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在延安下乡始末

1943年10月30日,36岁的萧军照例起床先写作。或许是昨晚熬夜的原因,他花一早上才将小说《第三代》第八部第五章勉强收尾。“再有几万字这部小说就完稿了……”萧军停下笔,叹了口气。延安形势变化太快了,“整风”、“审干”、“抢救”,应接不暇,生产自给如火如荼,自己反成了招待所的“闲人”!“小鬼”被裁撤,鸣儿刚两岁,孕妻又快生产,家庭琐事焦头烂额。“我一切是在压抑中生活着!”他有些焦躁地想着。这时吃饭的号声响起了,萧军走出窑洞,向山下食堂走去。

由于妻子王德芬预产期将近,下山吃饭既不便又危险,萧军吃完便提出要带饭。不想赵秘书毫不通融,一口拒绝。萧军不悦,解释几句后终于忍不住,和其吵了一架。次日一早赵秘书派人送来纸条,称必须下山吃饭。萧军懒得和他纠缠,决定直接去找招待所主任蔡书彬。

颇让人意外的是,蔡书彬听完萧军申辩,不仅没有追究赵秘书,反倒埋怨萧军“摆架子”、搞“特殊化”。萧军气不过,反唇相讥蔡书彬“知法犯法”。因为蔡自己一日三餐是由“小鬼”送到窑洞的。

眼见招待所的人都出来围观,理亏的蔡书彬作势要以权压人。被博古称为“最懂社会”的萧军倒也没犯犟,扭头就走。他回家后修书一封给负责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的王鹤寿,道明事情原委,又写信质问蔡书彬,然后接着创作自我期许甚高的《第三代》。

第二天晚上,从组织部回来的蔡书彬登门传达此事处理办法:1.在招待所无论任何人不能特殊;2.萧军愿搬走随时可搬;3.不开介绍信。

图注: 萧军

萧军夫妇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蔡书彬前脚刚踏出门,妻子王德芬的眼泪就下来了。自称在延安“九面树敌”的萧军虽有最坏打算,但也未料到事情发展至斯。其实,萧军“屡生事端”又安然无恙,大都处在“整风”运动前。从制度而言,熟悉文化人的总书记张闻天制定了宽松自由的文化政策,最大限度尊重知识分子。从人事而言,萧军在当时赴延文化人中是真正意义上的名作家,又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好,因而机关处理具体事情时不会太为难他。但1942年6月整风运动深入到文艺界后,知识分子被定义为有“原罪”须改造的群体。伴随着“审干”运动兴起,个人为避嫌私下也逐渐断绝来往,他失去了制度和人事上的双重保障。

图注: 黄源、萧军、萧红(从左至右),1936年摄于上海

既然事已至此,萧军一横心:“下乡种地去!不吃这口供给粮,也不受这份窝囊气!”

11月3日午后,萧军一家搬出招待所。蔡书彬本只想杀杀这位“老子天下第六”的锐气(当时延安排列伟大人物已有“马、恩、列、斯、毛”的说法,萧军狂放,被人讥为“老子天下第六”),不想其真要搬走,碍于脸面又不好挽留,于是安排了两头毛驴,把萧军一家送到边区政府门口。

其实,萧军坚持要当“难民”,自有他的打算:由于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政府为吸引劳动力、发展生产,早在1940年就颁布了《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政策相当优惠:土地、住房、口粮、工具和种子均由政府帮助解决;开荒三年不交租;三年内不负担公粮。开荒种地固然辛苦,但并非绝路。况且自己是有影响力的党外作家,这件事怎可能一直僵持下去?为政治影响计,“他们”迟早要让步。

11月9日,在边区民政厅安排下,萧军全家下乡延安县川口乡碾庄村,分得向阳土窑,宽敞有院子,靠小河临大路。萧军很满意。他每天除了翻地、挑水砍柴,就是串门。晚上有时妻子唱戏,他就和鸣儿争着拉胡琴。17日,范乡长等人来家,暂定每月供给小米五斗(小斗三十斤,1300边币),次日萧军即领回。期间德芬感冒了几天,他还是抽空开了块菜地,又给院子扎好篱笆,并拟好《第三代》第八部最后四章的提纲。

24日,萧军无意发现屋后向阳田地里,春麦已长出一寸多高。久违的诗情被激发,扫地出门的狼狈也被勾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像被“充军发配”。但随即,萧军又自鸣得意起来:“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应该来尝一尝这味道:自己担水,烧饭,砍柴,再种上几垧地来自给自足……他们要累得爬不上炕!”

11月25日,萧军黄昏时散步至副乡长王步瀛家,意外被告知乡上打算将其移至邻村刘庄,以便给剧团腾住房。无奈之下,他只好应允。12月3日恰是萧军全家从中组部招待所走出整一月,不想又开始搬家。萧军有些怆然,心情复杂地在日记中写道对未来生活的预想:

一、能安静地真正过一年种地生活;

二、或者只被作工属待遇,种些菜,读些书;

三、一星期去延大教一次课。

然而,这些卑微的要求很快被现实打碎了。所住石窑本是存粮用的,无门无水缸,寒气逼人。萧军不得不每天砍柴。而更让他焦头烂额的是:断炊在即,本月救济粮还没下文,妻子又快生产!

