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君秋在“扶风社” 之脱离扶风社
张君秋在“扶风社”
之
张君秋《龙凤呈祥》
张君秋与马连良“失欢”的信息在1941年下半年就已经出现了，尤其是张君秋与谭富英下半年去上海演出也足以说明马、张之间的确是有些合作不愉快的问题了。张君秋脱离扶风社的起因是因为要“加钱”。根据当时不同新闻媒体的报道，“加钱”先是张秀琴、张君杰私下向李华亭提出来的，李华亭也同意了再给加50元。张家和扶风社私下已经谈妥了，没想到李凌枫也提出来要加100元戏份，这样李华亭就没法答应了。一直以来张君秋与扶风社有两层经济关系：一方面是张家以“服装费”名义索要的补贴，这一部分是扶风社与张家私下商议的；另一方面是与李凌枫的利益相关的公开戏份。当时张君秋在扶风社实际拿到的已经是一般班社两倍多的工资了，扶风社内部也需要核算和平衡，更重要的是触及到了李凌枫按照他与张君秋的合同所享有的利益。所以李凌枫得知真情之后，气得将当初与张家签订的“写字”合同退还给张家，并请人投书报社，申明因果，并扬言要对张家“背师侵占”行为诉诸法律。
张君秋对钱从来就没有概念，他也从来不操这份心。闹脱离正是1942年春节前，扶风社正月初四马连良、李玉茹的合作演出广告登出来，张君秋算是与扶风社脱离了。张君秋春节还去马连良家给干爹干娘拜年，马连良就问他为什么非要涨100块钱？张君秋茫然不知所对。
其实李凌枫还是厚道的，因为张君秋马上就出师了，出师之后张君秋在扶风社挣多少跟李凌枫就没关系了，所以李凌枫跟扶风社要价，实际上也是替张君秋要价，是以师父的身份出面，为张君秋争取利益。他哪里想得到自己被“蒙”了那么久？师徒感情的小船说翻就翻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对谁是谁非做判断，哪一方面都有需要维护的利益，客观上这一个矛盾的明朗化也促使张君秋离开扶风社。
“加钱”只是张君秋脱离扶风社的导火线，而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丁秉鐩先生在他的《菊坛旧闻录》中分析出几点：
1、派张君秋的正戏太少，多为配角；
2、马连良不肯捧人；
3、《虹霓关》事件。
具体的内容可以在丁先生《菊坛旧闻录》“且说四小名旦”这一节中找到。
1939年10月13日《新北京》
其实把张君秋搭扶风社三年半时间所有演出记录筛查一遍就可以发现，丁先生所说并非事实。张君秋压轴唱《玉堂春》达30次之多，《三娘教子》也经常贴演，并非偶尔为之。而《头二本虹霓关》张君秋最早贴演是在1938年2月8日与王又宸在天津演出时，1938年、1939年、1940年与马连良合作分别在上海、天津、北京都唱过。其中丁先生讲述的故事，疑似发生在1939年10月13日，扶风社在北京新新戏院演出，马连良贴《渭水河》《战樊城》双出，张君秋《头二本虹霓关》压轴，但是这已经是张君秋在扶风社第四次贴演《头二本虹霓关》，根本不是张君秋想“露一露刚学的”这出戏，所以认为这一次的“矛盾”成为马张离心的导火线，实属臆测。
要说马张之间没有矛盾恐怕也不尽然，老板和员工毕竟站位不同，不可能完全和谐一致。程砚秋日记中记载了张君秋和程砚秋聊起在扶风社的事，说马连良待人很是苛刻。平心而论，马连良对张君秋的提携应该是有口皆碑，为了留住张君秋，马连良也算花了最大的代价，包银开到330块，还要挂并牌，张家把面子里子全拿走了。当初杨宝忠闹别扭，马连良就留了一手，把李慕良培养起来，杨宝忠辞班，李慕良顶上，就是让别人难不倒。这次张君秋包银的事马连良已经没法儿再迁就了，所以以200元的代价约了李玉茹。
其实张君秋离开扶风社已经势所必然，因为：
1、张君秋在扶风社二牌的工资已经开到顶了，除了扶风社，没有任何一个班社可能给张君秋开出超过扶风社的价格。
2、已经与马连良挂并牌二年以上了，在扶风社没有上升的空间了。
3、张家也好，李凌枫也好，他们敢于提出要加钱，实际上还是他们清楚知道张君秋的舞台分量、叫座能力。
4、本来张家最为忌惮的就是要按照合同与李凌枫分账，到1942年初，张君秋与李凌枫合同满期，张君秋自己当老板挣钱百分之百归自己了。
5、别忘了，张君秋的岳父是赵砚奎，张君秋组班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即便如此，当时的各大媒体剧评人对于马张脱离议论纷纷，而且大多数的剧评人都不赞成张君秋离开扶风社，认为张君秋如果挑班则非常不利。
1942年3月17日《新天津》
《新天津》的这篇报道对张君秋脱离扶风社的出路进行分析，结论是“难矣！”其中指出：“君秋之成名，除一条好嗓子外，别无他技，身上、脸上一点也没有，武工尤差。所以戏路太狭，势必唱探母、玉堂春、红鬃烈马诸戏，必宗梅路。试观梅最当前人物，如李世芳、南铁生、言慧珠，唱做均已臻佳，还立足不住，何况君秋焉？”
吴小如先生当时以“少若”的笔名在《新天津画报》撰文，也对张君秋的出路进行分析，认为张君秋组班可能是被人“架弄”，他分析四小名旦各自的优劣和当时的境况，认为张君秋个人艺术上还不如当时的李世芳、毛世来，组班只是一个梦。况且张君秋在扶风社可以有所依靠，马连良的傍角叶盛兰、马富禄可以为他配戏，如果自己挑班，叶盛兰、马富禄难为己用，配角方面只有等而下之，那么班社整体实力自然难以振作。
剧评人的意见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他们看多了年轻人一旦独立挑班，红火没多久就偃旗息鼓，甚至销声匿迹的情况。即便是最有希望的“四小名旦”中其他三位已经挑班的小名旦，挑班几年下来的境况也不是很妙。而张君秋一直比较稳健，老老实实在耕耘，是青年演员踏实进取的榜样。突然说张君秋也要挑班，大家都有一种担忧，因为演出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万一操作不慎，岂不是数年的努力化为乌有，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忧。
1941年9月18日《新北京》整版京剧演出广告
当时的北京菊坛也是风起云涌，班社林立，要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加入竞争，既需要实力和人缘，也需要运用智慧加以运作。在赵砚奎的一力支持下，张君秋3月份挑班“谦和社”演出，赵砚奎任社长。那么赵砚奎究竟用了什么手段和谋略使得张君秋挑班一举成功呢？请继续关注京剧道场张君秋先生系列评传的下一个专题——“挑班谦和社”。
“张君秋在扶风社”系列告一段落。
本系列刊出过程中遭遇个别杂音，明眼人也看得出来这些声音究竟关注的是什么。京剧道场向来欢迎理性讨论，对张君秋先生艺术历程的研究更欢迎基于历史事实和基本逻辑进行互动；而毫无依据的质疑和对作者的攻击和威胁只会化友为敌，对正常学术研究是有害的。
京剧道场将一如既往为研究张君秋出一份力量。
京剧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