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

三国和水浒都是四大名著，但传播程度《红楼》、《西游》、《金瓶》之上。文学批评关注的只是小说，要是算上说书、鼓词、评弹、影视、漫画、网络游戏等古老和现代的媒介形式，那《水浒》和《三国》的流传程度，更是惊人。

与这两本书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产生的，还有着两本书巨大的副作用，尤其是对于青少年而言，其三观还没有完全形成，阅读这两本书危害是巨大的。

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现在到处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即到处是具有三国文化心理和水浒文化心理的人。可以说，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

这两本书里都存着大量的美化暴力的内容，翻开历史，历代揭竿谋反的豪杰之士无不利用“天意”来佐证暴力的正当性。喊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口号的造反始祖陈胜、吴广，当年便自书“大楚兴，陈胜王”，将它塞入鱼腹，置于鱼肆，再暗使人取回剖开，示愚民百姓以为“天意”；又使心腹夜晚学狐狸叫说：“大楚当兴陈胜当王。”将这种伪造的天垂示当作自己“替天行道”的证据。汉末张角行五斗米道，自编民谣：“苍天当死，皇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又使亲信传唱，以为民谣。

元末红巾军谋反前，好事者先凿一独眼石人，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然后趁着月色将它埋在即将开凿的河道中，并预先散布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待开河民工掘出石人后，谋反者群起煽动，以为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由此而展开轰轰烈烈的元末群雄大起义。《水浒》里两个造反的头领晁盖和宋江都善于运用此种由来已久的手法，证明啸聚山寨、暴力揭竿的正当性。

晁盖等七人策划取“那一套富贵”生辰纲时，晁盖便向众人说了自己的一个梦兆：“我昨夜梦见北斗七星，直坠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一个实际上的抢劫行为，经梦兆的打扮就成为“替天行道”的光荣。

诸路好汉“小聚义”于梁山，经过一番推让排定座次，宋江便津津乐道给他带来灾难的民谣：“'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这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在宋江身上。”他的应声虫李逵闻声跳将起来呼应：“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

《三国》和《水浒》传递的拙劣的文化价值及其老少皆宜的魅力使得“双典”成了国人“厚黑之学”最为通俗而引人入胜的教科书。在历史上，“厚黑之学”教导出的最成功的门徒其实就是中国最末一个朝代——清朝——的统治者。清人得以定鼎中原，《三国演义》功不可没。

如果当年不是皇太极效法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反间计使崇祯杀害了满洲闻之胆丧的明朝边疆大将袁崇焕，清人的入关乃是难以想象的；说不定一部国史就没有什么“清朝”的字眼而只有“后金”。

一本通俗小说开创了一个朝代，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儿夸张，但是只有那些食髓知味的实践者，才会对坊间的演义小说感激涕零，深知其价值。文学的作用从来就是难以估量的，我们无法将它数量化，也无法将它实证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作用可有可无。看看“双典”的风行程度，便可知它们潜移默化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武松杀嫂获罪流放到孟州，以义气相感，效劳于营管儿子施恩，为报蒋门神侵夺家财而最后演出血溅鸳鸯楼的故事。这个报仇雪恨的事儿看起来颇有大义凛然的味道，但看过恩仇的来龙去脉之后，却觉得施恩也是一个巧取豪夺之徒，他与蒋门神以及背后的张团练、张都监其实都是一丘之貉。施恩一家的发迹勾画出一幅活生生的图景，讲出中国社会中靠着政治权力的庇护和暴力的威吓从事垄断经营而大发其财的秘密。武松效法于这种社会恶势力，而醉打蒋门神，人虽勇而天良泯灭。作者却将此事当成抗恶之举，期望写出武松义薄云天的英雄气概，何其善恶不分，良知泯灭而至于此！

总之这两本经典里面，都含有大量的，不适合现代性和青少年阅读的东西，尤其是在青少年还不能完全明辨是非的时候，读这些东西非常的不合适，会错误的把义气当做是最高价值，把暴力当做是实现目的的正当手段。

对于老年人，或许已经见多了世道炎凉，人情冷短，感觉三国里的权谋，不过也就如此而已，读读三国或者水浒，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