12月8日,萧军因情绪不好竟打了鸣儿一巴掌。醒悟过来的他悲痛莫名,连打了自己几下,还咬破了手。妻子王德芬也失声痛哭。萧军在心中呐喊:“我是完全绝望似的被困在这里,这是牢狱,流戍地啊!”但随即那股不屈和倔强又占了上风:“只因为是不愿服从,他们就这样处置我,想屈服我……好,我准备迎接一切!”

图注: 萧军与妻子王德芬、女儿萧歌、儿子萧鸣在延安

屋漏偏遇连夜雨。次日,范乡长来,告知区政府拟以“居民”身份对待萧家,因而对一切不负责。这意味着萧军无法享受救济粮。他坦然接受“居民”身份,请范乡长代借一斗麦子,又在第二天给区长写了要求解决粮食、工具等的长信。12月11日他又到和平医院向医生请教接生注意事项。接下来的日子,萧军抓紧时间砍柴,同时硬着头皮向并不熟识的四邻借粮。虽然吃上顿借下顿,但萧军仍有自己的底线:“不向人讨要”。他誓争一口气,认为“人生最伟大的事就是贯彻自己的意志和维护人的尊严而斗争”!

萧军吃苦耐劳的精神打动了乡邻,大家纷纷对这个异乡人施以援手。有的舀碗玉米,有的抱个南瓜,冬至时有三家送来豆腐,前院刘家还端来四个白面馒头、一份菜和炸油圈。并不富裕的村人对萧军的慷慨馈赠,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可一直借下去也不是办法。12月29日,踌躇再三的萧军直接到区上,面谈粮食问题。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区长答应借粮,并给乡长写信:

范乡长:

你乡居住的萧军同志,本区已决定救济吃粮三个月,每人每月以一斗一升六合,他家三口人,共应领粮一石0四升四合,希见信照数发给,并给他调剂镢头一把,是要

敬礼

(你乡如无救济粮从公款内拨发为要)

1944年1月3日,农历腊月初八,王德芬顺利产下一女,萧军接生。为纪念下乡,他特意取名耘儿。此后萧军伺候产妇,照顾鸣儿,一人忙进忙出。他抽空去领救济粮,不想区上规定的是小米,乡上却给的谷子(一斗谷子只能碾五升小米)。萧军忍耐着去和代耕主任梁炳成交涉,也没有结果。

1月16日,萧军为还债,再次到梁家支取小米。梁主任不在,梁母说了句:“人家连谷子都不想给你吃了!”萧军以为是她护儿子,和自己开玩笑,不想次日才知道真连谷子也不给吃了!萧军一面和乡上协商,一面迅速给林伯渠写信,希望得到帮助。因为“年关在即,全在向我讨债”,“现在已到了吃不开的关头了!”

1月19日,萧军再到区上,然而这次赵区长却坚持不再借粮。两人大吵了一架。萧军又找县上曹科长反映情况。曹科长起始态度不错,等吃饭回来却改口让其自己解决。原存一丝幻想的萧军负气亮出底牌,称实在无望就离开边区。谁料曹科长一听更是怒不可遏:

“你不要和我说这些!好像这里只对你不管,你要去重庆,重庆有什么好?为什么延安那些文化人还能生存,你却不能!”

萧军原只是想“以退为进”,却被曹科长反将了一军。他一时词穷,不停解释。曹科长脸色最终缓和下来,称县上商量后再给答复。

萧军为粮食跑了一天,晚上两手空空回来,心情异常沉重。他连夜又给林伯渠写了封信,“希望借我一些粮食”。

第二天一早,竟然飘起了雪花。但萧军无心赏雪,因为县政府来信了:

萧军同志:

昨天谈你,讨论粮食等问题,我和徐县长讨论,至于你居住农村为民生活问题,要你自己解决,过去已帮助你不少的粮了,今年要你自己解决好了,该乡没有救济粮给你告知是荷

敬礼!

一科

曹扶 一月廿十日

“讨饭?再寻乡长?”困兽般的萧军脑中闪过一连串撕破脸的办法,最后都否定了。他慢慢冷静下来。意气用事或许正中“他们”下怀,找到切实可行的谋生办法才是最好的“反击”。他苦苦思索出路,突然眼睛一亮:那个对萧家真诚热情,给鸣儿买过火烧的贫苦人贺仲俭!

