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什米尔的争夺，焦点并不在于那些海拔动辄7、8000米的山峰，而在于能够支撑人类聚落生存河谷地带。问题在于，在现代国家概念形成之前，这些河谷地带已经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自然博弈、沉淀出了属于自己的原住民。
如果不考虑这些原住民的属性和想法，单纯追求将国防线推进到高大山脉的分水岭上，并试图通过扼守那些人际罕至的山口来捍卫一国领土的做法，在地缘战略层面是存在很大风险的。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历史事实，是1947年依宗教信仰原则切割原“英属印度”时，统治克什米尔地区的王公本身是印度教徒，而克什米尔的大部分居民则为穆斯林。前者希望加入印度，后者则更愿意生活在巴基斯坦。由此也造成了印、巴两国长达70年的军事对抗，以及现在克什米尔地区只有停火线的地缘政治格局。然而无论从政治、民族、宗教还是历史的角度来说，对这片土地的地缘结构造成过影响的，远不止于印、巴两国及它们的前身。最起码在克什米尔北部山地，来自中国方向的影响力要深远得多。提到来自中国的影响，就必须先解读一下“阿里”这个地缘标签。自吐藩崛起之后，冈底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以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为核心的“卫藏”地区，一直被定位为西藏及藏文化的核心区。单纯从这片高原来看，卫藏地区的这一核心地位并没有问题。不过如果以喜马拉雅山脉为轴线，将由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河所组成的“环喜马拉雅山脉地区”视为一个关联区块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区块的中心将是“阿里”。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中，“阿里”是西藏自治区下辖的一个地区名。剥离掉被划入阿里地区行政范围的，北部大片近乎无人区的“藏北高原”，地缘意义上的“阿里”，所指向的是雅鲁藏布江河谷以西、喜马拉雅山脉以北、藏北高原以南、拉达克以东的这片河谷地带，其地理标签为“阿里高原”。阿里地区是一片人迹罕至，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酷寒高原
有一种说法，如果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的话，那么阿里高原就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了。不管阿里高原是否有资格成为世界第三极的高点，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无论从地理还是地缘角度，阿里高原的确是整个“环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焦点。更准确的说，充当这一角色的是阿里高原东端的两处拥有神圣光环的地标：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错。
不过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样的地缘因素促成了这种四方来朝的现象。藏文化在对这一地区地理特征的标注，以及从地理结构入手的解构，有助于我们揭开这一谜团。与这一山一湖绑定在一起的，是四条沿不同路径向“环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延伸影响力的河流：森格藏布、当却藏布、马甲藏布、朗钦藏布。
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藏语中“藏布”一词对应的是江河，森格藏布即为印度河主源的“狮泉河”。同样的，另外三条河流也是以动物来命名的。其中：当却藏布翻译过来为“马泉河”，是雅鲁藏布江的源头部分；马甲藏布（格尔纳利河）则从阿里地区南部的“普兰县”境内，穿越喜马拉雅山分水岭，由尼泊境内南下注入了恒河；至于发源于阿里地区札达县的朗钦藏布（象泉河），则是印度河平原“五河”概念中，最东边的萨特莱杰河的源头，在印度几乎截断萨特莱杰河之水的情况下，萨特莱杰河实际已经成为了一条独立的河流。
作为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并没有提供太多的缺口，让山脉北部之水有机会注入南亚次大陆。印度河与雅鲁藏布江，本质是从喜马拉雅山脉两端，分别与喀喇昆仑山与横断山脉相接处寻得突破口南下的。区别在于，后者与横断山脉结合得实在太紧密了，因此在跨越分水岭南流之时，形成了一个世界级地理奇观“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相比之下，平行走向的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对人类就要宽容得多了。两大山脉之间留下的缝隙，不仅为下游的印度河平原平添了更大范围的集水区（克什米尔），还为人类在这一地区的生存及周边区域的交流提供了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克什米尔会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更多只是一个地理奇观的原因所在。
