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硚口的由来

硚口这个名字很特别，有很多人问此＂硚＂和彼“桥”有什么区别呢？这要从早就消失的袁公堤（也就是今天长堤街的前身）说起。

在很久很久以前，硚口依汉水兴起，地域内多河流滩涂。河流多了，桥梁就多，就要修堤。最早修的堤是明代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修的袁公堤。取名袁公堤，是因为此堤是当年的汉阳通判袁焻主持修建的。在修建该堤时，还顺便在玉带河（也就是汉口堡的护城河）和汉水之间修了一座石桥。如果把玉带河上的37座老桥排个序，这座石桥是第一座。随后，在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人们在挖土修筑城堡后，又在城堡外的护城河上修了一座桥，这也是一座石桥。

我们知道，硚口历来多桥，而最先修建的两座竟是石桥，是用石头砌成的，因此这里就成了“硚口”，沿用至今。据悉，在国内，用“硚”作地名的，除硚口外，只有四川自贡的“硚头”。因此，硚口在国内算是特有地名。顺便说一下在5笔字型中却没有这个硚字，只有全拼或智能里面才可以找到，也算是一个花絮吧．．．．

硚口公园大门

提到汉口的发展，便不能不说“硚口”的由来。自汉口形成到明代崇祯年间，就出现了“硚口”的地名。据地方史志记载，早“在未有汉镇之前，汉水排山倒峡，由硚口以至后湖”。具体可考的时间，是在明崇祯八年（1635年），为了使汉正街地区的街市、商店、居民不受水淹，当时汉阳通判袁焻在硚口修筑长堤，堤外因取土挖成玉带河。在河与汉江相连处的河口，修建了一座石桥，因而此地被称之为“硚口”。同治三年（1864年）汉口又修城垣，城外护城河也连汉江，河口修桥的地带也取名“硚口”。为了区别，便分别称为“大硚口”和“小硚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汉口城垣拆除，玉带河和护城河逐渐淤塞，大多为居民住房所取代，桥也废毁不存。但这一地带所形成的“硚口”地名却沿用至今。桥写作“硚”，据说是因桥为石桥之故。由于汉水曾有水流从玉带河、护城河通入硚口地区流入后湖，形成后湖地区一道郊野风景线。当年，这一带风景优美，前人曾用“渡头春水碧硚口”的诗句加以赞扬。《汉口竹枝词》也有“水涨平湖景致多，远霞红透晚来波。土塘买棹弯硚口，一路乘凉到小河”的描绘（见《汉口小志》）。《汉阳县志》还把“大河之右有大小二桥”列为“汉阳十景”之一。由此可见，自古以来，硚口便是个颇负盛名的古老地名。

汉江边

清雍正五年（1727年），清朝把原来的汉口巡检司分成仁义、礼智两个分司，分别管理居仁、由义和循礼、大智等四坊。清代《竹枝词》云：“金庭以上属仁义，以下都归礼智司”。金庭指汉正街中段的金庭公店，地址即今之汉正街金庭巷。以此为界，以上地址属仁义司管辖，仁义分司署设在安定巷（今汉正街安定巷口）。四坊之中，居仁、由义两坊及循礼坊的一部分都在今硚口区内。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开埠后，由西向东（或由上向下）发展。俗话说：“硚口到花楼”，即指汉口繁华区域，大部分在硚口区范围内。

硚口地区南临汉水，地势低洼，每遇大雨，便成泽国。主要街道是汉正街。由汉阳七里庙、十里铺来的商贩到汉口，是从艾家咀过河至硚口进入汉正街销售他们的农副产品的。今日硚口有个卡房巷，就是当年乡下商贩进入汉正街时完税的关卡遗址。

汉正街商贾云集。最初在汉正街卖米的是摆簸出售，后改为囤子；民国以后，才有几家用机器碾米的米厂。酿造“汉汾”酒的槽坊多集中在汉正街经营，分北直、武汉两帮。酿出的汾酒，操作上采用传统土法。各个槽坊都自掘有井，取井水蒸馏，酿出的酒味正、色清、芳香浓郁，有独到的特色。曾参加巴拿马世界产品展览会时得过金牌。每家汾酒槽坊清晨为各零售酒店及酒楼饭店送酒。汾酒工人是一对一对地抬着双酒篓沿途喊出节奏抑扬的调子，酒香四溢，给人们以悦耳醉心的享受。

汉正街街面，全用条石铺成。最初商店、住户用水，靠挑夫在襄河（汉口人对汉水的别称）挑取运送，不是雨天，也不容易看见干路。1906年以后，既济水电公司兴办，用户都装上电灯与自来水，市场就有了夜市，灯火通明，呈现一派新的景象。汉正街街面较窄，小巷纵横，房屋一色旧式。1911年武昌首义时，清廷派大军来汉镇压革命，火烧汉口几昼夜，一直烧到武圣庙止（一说是五显庙，见《汉口丛谈》第67、118页），仅硚口上段幸免于难。大火后，武圣庙以下重新建设，各行各业如海味、杂货、布店、匹头、银楼、钱庄、参燕、药材、典当、酒楼、戏院等纷纷复业，原有的蒙童馆也由善堂义学、公私立中小学所代替，一切随着时代变迁有所发展。1928年后，市场进一步趋于活跃。1934年至1935年阶段，物价比较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是硚口汉正街的鼎盛时期。

