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前贤路已宽――重读《郁达夫全集》诗词卷札记（8）
我比前贤路已宽
重读《郁达夫全集》诗词卷札记（8）
蒋增福
1942年初，新加坡失守为日军所占领。胡愈之等一批宣传抗日的文化人，逃离星岛渡海去了印尼，往苏门答腊方向流亡避难。途中，郁达夫写就一组诗歌共11首（一说12首）总诗题曰《离乱杂诗》。本篇的文题选自最后一首的末句。这亦是一首七律：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这《离乱杂诗》组诗中的最后一首，也是作者披肝沥胆、浩气凌云的自我宣誓，以表白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虽说“路已宽”，继续走下去的却是“不归路”；虽说“道难”，他却用晋代祖狄的“击楫”的典故，以宣誓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接下去又套用了孟子的“天降大任”。这里用了一个似字，表示谦虚，实际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为祖国忍饥挨饿是小事，正显示了作者为了救祖国的危亡，而甘心情愿地忍受一切困难。最后提到的“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这完全是指宋代为国献身而名垂青史的文天祥，甚至要求超过他。
由此可见，作者和宋代爱国主义者文天祥一样地抱着必死的决心，同时，还要在行动上超过“前贤”。由此看来，这诗中的“埋踪”，也是积极而非消极的。
值得一说的是，反映流亡生活之最后所写下的这些史诗，却是非常难得被保存下来的。因为郁达夫已于1945年8月29日晚遭日宪杀害。妻子是个文盲，儿子尚小，又刚产下一女，诗稿不可能被顾及。所幸，作为郁达夫的文友、难友、工友，亦即新中国成立后的我国文化界领导人胡愈之并带回祖国。这其中的一些曲折过程还得去看诗后作的详尽说明：
这组诗系胡愈之保存并带回国。1946年《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发表时，胡愈之有按：“一九四二年春间，达夫逃避保东村，日成一首以自遣。今存仅11首。右诗一共七首为怀远憶旧之作。达夫有女友，于新加坡沦陷前，撤退至爪哇，任联军广播台广播员，达夫在保东村，隔两三日必赴附近市镇，听巴城广播，第八首第九首留别保东居住主人陈君，陈为闽金门人。第十首成于彭鹤岺，则以言志。第十一首系去卜干峇鲁途中口占，末旦为中途仃舟处。达夫后居巴爷公务时，亦闻有所作，作风复有不同，似意气较豪放。惟尽散失，惜哉。一九八六年又发现一首，按内容应收入本组杂诗作为第四首。原第四首改为第五首，余类推。
——编者注。
可见胡愈之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让后人知道郁达夫最后的处境和心境。
至于胡愈之与郁达夫的“三友”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友”，他们都是我国流亡海外的著名文化人；“难友”，即一道流亡，一道避难在一起；“工友”者，笔者曾写过一篇《郁达夫曾经从商》的小文，是指他在印尼为掩护身份而开的《赵豫记酒家》，且自产自销。郁达夫任老板，胡愈之作为伙计兼记账。“患难之中见真情。”郁达夫之所以从商，还为了胡愈之等一批文化人的生计，郁达夫逃亡印尼渡海前夕，执意把胡愈之一同载入小电船才开行，这是访问星岛时，与我同台演讲的潘受志先生亲口对我说的。尤其是当汉奸告密达夫身份暴露，对他犹如置在网箱里的鱼，不捕不杀却严加监视，郁达夫设法让胡愈之逃跑，自己则留下来与敌继续周旋。可以说郁达夫是胡愈之等的救命恩人。而胡愈之既对郁达夫的一切最为了解，也注意对他的“日成一诗”的收集、保存并且带回祖国。郁达夫牺牲后，胡愈之主动承担了遗腹子美兰的抚育之责。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还成了媳妇）在北京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的大会上，他代表党和政府发表纪念讲话，对郁达夫为祖国捐躯铸下了诤诤定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胡愈之的这段话，代表了老一辈文化人的共同心声。是当代许多文学青年期望听到的，也体现了一个时代深刻反思。与此同时，夏衍等一批我国文化人，相继在人民日报、新文学史料等发文悼念。并指出“与郁达夫相知相交共同患难过的人，有责任为这位舍己救人、为国捐躯的人，作出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论”。这“相知相交、共过患难”者自然是有所指的，包括大使级的人物。
最后仍回到说《离乱杂诗》。其中末首中的末句“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是诗意蕴升华的妙笔。诗人不仅以文天祥作为榜样，表现了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奋斗的披肝沥胆的精神，并且揭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我比前贤路已宽”，是深信我比文天祥当年的前途更加光明和宽阔。
这是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正气歌！
胡愈之所讲的“革命志士和反法西斯战士”的结论，又有《离乱杂诗》的血泪书写亲证，在纪念他殉难40周年之际，我党中央书记处的多位书记认为：“他一生的重要关头，都是支持和同情我党的著名作家，最后又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是该举行必要的纪念活动，并不让台湾反占上风。
2020.3.3
作者介绍
蒋增福，1934年生，浙江富阳人，20世纪50年代初参加工作，任富阳县文教科（局）科员，主要从事城乡扫盲工作，后参与《富阳县志》编撰，又为县委党校秘书，80年代初任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党委书记，后迁任政协常委兼秘书长，又迁任文联主席，1995年退休，任富阳市文联名誉主席、郁达夫研究学会名誉会长、系浙江省作家协会和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员。
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业余创作，80年代后从事乡邑文史调查和郁达夫研究，曾参与采写编撰《富阳风貌》《富阳文史资料》《100个富阳人》等系列丛书，并倡办地方文艺刊物《富春江》和《郁达夫研究通讯》。30余年笔耕不缀，出版专著《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鹳山魂》《富春闻见录》《走近三国》《富春文集》等；主编或参与编撰《郁达夫手迹》《众说郁达夫》《抗战中的郁达夫》《历代诗人咏富阳》《富春江今古散文选》《富春江畔话三国》《见字如晤——文坛师友书信集》等，多次获杭州市优秀作家奖，“五个一工程奖”，郁达夫文艺奖。
排版｜盛玉峰15658112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