单纯身为东、西两条绕至喜马拉雅山脉南部江河的源头交汇处，已经足以让阿里高原成为喜马拉雅山脉北麓的焦点所在。能够在一山/一湖周边，再觅得两个突破喜马拉雅山脉阻隔的缺口，成为恒河、萨特莱杰河的源头。这样的地理属性，使之同样能够引来自山脉以南地区的瞩目。然而透过表面看本质的话，宗教层面的四方朝圣行为，只是文明交汇的映射。上述四条河流只有在客观上承担了文明交流通道的作用，才有可能让居于喜马拉雅周边地区的那些种族、信仰差异极大的民族，共同视这一交汇之地为圣地。而在地缘层面，能够被映射出来的不仅仅只有宗教方面的碰撞，更有政治、民族方面的博弈。在佛教传入吐蕃王朝时期，一直遭遇着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的抵抗，以至于吐蕃王朝末期还曾经出现过灭佛归苯事件。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为了适应传入地的地缘文化，多多少少都会做些吸收本土元素的改变。由此才会有诸如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这样的分类。佛教在传入喜马拉雅山脉北麓之后，同样经历了与苯教博弈、融合的过程。事实上，吐蕃并非这片屋脊之地强大的开端，以拉萨-日喀则为核心的雅鲁藏布江中游谷地，也并非高原文明的起点。在此之前，喜马拉雅山脉之北曾经兴盛过一个以“苯教”为国教强大政权——象雄王国。尽管象雄王国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迷，但阿里高原是其兴盛之地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从“环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之间的文明传播、交流入手，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环境并不那么优越的阿里高原，能够率先成为高原文明的起点。首先整体环境的差异，使得喜马拉雅山脉之南的热带气候区，有机会比北部的高原地区更先开启文明进程。这意味着，高原文明在形成自己独特气质的过程中，势必会受到相邻印度文明的影响；其次南亚文明存在一个自西向东传播的过程。最初的“古印度文明”产生于印度河平原，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后，文明中心逐渐东移。恒河平原及南部的高原地带，开始为带有种姓、婆罗门教/印度教等印度-雅利安特征的“新印度文明”所覆盖。虽然高原文化在发展时，会一定程度的从更发达的南亚地区吸收文明因子，但二者之间巨大且缺乏地理缓冲的海拔差，使得青藏高原不仅能够避免被南亚文明所融合，更能够形成自己的地缘优势。在高原的西端，阿里高原虽然失去了中心地位，但却仍然承担着帮助藏民族/文化向西传播的重任。以至于我们今天，在印巴相争的“克什米尔”地区，仍然能够看到“藏”元素。很多人知道，狮泉河中游以“列城”为首府的拉达克有“小西藏”之称，但少有人知的是，狮泉河下游的以“斯卡都”为首府的巴尔蒂斯坦，在巴基斯坦也有“小西藏”之称。以至于最早到此考察的英国人，曾将从南迦峰到冈仁波齐峰之间的整个狮泉河谷，都视为西藏的一部分，并将巴尔蒂斯坦、拉达克、阿里称为第一、第二、第三西藏。
如果将喀喇昆仑山脉视为冈底斯山脉的延续，狮泉河与雅鲁藏布江可以被视为处于同一谷地。在这条海拔、气候类似谷地，无论是民族还是文化的趋同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以拉萨为核心的卫藏地区，如果要对拉达克、巴尔蒂斯坦保持政治控制力的话，阿里高原将是最重要的节点。然而从地理环境层面看，要想以阿里地区为核心，向下游延伸控制力的话，却有着一定的难度。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河谷的下游地区在农业、人口方面的潜力要高于上游地区。就像卫藏地区承载人口的能力，其实是完全比不上下游的印度东北地区以及孟加拉的。只不过巨大的海拔差，使得彼此之间几乎被完全隔离罢了。
作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地区，其资源潜力并不如身处下游的另外两个“小西藏”。这一点从三个区域的人口总量也可以看出。今天，留在中国范围内的“阿里地区”，总人口约为10万；归属于印控克什米尔的“拉达克”，总人口则在30万左右；至于最下游归属巴控克什米尔的“巴尔蒂斯坦”，人口则超过40万。这一数据所反应出来的客观现实是，如果历史上卫藏政权足够强大的话，那么无论是拉达克还是巴尔蒂斯坦，甚至更远的区域都有可能为其所控制。反之，如果卫藏地区的控制力不够，或者说有更为强力的外部势力插入狮泉河流域的话，阿里高原这个在整条河谷地带，属于资源、人口弱势区的板块，将很难承担起制约中、下游地区的地缘政治任务。
以狮泉河谷的历史来说也的确如此。公元9世纪中叶，强大的吐蕃王朝开始走向崩溃，部分吐蕃王室成员在混乱中逃往拉达克、阿里，并分别建立脱离雅鲁藏布江政权控制的“拉达克王国”、“古格王国”，并开启了狮泉河中、下游地区的全面藏化进程。此后，为了争夺对整个狮泉河流域的控制权，拉达克、古格两个王国一直争端不断。在这场博弈中，人口潜力更大的拉达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一度于17世纪上半叶控制了阿里全境。拉达克王国(意思是'通过之地')遗址所在地是一个寒冷的沙漠
然而阿里高原的地缘地位是如此重要，卫藏的西藏地方政府即使能够容忍狮泉河中、下游地区，脱离自己的控制，也不可能放弃这个“环喜马拉雅山脉地区”聚集点的。18世纪末，在中央政府（清）的支持下，阿里地区得以回归西藏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拉达克则以藩属的身份，被置于西藏地方政府及中央之国的政治结构中。19世纪3、40年代，随着查谟的入侵，拉达克在政治上被迫切断与卫藏及中国的联系，成为了“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印度之所以能够得到拉达克，与当时这片大陆的“英属印度”背景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当时称霸世界的大英帝国主导，仅靠印度内部自发的力量，短时间内是很难做到这点的。由于导致的地缘后果之一，便是在印控克米尔范围内，出现了印度教徒主导的“查谟”、穆斯林覆盖的“克什米尔盆地”，以及被世人称之为小西藏的“拉达克”，并存的地缘奇观。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使能够按照现在的印巴停火线解决划界问题，这一地缘分割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将对印度的内政乃至外交造成长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