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纪行之三）“焚琴煮鹤”的标语

在大理我充分领略了老天爷“喜怒无常”的脾气。刚到的那天傍晚，我们在街上转悠，看着天气晴朗，把伞丢在房间，晚上快十点在街边一个烧烤摊还没吃完饭，雨就开始下起来，而且越下越大，那个笑话里的主人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现在吃个饭却成了“下雨天赶客，我留天不留”。我们从街道的屋檐下躲躲闪闪，像越过雕堡前的开阔地带，回到房间3个人变成了1.5只“落汤鸡”。

第二天到喜洲古镇也一样，一路上天气像任性的小孩，一会晴一会雨，前几分钟阳光灿烂，后几分钟雨水霏霏；你以为雨就这样下个没完没了，霎时间却又是太阳当头。云南的雨季，下雨本属常态，可天气预报为什么说“多雨”或“阵雨”，不说“多晴”或“阵晴”呢？

雨中一景

古城通往喜洲的路两边田里长满碧绿的作物，除了玉米，还有一种极像大叶菠菜，却又不是菠菜，我刚想开口问的士司机，立马认出来：“这是烟叶吗？”司机自得地说：“我刚想考你们，是烟叶。”他大概把我们当作印象电影里大闹宝莱坞的“三傻”了。我小时候摘过烟叶，那股味道沾在手上几天都去不掉。

的士司机像前一天的滴滴司机一样健谈，而且充满民族自豪感。我说白族人的性格似乎比较敦厚友善，他连声说对，顺着话题举了白族人许多敦厚友善的例子；我说好像丽江纳西族要强悍一些，据说纳西族的女人不仅会杀猪，上山干活还把老公装在背篓里。司机说你也不能说白族人不强悍，要不然当年的大理国也不会国内管到贵州和四川，国外管到缅甸和越南。他说白族与其他民族最大的不同，就是不排外，所以外地人都来大理买房，大理的房价涨得很快。这逻辑真的很强大，北京的房价涨得快，也是因为不排外吗？

我们去喜洲，属于“随心所欲”，并没做什么攻略，连到大理也没做攻略，觉得就算每天在民宿里睡觉也没关系。郁达夫说，旅游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去看别人呆腻的地方。对于休闲旅游来说，就是换个陌生的地方睡觉。听说喜洲是个古镇，我们说走就走。

街头糍粑香喷喷

我去过江浙一些古镇，觉得远比山水好耍，有一股幽幽的韵味，从今生可以想象其前世，用一句诗来说，能听到历史的回响。“秦时明月汉时关”，青瓷虎子白玉盘。看看古人住的房子，用过的什物，还有古人栽的树、汲过的井、留下的墨宝真迹，看一眼残垣断壁，发一番思古幽情，不是最好的旅游，也是最好的之一。

尽管一再坚辞，司机还是把我们送到了“严家大院”门前，那条巷子很窄，两边还停着许多车，挨挨擦擦开进来，让我替他担心。在离大院约十来米时终于被堵住了，他说可以帮我们买票，每人90元。我们恍然大悟，他不遗余力把我们送进来，原来是为了拿回扣。我们赶忙表示不用麻烦，下车后心里隐隐为他一路热情介绍感到歉意。

我们没进“严家大院”，冒雨在镇子里转悠。街头的摊档摆着旅游工艺品、衣服、帽子、水果，白族的乳扇和粑粑。我们在一个摊子买了一支青铜矛头，还有一套《金瓶梅》“天地和谐图”的骨片，是旧时女儿出嫁压箱底的启蒙物。新做旧时比旧旧，假为真时比真真，两样东西看上去都有年份，但价格便宜得不言而喻是新东西。

后来进了一间旧庙，里头有一个高高的戏台，却没有围栏，让人担心要是演戏的人翻筋斗，会从戏台跌下来，上演黄家驹的悲剧。我在那儿杞人忧天了一会，从戏台后面转出来，看到一棵高山榕，树干粗壮得让我惊呼了一声，估计要十个人才能合抱，上头的牌子说它有500多岁了。

老庙一角

树老成精，要是在别的地方，这么老的树恐怕早就香烟缭绕、披红挂彩了，但树下却没有一根香，树上也没有一根红带。树身有块牌子，称每年3月到10月，经常有白鹭、池鹭、牛背鹭、夜鹭等翔集树上，最多时达一两千只，成为喜洲一景。我想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景象远比烧香挂红好得多。

喜洲古镇格局俨然，一些门楼高大的房子挂着“XXX宅”的牌子，让人想象得到主人当年的阔绰。它们被“老瓶装新酒”改造成民宿等各类经营场所。一家临街的饮品店外墙，挂着许多小木牌，写着充满暧昧欲望的“流行语”，店主显然把它当成了所谓的“小资情调”。许多人分不清“情调”和“调情”的区别，分不清“风情”和“色情”的不同，把粗鄙当成了有趣，把恶俗当成了噱头。

像别的古镇一样，喜洲也有不少人拍婚纱照。在古意森森的古镇拍婚纱照，大概是希望爱情有一种历史感吧。历史感需要仪式感，所以他们穿上洁白或大红的婚服；仪式感需要认同感，所以结婚时要呼朋唤友举办婚礼。在一个紧闭的大门前，一对穿着大红礼服的青年像木偶一样听从摄影师的摆布，做出“八颗牙露”的样子。木头门板画得花花绿绿，写着“六扇门”几个大字，“六扇门”是梁羽生笔下亦正亦邪的武林一派，掌门是一个女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用它来见证爱情。这对新人长得特别顺眼，女的漂亮得无可复加，男的戴一副眼镜，一副敦厚老实的样子。其实长得这么漂亮，随便找根电线杆拍照都会好看。

 六扇门前的爱侣

从“六扇门”过去，豁然开朗撞见一片水田，秧苗正返青，还没有抽穗，不少人从田埂走到秧田的中间照相，要是在我老家，一定会被父老乡亲笑掉大牙。才洗脚离田没几天，骨子里还是农民，就把秧田当成了风景，我不知道这算是怀旧还是忘本。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很想知道田埂旁边是否有黄鳝洞眼，秧苗根是否有饭碗虫（龙虱）在水里翻筋斗。

这片秧田紧临一个大宅，主人是喜洲著名的富商杨品相。我们进去瞻仰了一下，1948年建成的这个大宅，是白族典型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院落，现在被一对美国夫妇修旧如旧，建成一个叫“喜林苑”的客栈，也是大理远近闻名的民宿。我在院子里看到一对老外，猛然想起似乎在大理没有看到什么老外。其实不只是在大理，若干年前老外多得像鲫鱼一样的地方，外宾的踪影稀少了很多。那些原来幽静明净的景点，被游人如织的观光客占领，人满为患，失去了休闲旅游的魅力。

从杨品相宅出来，我想在巷子照一张相，感觉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后来明白原来是那条标语作怪。这条彤红的标语挂在青砖墙壁上，显得突兀而粗鲁。我闪过一个念头想把它扯下来，终于不敢造次。

“杨品相宅”前的标语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标语挂在这个地方，难道不觉得焚琴煮鹤，太不协调吗？我不合时宜地想起韩复榘那个“来宾十分茂盛、懂得七八国英语，兄弟我是从炮筒子里爬出来”的演讲笑话。虽然现在不再有人以“大老粗”为荣和自居了，但要培养起码的审美感，显然是一件漫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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