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梁培宽，了解梁漱溟（附：一则日记中的梁培宽先生）
1986年重阳节，梁漱溟（前排左二）与梁培宽（前排左三）全家
这两天看到梁培宽先生的一段视频。视频中，梁培宽先生的自我评价是“比较平庸的”“不聪明”，并说“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常常比别人慢一拍，至少半拍。（摇头）”“虽然我编他（父亲梁漱溟）的东西，有很多都看了不止一遍。至少你把这字看准了，把标点符号看准了，还是挺认真的。因为编辑东西不能马虎，你编错了，它印出来就错了，这不行。所以我还是，说老实话，还是很认真地看。看一篇就认真地看，但是说我理解他，还真是不懂，可以说是不懂。（摇头）你比如说《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最近这两三年，我才慢慢懂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他是讲的要义，不是一般地泛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他是抓住了一个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特殊这一点来论。”
视频中，梁培宽先生与他平日的谈话一样，非常认真的，边思考边慢慢地说着。他的声音与他父亲梁漱溟的声音很像，他对自己的“反躬自省”的态度一如梁漱溟生前一再“反躬自省”地声称自己小时候就“笨”一样……而他们对问题的认真态度，几乎与梁济完全一样，这样的继承是来自骨子里的。
梁济是梁漱溟之父、梁培宽祖父，晚清进士，拥护维新变法，变卖家产资助友人办新报。民国初，因意识到“中国国性不存”而自尽于积水潭，希望以此唤醒世人。临终前几天，梁济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便是有名的世纪之问。不仅如此，梁济虽然自杀，但非常认真写了数万字留给世人，详细讲述自己的经历与思想。
可以说，这祖孙三代，都是非常认真的人，这样的传承非常厉害！
幼年梁漱溟与父亲梁济合影
梁漱溟培养梁培宽、梁培恕两个儿子，一如父亲梁济当年对待自己一样，给予充分的自由，不只是不管具体的事情，甚至都不怎么讲如何做人。正如梁培宽所言：“他不大给我们讲应该怎么做人。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也就是看他怎么为人行事。”而梁培恕也这样说:“比如我一会想学这个，一会想学那个，可以说是胡想一气，但是他都不阻拦。我这个人就是断断续续上的学，辍学，不想上了，自己自学吧。别人都说不行，但是他说，你自学也可以。所以我曾经几度不上学了，就在家里自己看书。”
梁培宽、梁培恕小的时候，父亲常常不在身边。父子间以通信的方式进行交流。其中最有名的一封信是1942年梁漱溟从日军的炮火下离开香港后给儿子们写的。本来是私信，可是被一位编辑看到后登上了报纸，顿时激起巨大的波澜。因为梁漱溟在信中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父子间的书信本来非常多，可惜很多都在“文革”中被毁掉了。可以想到，梁漱溟的这些书信，给梁培宽、梁培恕多少潜移默化的滋养与影响。
然而，为什么梁培宽曾多次说自己不懂父亲的思想呢？这显然与梁培宽选择的专业以及时代有关。
梁培宽长期从事的是生物物理方面的工作。他虽然早年在父亲所办的勉仁中学学习过，并在勉仁中学担任过教员。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了生物专业，于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随清华大学生物系并入北京大学生物系，1954年毕业后留在北大担任助教，1958年调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文革”中下干校劳动三年半，之后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所编辑部主任。
在梁漱溟成为“反面教材”的年代，梁培宽的工作和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相反，父子都在北京，见面的时间显然多了起来。然而，由于时代使然，梁漱溟的思想与精神世界很难为世人理解，儿子梁培宽同样如此。
梁培宽曾坦诚自己以前并不想要去理解父亲。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当父亲郑重地谈到自己图书出版的事情以后，梁培宽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他一旦承担起这项责任以后，便是三十多年从未停息地整理、编辑、出版父亲的著作，这也是不断深入地理解父亲的过程。
尽管直到晚年，梁培宽先生仍称自己不是很懂父亲。然而，世上又有哪个人敢称自己比梁培宽更懂梁漱溟呢（当然希望有这样的人）？