1938年，日寇入侵武汉，汉正街从新街至硚口路划为难民区。武汉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受尽摧残，痛苦不堪。可是，却有少数人醉生梦死，丧尽良心，大发其国难财。此时，到处是乌烟瘴气，鸦片烟馆、赌博场、花会场、妓女院触目可见，毒害之深，令人发指。大街小巷形形色色的旅馆藏污纳垢，流氓、汉奸横行霸道，善良的老百姓不堪其扰。沦陷的七年中，伪政府只扩建过一条利济路。从河边到北面的铁路边，抗战胜利后才进行规划建设，与建国后新开的武圣路并贯南北，成为商业干道和新型的解放大道相衔接。

襄河是汉口水上大动脉，帆船来往，货畅其流。从黄金堂起，沿河岸的泥土斜坡上有大大小小的码头，如：艾家咀、大硚口、小硚口、关圣祠、杨家河、遇字巷、武圣庙、大乾坤巷、宝庆巷、流通巷等，其中艾家咀、大硚口、小硚口、杨家河、武圣庙、乾坤巷等码头有渡船摆渡。每个码头每天货物装卸川流不息，吞吐数量可观。因之沿河有不少摊贩叫卖，以熟食较多。旧社会码头工人地段、业务均有一定范围，不能越出范围以外去兜揽生意。沿河以北是河街，粮食行、堆栈大半开设在这一带。

汉口的地势是东南高而西北低，每到夏秋水涨，后湖的水从西北灌入市区，给居民带来灾难。清同治三年，汉口开始建筑城堡，从硚口起，下至通济门（即现在的一元路），虽然起过一定的防水作用，但到了清末时期，市面渐趋繁荣。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适应城乡发展的需要，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建筑后湖长堤，上起舵落口，下至丹水池和堤角，同时还请准清廷撤除汉口城堡，1907年基本完工，撤除城堡的基础修为后城马路（即现在的中山大道）。马路的起点是硚口，后湖长堤（张公堤）以内大片土地荒无人烟，大小湖泊仍占一定面积，居民则在无水地带种菜营生，通称为菜园地。硚口以上，在民国初年建有新泰茶栈、泰安纱厂、颐中烟厂、康成洋酒厂等，多系俄、日、英等国资本家投资。正硚口一带，有点像北京天桥的缩影，耍棒、玩猴，搞杂耍、摆地摊，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每届新春节日，风和日暖，游人众多。这一带经营的铺面，以猪行、人力车行、马车行占多数。硚口以下的马路两侧，水塘较多。由于以往有玉带河，所以桥梁也不少，如长寿桥、燕山桥、延寿桥、六渡桥等，至今还保留名称作为地名。居仁门下首的操场角，是北洋政府时期汉口镇守使的练兵场。隔长堤街的横道外边尽是水塘。堤街上有个寺庙叫千佛应慈寺，每年盂兰盛会期间，一些善男信女在佛寺布施，诵经打斋，大放河灯。千佛寺的后门外就是大水塘，晚间用纸扎就各式莲花灯，燃上蜡烛，光彩夺目，放乎中流，飘游水面，月光倒影，互相辉映，景致优美。马路的北边，即今日硚口区委周围一二里地许，也是水塘。有些人家就在塘边水上用木架搭成木板结构的水上楼房，卖茶说书，供人纳凉休憩。小楼明月临窗，水面清风徐徐，在此谈天说地，能忘却一天劳累。雨天，面对楼外满塘荷叶，于万绿丛中摇曳着朵朵红莲，此情此景，富有诗意。1928年后，汉口后城马路（后改为中山路），路面长年失修，从硚口到满春一段，有马车代步，取费不多，然而沿途颠簸，道路坎坷不平。

过去，硚口一带为船民、码头工人、人力车工人、马车工人、小贩等贫苦劳动百姓的居住地，住房多为板棚茅屋。由于卫生条件差，民间就有“闭着眼睛往上走，闻到臭气是硚口”的谣谚。

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硚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硚口地区新修了南抵河边、北接解放大道的硚口路，二十多米宽的柏油路面，与沿河大道、中山大道相连，交通方便。沿硚口路一线修建了禽蛋加工、棉织、机床、搪瓷、火柴等许多大型工厂，80年代，“昂首阔步往上走，烟囱林立是硚口”了。特别是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在改革开放中的崛起，成为硚口，尤其是武汉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至90年代，硚口区已经是具有十三个街道、一个乡，占地40多平方公里，拥有50多万人口的集工业、商贸于一体的新型城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