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 | 崔浩国史之狱
谨以此文，献给刚刚离开我们的田余庆先生。
崔浩国史之狱
正如《魏书》所记高允之言，崔浩“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修史有错误，何至于诛杀如此之重？现代研究者也有人循着这个思路，讨论崔浩之死。史案也许只是一个诱发因素，真正造成残酷处理的原因当并非国史。那么，会是什么原因呢？有学者提出可能崔浩得罪了太子拓跋晃和其他鲜卑勋贵，得罪之由既可能是因为崔浩排佛的立场助成了太武灭佛，也可能因为他一贯企图复兴士族社会秩序而开罪了鲜卑贵族，还可能因为他长期受宠而遭受其他官僚的仇嫉，等等。也许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猜测，就是太武帝后期似乎对两类人格外警惕，屡兴大狱，一类是那些在术数占卜图谶方面拥有特殊技能的人，另一类是长期在他身边受宠得势位居要害的人，而崔浩恰好两头都占了，在某种政治情势下完全可能遭受严厉打击。探寻崔浩案的研究者通常都会注意到《魏书·高允传》里的一些材料，但应该考虑到其中很多说法也许是长寿的高允后来自己写定或传出来的，未必可以据信。无论如何，至少在《魏书》和《北史》里，崔浩案就是一个史案，是因为历史编纂而引发的政治迫害。哪怕崔浩获罪另有难以考知的隐情，至少崔浩被告发的直接原因是他主持的国史。那么我们应该看看，到底是国史的哪些记录引起了太武帝的雷霆之怒呢？
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里有一条《崔浩国史之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最深入的考察。周先生根据《魏书》称崔浩所修国史“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意识到“不典”才是崔浩国史引发鲜卑人激愤的主因。根据周先生的考证，所谓“不典”，至少有这样两条：一，关于苻坚灭代之后，代王什翼犍之死及道武帝拓跋珪被迁至蜀，崔浩如实记录，等于暴露了北魏统治者祖先的羞耻屈辱。二，道武帝之父献明帝拓跋寔死后，很可能拓跋寔的父亲什翼犍收继了拓跋寔的妻子、也就是拓跋珪的母亲贺皇后为妻，造成南朝人不知道拓跋珪到底是什翼犍的孙子还是儿子，而且贺皇后还跟什翼犍生了拓跋觚。崔浩可能把这样的事情也记入国史之中了。这第二条涉及北族的收继婚习俗，“盖此类事鲜卑族本不以为奇，迨太武帝时渐受汉族文化影响，乃讳言其事”。周先生考证，道武帝拓跋珪的同母帝拓跋觚，其实是他母亲与他祖父什翼犍所生，“翁媳婚配，当时并不以为怪，至崔浩国书之狱后，史家始讳言之”。周先生的结论是，正是这类“备而不典”的直笔，伤害了太武帝及鲜卑贵族的自尊心，引发了国史之狱。
周先生的考证给后人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提示了方向。什翼犍的代国史事模糊不清，一方面自然是北魏史书忌讳造成了遗忘，这是周先生已经指出了的，而另一方面也和书写语言有关。书写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分离，是十六国和北朝前期大多数国家的问题。代国实际行用的语言是混杂了古突厥语（Turkic）的一种古蒙古语（Mongolic），书面写作却只能用汉语，而且其他国家记录代国的事情也只能用汉语。因此，在记录一些需要音译的专名时，不同译者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汉字，因此同名异译在十六国北朝文献中极为常见，而异译通常未必能够被读者还原到同名的源头上，造成异译各自存在。我在《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一文中，把南北史料中道武帝名字的各种译名归结到一起，发现都是ilqn/il-qan的不同汉字转写，以及对汉字转写的进一步省略和修饰。其实，道武帝的祖父什翼犍的鲜卑语本名，也是ilqn/il-qan。《晋书》记什翼犍之子翼圭背叛其父，这个翼圭在别的地方又写作寔君，其实寔君和翼圭是取自同一个名字的不同音节，合在一起就是和什翼犍一样的ilqn/il-qan。据此可以推想，道武帝的父亲献明帝寔，也是什翼犍这类译名的节略，所取的是汉字转写的词首音节，什写作寔，可能都是后来书写者为了有所区别所做的安排。如果背叛者寔君与献明帝寔不是同一个人，那么什翼犍的儿子中至少有两个人的名字都是ilqn/il-qan，和他本人一样，而且也和他的孙子、后来的北魏开国者道武帝的名字一样。这在北族社会里当然也是正常的，ilqn/il-qan是中古鲜卑社会里极为常见的名字，父子兄弟同名也不奇怪。但用汉字转写记录下来，就造成史料的极大混乱，结果同一个人被写成不同的几个人，不同的人被写成了一个人。