没有人能像梁培宽先生一样，将梁漱溟的所有文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编校、认真核实，编成全集，再散开来编成众多单行本。
没有人能像梁培宽先生一样，三十多年来的精力和时间，只是投入到整理、收集、研究父亲以及与父亲有关的著作当中，很多文章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琢磨、领会。所以梁漱溟的许多著作中，都留下了梁培宽的笔迹。有的是导读或后记，有的则是散落在书中的注释……
没有人能像梁培宽先生一样，更全面而广泛地了解梁漱溟与各界社会人士的关系，因而他的考订是很多研究者都无法做到的。
……
因此，对于梁培宽先生的自我评价，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态度。
与梁培宽先生合影，后面是梁漱溟书写的“行其所知”
当年梁漱溟去见蔡元培，蔡元培让他到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梁漱溟说：“我不是很懂印度哲学，怎么能教学生呢？”蔡元培就问：“那你说，中国有哪位能讲好印度哲学？”梁漱溟想不出来。后来，他便应蔡元培邀请，当了北大哲学系最年轻的讲席。
有一年我请教梁培宽先生，说到关于梁漱溟先生的传记有很多，哪一本好呢？梁先生没有向我推荐任何一本，认为很多传记都是写梁漱溟的事情，并没有深入理解梁漱溟的精神和思想。
还有一次，在谈到建国初期梁漱溟与毛泽东那次争论时，梁培宽先生结合《炎黄春秋》里的文章，将那次争论的背景环境、前因后果讲得非常清晰。我一直后悔当时没有录音。
总而言之，在我的感觉中，理解梁培宽先生，也是理解梁漱溟先生的一条很好的路径。起码，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可惜我的很多资料都不在身边，无法展开来说。兹引用我于2013年拜访梁培宽先生后，写在笔记本电脑中的一篇日记，以期读者更多地了解梁培宽先生。
2013年7月11日星期四
7月5日上午去梁培宽先生家。将自己所写的《学习梁漱溟》书稿带去，请他过目。他看了目录后，当时就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对两个标题的意见：1.他觉得父亲最喜欢的是“亲师取友”。觉得“求友”改为“亲师取友”更好些。2.他认为父亲多提的是“反躬自省”，所以建议将“反省”改为“反躬自省”。3、觉得“自学”前面似乎该加点字。二是提到他父亲的厚道。就是不在背后对别人评三道四。他举了对冯友兰先生、黄炎培先生的例子。此后，他将两张照片和一个梁漱溟先生抄录佛经的本子（复印文件）交给我，让我转交丁波。
谈到《梁漱溟全集》的出版时，他讲了交给中华书局出版的经过。此前一直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再次出版，山东人民出版社不愿意放弃，但合同早已到期，梁培宽先生当然可以委托别的出版社出版。山东人民出版社三次来人找梁先生谈，但梁先生还是决定在北京出版，这样有什么事情都方便沟通。否则，有的问题，信里面写好后，对方还是不清楚，又没法经常过来，处理起来很麻烦。
我们继续聊天。梁先生说他开始编父亲全集的经过。当时主要是北大的一位教授来编，他做辅助。但没过多久，编委会内部有了矛盾，那位教授就不愿意编了。当时也没有别的人可找，而工程已启动。梁培宽先生就硬着头皮编了起来。他说，当时也胆大，其实对他父亲还不是很了解。不过，现在，梁培宽先生认为自己对父亲比较了解了。这当然也是他的谦辞。
我问他：“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您父亲的影响这么大？”他从立德立功立言角度来谈的。而且主要认为是“立德”方面。我则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梁漱溟的思想直到现在仍对我们很有启发。
临别时，梁培宽先生请我将《阅读梁漱溟》两本样书和200元稿酬寄给清华大学的xuzhangrun先生。他们去年本来是要见面的，当时《阅读梁漱溟》刚刚出版，梁先生正好可以亲手给许先生。不料后来二人总是不凑巧，不是这个人病了，就是那个人住院了，此事就一直拖着。现在，梁先生便托我办这件事。我于前天去邮局，通过同城快递将书和稿费寄了过去。
昨天下午给梁培宽先生打电话。询问他对《学习梁漱溟》一书的意见。他主要提到这么几点。一是觉得各章之间应该有文字的联系。联系的时候，也不要很多的笔墨，可以直接写，也可以不露痕迹地有文字照应。书中应该好像有一条线。结语中可以讲清文中方方面面的彼此之间的联系。内在的联系。因为一个人的长处是多方面的，短处也是多方面的。各方面的东西是有联系的，有的是直接联系，有的是间接联系，而不是孤立的。
一是觉得书名太直白。最好是有一个主标题，一副标题。我问他想过有什么好的书名，他说还没想得很好，不过他想过“我们向他学习什么？”这样的书名。我觉得可以参考。他特别推荐我阅读他父亲所写《一个人的生活》这篇文章。此文收在《梁漱溟全集》第565页。他认为这篇文章对了解他父亲非常重要。
我想把他编的梁漱溟简要年表附在我的书后，他同意了。说可以增也可以删，由我处理就可以了。
梁培宽在笔记本上手抄父亲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