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乐班

山川不同，风俗就不同；风俗不同,戏剧就不同。我们向西跨过黄河，就进入八百里秦川的地界了，以西安为界，分东府与西府，因关中方言大都多去声，说话咬字沉重，原本起源于西府的秦腔便四下传播开来了。爱的极爱，厌的极恶，爱的人多，听不惯的总是小孩青年。也曾听人说秦腔就是在“大喊大叫”么，估计说不好听的也是这么想。小时候地方台放秦腔，爷婆瓷到那里便不肯再动了，时间稍一长，我就会在座位上左拧右扭，“赶紧换台嘛，这有啥好看的”，总是会引来爷婆异口同声训斥，“定定坐下，看人家唱哩么”。又拧哧了一阵，自觉无趣，就跑到院里逗猫逗狗去了。若要问秦腔在关中为何如此受欢迎，还是先从人来看起吧。

自古以来，农民就是世上最艰辛的人了，自打生在土坑上，死埋在黄土下，一辈子含辛茹苦，兢兢业业，农民对地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你糊弄地，地将来就糊弄你，农民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分心。在这筋疲力竭的时候，站在地头畔或走在回家的路上，唱上一段，心胸间、骨肉里的困乏便会一扫而清了。以至于我认识的不识几个字的人也能背诵秦腔里的大段内容，实是令人啧舌。自乐班是村里秦腔爱好者自发组织的，领头的就是会拉二胡的礼奎。在班子成立之前，每每从他家门口路过，十次有八次就能听见拉二胡的声音，还总会见到一个陌生人进出他家，这是邻村的人，也算是他的“老师”，教他怎么拉二胡。夏日的夜晚，在屋里是呆不住的，天刚黑一阵子，就看见人提了凳子或拿着扇子一齐凑在风口，跟出来的狗早已在柴禾堆里咬成一团了，人一鞋丢过去，马上就四散开来了。坐在一起的人谈天说地，家长里短，忽有一人唱开了秦腔，两个人话题就到秦腔上来了，三四个人就跟唱了，于是就七嘴八舌的讨论要模仿邻村，组建个秦腔自乐班，会拉二胡的礼奎肯定是少不了的，他不仅会拉，唱的也不差哩！

西头路上的老槐树下就亮起了电灯，线从一户村民的家中扯出，在树枝间七缠八绕，灯就从树枝间垂到了人头顶上。树下的各种乐器就映入了人眼，有二胡、板胡……, 敲的、打的、拉的一样不落，大锣、小锣映射出光泽，于是，人们的眼中便有了像太阳般的金黄色的光。两条长凳，四把高椅，七八个方凳就摆开了。顿时就人声鼎沸了起来，人早在这当空就围了里三圈外三圈，在当中摆弄乐器的人就叫，“往后退，往后退，把地方腾出来！”立时就有爱管闲事人跳出来维持秩序，让人往后退，于是，人群便东倒西歪了起来，你挤了他，他拥了你，你踩了他的脚，他又推了你一把。人群就骚动了起来，喊声、叫骂声就传了出来，看见正在哀嚎着的被踩了尾巴的狗，就指桑骂槐开了，“你凑啥热闹？咋没把你一脚踏死哩？！”末了，维持秩序的人站在最里层，人一超过自己脚前就大声训斥。密集的腿成了一堵能堵风的墙，孩子们是钻不过去的，人群旁的树杈间就探出了几个想看热闹的脑袋。

二胡在礼奎的手里迸发出低沉悠扬的音符，一时，锣鼓齐响，爱唱的人逮住这个机会是不肯放过的，张嘴就唱，仿佛自己就是戏中的人物了，手上动作也变化不断，人群中的爱好者也压着嗓子随着鼓点摇头晃脑。等到唱的人一脑门汗的时候，就是轮到下个人的时候了。一场下来，不管是听的、唱的都酣畅淋漓，仿佛一天的烦心事与辛劳都烟消云散了。以至于每每到了这个时候，村里都是万人空巷的，孩子跑在最前头，大人背了手走在中间，狗的跟在人后头，一路走过去总要看见几堆狗咬在了一起。到了夜深的时候，散场了，人们像是美餐了一顿背着手再往回走，不听戏的孩子们早玩着跑了一大圈，走在回家的路上手里多了几只萤火虫。

冬天的夜是寒冷的，人们就凑在了有火炉的房子里，房子里就多了几只盘子，里头有瓜子、花生，孩子们是觊觎着的，但是谁也不敢横冲直撞进去的，即使是悄了手脚刚把头从门缝里探进房里，训斥声就马上传出来，“唵？咋又进来了？去！出去！去！去！去！往出走！”在这时他们是一丝不苟的，即便是平日里慈祥的面孔在这时也是凶神恶煞的。屋外寒风凛冽，屋里的人正散发着自己的热情。

礼奎病的很突然，自乐班上就很难见到他的踪影了，拉二胡的也换了人，有时礼奎来了也只是站的远远的，用心的听着。在这之后，每每再路过礼奎家门口的时候，再难听到那低沉有悠扬的声音了。最后一次听到礼奎拉二胡是在春天里的四月，不知为何，在那低沉的声音里我感到了哀伤悲痛。四月的月末，礼奎终于是死了，陪伴他进棺材的是他爱的二胡与一只放着秦腔的收音机，下葬这天，人里三圈外三圈的围着，仿佛是又回到了舞台中央，放哀乐的喇叭里放的正是他最爱的《下河东》。

自此以后，每每自乐班再演奏的时候，在我心里，我肯定礼奎的灵魂正站在黑暗里的某处，手里打着拍子，正随着舞台中央的人低声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