十六国时期拓跋先世的历史难以厘清，语言和书写的确是一个原因，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如周一良先生所说，是历史编纂时太多忌讳造成的，而当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时，史事的遗落、线索的混乱和资料的相互矛盾就成了一种常态。代国亡国前后的历史即使北魏人已记忆不多，苻秦必定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当然会有对前秦军政领袖夸大和美化的一面），只是这些记录到了北魏会经受排查、筛选和删除，即使到崔鸿编写《十六国春秋》之时，他也必须斟酌轻重，谨慎地选择苻秦史料。这就是为什么在代国灭国、什翼犍死亡、什翼犍之子背叛、什翼犍或拓跋珪入秦等重大史事上，研究者至今还处在疑虑重重的猜测阶段。如果我们把残存的零星史料看作诸种历史论述相互竞争的结果，那么显然参与竞争的各方都在强制遗忘的压力下耗尽了生命。不仅前秦，十六国的许多国家，如汉赵、后赵、前燕都曾与拓跋先世有诸多关联，而后秦、西燕、后燕、赫连夏、北凉、北燕等，都与北魏前期重叠共存。这些与拓跋存在一定历史重叠的政权，要么有过敌对关系，要么曾经以保护者的身份处在更优越的地位。他们大多数都有文献档案制度，照说总有很多资料最终落入北魏的控制，但这些资料必定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利于北魏历史叙述的，可以设想这类记录也会遭到闭口甚至灭口的对待。
崔浩并不是一个书呆子，编写国史的目的是表彰北魏政权，他自然不会把明显令北魏统治者蒙羞的史料引入国史的写作。崔浩卷入修史，始于神麚二年（429），受太武帝之命参与撰录，在邓渊旧稿的基础上编为三十卷《国书》，“以成一代之典”，总结了太武帝灭赫连夏之前北魏的全部历史。那时崔浩政治上地位不高，只是以一个普通文人的身份参与其事。到太平真君元年（440），太武帝已扫平诸多敌对政权，行将统一北方，建立了远超父祖的功业，有必要把自己的非凡成就写入历史，所以下诏命已高居宰辅之位的崔浩“综理史务，述成此书”。虽然太武帝叮嘱崔浩“务从实录”，但这次“续成前纪”的工作，主要就是歌颂神麚以来十几年间太武帝的辉煌武功，所谓实录、直笔，都是把这一部分写好的意思。崔浩负责全书的“损益褒贬，折中润色”，就是给史稿在政治与文学两个方面进行把关。给崔浩惹下大祸的，应该不是《国书》中有关太武帝的这一部分，而极可能出在十几年前编订的那三十卷之内。在有关拓跋早期的那一部分历史中，以崔浩政治经验之丰富，他也不大可能直接引据敌对政权的负面记录，记下那些令拓跋统治者蒙羞的政治和军事事件。那么，崔浩的弥天大罪，应该出自他未曾在意，或以为早就被审查过关了的一些内容，而那一部分内容，乃是因袭邓渊《代记》的旧文。
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有一章《〈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国史之狱与北魏史风污染的问题。与此处议题相关者，田先生的重要贡献是揭示出北魏早期历史的传承，有一个从鲜卑语歌唱史诗向汉语文字书写的转变过程。他认为引起崔浩国史之狱的，应该是早在崔浩第一次参与修史之前就已经写定了的那一部分，即邓渊在道武帝时期奉命所撰的《代记》。《代记》主要记录道武帝开国及之前的拓跋历史，史源依据主要是拓跋传唱史诗《代歌》（太武帝时定名为《真人代歌》）。据《魏书·乐志》，这种经过了道武帝审订的《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代表了草原传统中的官方历史叙述，邓渊修史，不仅要从中取材，而且也要据为纲领。问题在于，从鲜卑语《代歌》到汉语《代记》，不只是一个翻译过程，而且也有文化环境和价值判断的转换问题。周一良先生所说的收继婚习俗，在鲜卑社会里人人视为当然，到了华夏社会里就是人神共弃的乱伦之恶。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国史所录的一些拓跋故事，在昔本为旧俗使然，无关风化，在今则不合常道，有悖人伦。史臣直笔招祸，最易在此方面产生。”
田先生还怀疑邓渊之死，起因于《代记》里的违碍文字，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文字狱”。不过，如果邓渊《代记》里的有关文字确实引起了道武帝的注意，那么杀掉邓渊之后，这部分文字理应会被删改，甚至全书遭到毁弃，不至于遗留下来供后之史臣当作修史的基础。而且，道武帝应该没有什么汉文阅读能力，他身边的勋贵亲近更是清一色的“鲜卑车马客”，都不会有对汉文《代记》进行审读的热情。道武帝时代的鲜卑贵臣，对华夏文化和伦理价值纵然已有一定了解，但还不大可能会产生文化传统上的自卑感，因此，拓跋历史上与现实中那些与华夏文化价值相冲突的风俗传统或政治实践，也都没有回避或讳言的必要。那时满朝都说鲜卑语，汉语书写只是一个行政工具而已，史书编写也带有很强的装饰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邓渊《代记》并没有机会进入聚光灯下，邓渊被杀也不是因为史书中的违碍文字。否则，亲身经历了道武帝内廷风云的崔浩（田先生说他是“邓渊之狱的目击者”），怎么可能还照搬邓书，重蹈覆辙呢？
