”，与我们的“现在”相去又是数十年。年饭还是一大桌，但拥有1亿肥胖人口的中国人胃口没那么好了。我姥姥有六个儿女，奶奶有四个，而我爸妈就我一个。祖辈过世后，小家庭不再“向心”凝聚，各过各的年，轰轰烈烈、人头攒动的场面转移到公共商业场所。现在高铁快、航班多，想看爸妈，周末回家——春节长假好不容易喘口气，不少年轻人早就选择旅行过年了。以家庭为基础的春节堡垒开始拥有越来越松散、自由的外墙。

在我小时候，每一份压岁钱都拥有一个样貌独特的信封，时令生肖是基本款，还有绣了花的、镶了水晶的、串联了电路会唱恭喜发财的……长辈还会一笔一划地写上我们的名字和祝福语。

这几年，回家过年的孩子总也凑不齐了，我们升级成了“长辈”，电子转账大面积取代了那些信封。在电子红包里填上数额时，我总有种类似付房租、交电费的幻灭感。额度大致是固定的，没啥惊喜，也没啥忐忑。恰如表姐所说，“你转给我，我转给你”。

她心思细密，又考虑到，一大家子人，她孩子多，我孩子少，给来给去，总有压力。父辈步入晚年，有的生活宽裕，有的手头吃紧，但压岁钱“红线”在，与其硬着头皮给，干脆都别给。

对于给压岁钱，我确实没有感到特别的压力，给孩子，是种“惯性”，也是份惦念。作为独生子女一代，我们对一起长大的表亲、堂亲格外亲近。尽管长大后，大家江南江北、国内国外，后代也只能通过照片、视频相见，但情意总也割舍不掉。在我看来，表姐想了这么多，惦记这个，操心那个，这样的情感联结，其价值早已超越红包本身。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庚子鼠年的主体记忆分外沉重。年的头，武汉“封城”；年的尾，我结束石家庄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回京，隔离到除夕当天。疫情防控常态化，中国人接受倡议，就地过年。我出完长差，回家“补偿”，做七天年饭，有鸡有鱼，给同样留京过年的家人贴膘。

年轻人真的响应表姐号召，热闹抢了红包，没有大肆转账。然而姨妈、舅舅依然发来“整数”，再敲一段给我女儿的专属祝福。

我都收了。想象着，他们戴着老花镜，用“手写输入法”逐字逐句郑重地写，我不忍不收。那是我们远在天边时，他们紧紧攥在手心里、舍不得放开的牵挂。好朋友的母亲托她给我女儿发来红包，我也收了，我知道，阿姨想着我们，钱不重要。

假期中，要好的同事带孩子来我家聚会。我来不及置办礼物，就给孩子多封了几张粉红色的“纸片”。没想到，同事携夫人疯狂笑我一番，坚决拒收。“让陋习在咱们这一代绝了吧！”他们表示。小朋友浑然不知我们在讨论什么，红包被老爸一把抽走也毫不在意，早就跑进屋疯玩儿了。

那天的聚会，大家“光盘”了我准备的菜，孩子们玩儿得恋恋不舍。

好像，这一切更加重要。

秦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