1月22日,萧军吃过早饭就去了碾庄贺仲俭家。同是被生活碾压的两人相谈甚欢。萧军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遭遇,贺仲俭一口应承包揽其粮食供给。两人决定明年正月选日子结为兄弟,还商议开春一起开荒揽活。回来后萧军心情格外舒畅,他情不自禁地感叹:“想不到在这里还能得到一点友情的温暖!”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一大早有人敲门,萧军以为又是要债的,不想是乡邻来送吃的了!萧军感动着大家慷慨的馈赠,细想最近几天遭际却不由心生疑窦。因为昨天他无意看到指导员和优抚主任在刘家似乎商议事情。要知道,刘怀亮昨早上还登门要油钱,今天竟送来猪蹄!萧军猜测大家过于丰厚的赠送,可能是“他们”组织动员的结果。

1月24日,是传统的古历年。萧军发挥“知识分子唯一的用处”,冒雪挨家挨户写对联。大伙又给了不少的油糕、豆腐。暮色降临,萧军看着家家户户点起的大红灯笼,自嘲道:“我们在'难民式’的被帮助中,也过年了!”

第二天正月初一,萧军特意换上长袍给村人拜年,众人也盛情款待。虽然仍没收到林伯渠的回信,但萧军已不再忧心。他觉得公家对其的态度,极可能是“不理,暗中利用组织上的帮助”。1月28日正月初四,前两天支持萧军开荒的乡邻忽然纷纷改口,让他更加确定自己的判断。

图注: 毛泽东给萧军的信

萧军推测下乡事在延安城内已造成较大影响,边区政府可能专门开会讨论了此事,相信公粮事不久就会答复,招待所方面估计也会在春节期间派人来一次。他甚至对“他们”愚蠢的举动感到惋惜,认为“他们若是聪明,应该利用这机会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利用做一番宣传,同时好好帮助我种下一年地来,也可让我担负副乡长和文书的职务”。

初七萧军仍为粮食事寻了一次范乡长,初八得知无粮可借,也不恼怒。他去贺仲俭家背了三升粮食回来,还托贺帮忙卖随身带来的布。萧军早已不再砍柴,打算一月以后公家还无表示,就去碾庄种地。他觉得既然已经摸清公家底牌,自己就得亮明态度绝不服软,逼迫“他们”让步。六

一晃二月到了,公家那边仍无消息。2月6日妻子王德芬独自去打探粮食,不巧乡长外出。萧军得知后有些郁闷:“究竟他们管我不管了?”

接下来的日子,萧军每天都在日记中反复申明去碾庄种地,期间全家还去了一趟贺家,商量具体事宜。贺仲俭坚决答应供给粮食。萧军在温暖中又感到一丝悲凉:自己竟在这贫苦人身上才寻得一线生机!

既然公家没动静,萧军不得不做长期打算。他开始制定生产计划,去贺家背米之余,还相互打气,畅谈离开边区后的生活,并誓言回报贺家。但他心底却有些厌倦这样的生活了,几乎每天都是从烟熏火燎开始,耘儿啼哭,妻子吵闹。2月16日,萧军在日记中写道:“不愿看书,什么也不愿做。”

他又开始带着两岁多的鸣儿拾柴了。生计毕竟是头等大事。偶尔自嘲若非在鲁艺教书能挣几斗米,自己宁可种地拦羊。2月17日晚,妻儿已睡,萧军难眠。这位倔强耿直的东北汉子看着孩子熟睡的小脸,差点落泪:“这孩子连点肉也吃不上……”

19日唯一的一块羊肉被老鼠拖走,家里再没一滴油水。萧军倒没抱怨,只是突然很想念留在延安保育院的大女儿。20日全家不幸都伤风感冒,耘儿的右耳还有些发炎。晚上带鸣儿串门,李家小孩正在玩拨浪鼓,鸣儿十分眼馋。萧军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次日,有些悲怆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只因为我骄傲,我要主张一个作家应有的'权限’和'尊严’,……他们便不给我米吃了!”

23日萧军又去贺家取米,不想他们小孩病重。因为前五个都没活下来,夫妇俩忧心忡忡。萧军无法,勉力安慰了几句。25日,噩耗传来,贺家小孩死了。

萧军听闻,十分压抑。他自己作着剧烈的思想斗争,既要维护自尊认为“中途软弱下来是可耻的失败”,又顾虑孩子“万一有个好歹,那对我们将是一种难忘的伤痛!”当晚夜不成寐,思前想后最终痛苦决定:回公家。

次日一早萧军和妻子王德芬商量后,就去找县委书记王丕年,留下书信谈回公家事。29日他再次托人给王丕年捎信,希望早点回去。萧军在不安中等待县上的回复,想象着可能受到的刁难和屈辱,以及自己的应对方法。

出人意料,三天后等来的不是冷冰冰的回信,而是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的胡乔木!他在王丕年的陪同下亲自到刘庄,看望萧军来了!双方亲切热情地谈着话,又竭力避开过去的不愉快。经过一下午的畅谈,回公家事情基本确定。

3月7日,县上派四头毛驴来接萧军一家,入中央党校三部,接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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