史书编纂，成于祕书，能够读到的人是很有限的，而最先读到的人，也未必仔细寻觅其中的问题。崔浩国史编订完成后，必定先呈太武帝审阅，太子景穆帝也应该是最早读到的人之一，他们都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景穆帝甚至还赞成把国史刻石立碑，可见他们都未察觉有什么不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崔浩所编的国史重点在表彰太武帝的功业，这一部分既是崔浩倾力纂录，又是朝廷殷切期待的，审读者自然专注于此。可以想象，崔浩是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的。当他手下的闵湛、郄标“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时，他竟然同意了。把崔浩的这一行为仅仅看成是他的自我膨胀，恐怕不一定符合当时的情境，也未必符合崔浩一贯的性格。崔浩敢于把新编史书这样招摇地铭石立碑，是因为他要讨太武帝的欢喜，不过是贯彻了太武帝当初命他修史的本意，或许这么做甚至得到了太武帝本人直接或间接的赞许。《魏书》记太子景穆帝也对这个计划“善焉”，显然大家都只是为了取悦太武帝。于是在平城以西每年举行天郊大典的地方附近，专辟一个“方百三十步”的广场，立碑刻铭，“用功三百万乃讫”，以推送的形式向公众发布这部新编国史。在雕版印刷流行以前，如此发布新书，其影响可说达到了极致。
北魏建国之初以及更早的时期，也常见立碑之举，不过那时能读汉文的鲜卑人极为稀少，立碑主要是对魏晋文化传统的模仿，是拓跋政权的一种政治装饰。然而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太武帝时期，能够读写汉文的鲜卑人已不再稀少。从邓渊受命撰《代记》，到崔浩国史之狱爆发，差不多五十年过去了，新成长起来的鲜卑上层集团的子弟，尤其是宗室和权贵子弟，有很多已接受过系统的汉文读写教育，他们是能够阅读历史著作的，而且他们也会很有兴趣去读跟自己的祖先有关的那些部分。与立碑者的目的在于歌颂太武帝不同，一般鲜卑青年可能会更注意北魏早期的历史。和五十年前的鲜卑人不同，他们不仅深入地了解了华夏文化，而且他们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华夏文化的价值观。当然，他们的母语仍然是鲜卑语，代人集团内部日常所用也主要是鲜卑语（包括在朝廷上），在鲜卑语环境内，他们会毫无障碍地重复五十年前就在传唱的那些故事。即使与华夏文化价值相冲突的那些故事，在鲜卑语环境下还是会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合理。语言不只是表意的交流符号，任何语言都内置有整套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传统，跨语言通常也意味着跨文化和跨历史。因此，在鲜卑语环境下可以自然说出的故事，到汉语环境下讲述，就不得不面对华夏文化价值的评判。五十年前鲜卑勋贵听鲜卑语《代歌》时不以为怪的一些故事，五十年后新一代的贵族青年在汉文碑刻上读到时就可能羞愤难当。
《魏书·崔浩传》记国史立碑刻铭之后，“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北史·崔浩传》称“北人咸悉忿毒”，强调了鲜卑人阅读石铭国史之后深恶痛绝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直接点燃了太武帝的雷霆之怒。虽然国史的撰写刻铭主旨在于歌颂太武帝，但眼下引发的众怒，显然已完全压倒了那个主旨，太武帝本人也被推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也许即便只是为了自救，太武帝也不得不牺牲掉崔浩。崔浩及其内外亲姻的悲惨命运于是乎定。五十年前无人在意的《代记》，五十年后会被仔细阅读。正是鲜卑子弟汉文教育水平的大大提高，决定了“备而不典”、“暴扬国恶”的史书会引起北人的“忿毒”；正是立碑刻铭这种典型的华夏传统形式，触发了鲜卑贵族的羞愤和反弹。崔浩被关押在城南时，“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是谁“使”卫士如此折辱崔浩呢？应该就是那些深感被冒犯的“北人”。《魏书》说“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崔浩所遇之酷，超越了普通的政治报复，只能从新一代鲜卑青年“咸悉忿毒”来求得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面对国史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感情激荡，恰恰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认同华夏文化，或换句话说，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或至少部分地告别了其先辈所珍爱、所遵循的草原文化价值。正是拓跋国家的文化转型，促成了崔浩的国史之狱。
摘自2015年3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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