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征刘氏与《船山遗书》
许多人撰写清初的思想与学术史的时候大都会提到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与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但是王船山的学说只是到了曾国藩之时为了发扬湖湘文化，命仪征刘毓松、刘寿曾父子整理出来。本文拟从船山学说被发掘整理及其后与章太炎、刘师培革命派以船山学说为推翻满清之思想武器的巨大反差来探讨近代学术和思想阐变的内在理路。
一
面对理学不能应付日益复杂的局面。尤其是内乱，曾国藩不同于倭仁等迂腐的理学家，而是切于实际，开始讲求经世之学，主张提高经济之学的地位。他说：“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辞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曾国藩多次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要消灭内乱，儒家士大夫不但要内圣。而且要外王。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提高湘军的战斗力，就要宣扬湖湘文化。提高湘军这支乡军的凝聚力。曾国藩就把目标对准了湖湘前贤王船山。
曾国藩在幕府里设有采访忠义局、编书局等机构。设立采访忠义局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表彰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死难的官绅，来激励更多的人同太平天国对抗。成丰十年。曾国藩首次于行营设立忠义局，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和整理死难官绅的资料，由曾国藩汇总奏报朝廷。请建总祠总坊或专祠专坊。“以慰忠魂而维风化”。编书局于同治三年设立，曾国藩亲自制定章程，挑选学识渊博、擅长校勘的幕僚专司其事。书局中多宿学名儒，主要有欧阳兆熊、洪汝奎、李善兰、张文虎、刘毓松、刘寿曾、汪士铎、莫友芝、唐仁寿、倪文蔚、戴望、成蓉镜、刘恭冕等。
书局初设于安庆，后移往金陵。主持金陵书局的便是刘毓松，死后，由其子刘寿曾总领其事。书局是曾国藩、曾国茎等为出版《王船山遗书》而设，时仅称“书局”，并不叫做“金陵书局”。该书局“初设于铁作坊，后移江宁府学非霞阁。延请一绅士督理局事。”至光绪六年(1880)以前的十几年间，该书局出版图书三十一部，其中经部十种、史部十八种、子部七种、集部六种。在编辑这些图书的过程中，寿曾“时从诸儒上下其议论，所诣乃益邃”。从事图书编辑业务更是得心应手，精于校勘，熟悉体例，放为曾国藩所赏识。在《文集》卷一《北堂书钞斛雠商例答蒯礼卿》一文中，恭甫围绕《北堂书钞》一书出版之前的校刊方法和次序、早期版本的优劣、征引之书的利用、学习前人校例以及文字格式与避讳等问题。谈论透彻细致，据恭甫所示。《北堂书钞》需经反复五次校刊，才得以完成。可见校书之辛苦和认真。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刘氏的主持下，刊刻了《船山遗书》。王夫之主要的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张子正蒙注》等，其主要刻本就是曾国藩和曾国筌的刻本，即金陵刻本。
刘毓松根据所刻的《船山遗书》，还编有《王船山年谱》二卷。曾国藩让刘氏父子编辑《船山遗书》的目的，主要是继承湖湘的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效法前贤。澄清天下”。
湖南是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经世思想家的故乡。表现尤为突出。由贺长龄主持、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土皆有用世之志”，所以，“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弊病。涉猎了传统经世之学的方方面面。如唐鉴“图纂北五省水利书”：左宗堂精通时务，不仅擅长河、盐二务，而且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所作舆地图，实为精绝”，罗泽南究心水利边患等书，细考内陆边外山道水势兼及苗疆诸务，“其所著地理水道书，多论兵家形要”：丁取忠则编有明代王、戚诸家兵法：邹汉章“出入子史百家。尤留心图地兵制之学，凡山川险要，道里远近，靡不记于心”，其兄弟汉勋、汉池同样如此。
刘氏校刊的《船山遗书》极大地满足了曾国藩对湘乡民风的诉求。这位湘乡前贤遗说的介绍，有助于提高湘乡的威望。崇祀先贤远祖并非是湘人独有的文化特征，但先人作为一种符号象征却可以映射出不同的传承意义。对于湘人而言，奉祀祖先、修撰族谱等社区活动首先是一种聚宗收族“联其宗姓而益笃其其亲爱之谊”的文化使命。所以曾国藩非常看重《船山遗书》的修撰与校刊。而刘氏父子丰厚的家学功底使他们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这项重要的修书工程。使得曾氏不仅完成了荣耀先贤的乡约规劝其乡民建功立业，同时他本人也从《船山遗书》中汲取营养，也效仿王船山光复明室的举动，通过严格的修身程序来强化自身的个人魅力。使其言行体现出清教徒式的精英化倾向。
王夫之在《周易外传·系词传上》中说：“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辞，辞者，辨器者也。故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自其治而言之。而上之名立焉。上之名立而下之名立焉。”这句话可以看出湘籍学人的行事的原则，换句话说。这就是湖湘学派的源流衣钵，他们大都讲究事功，认为“立言”必须落实于“立功”才有意义。而曾国藩正是按照王船山的这一原则来为人处事。观船山遗书中内容非常推崇老庄之道与德，这与另位湘籍人士王闽运引庄子之旨进人儒学广义“道统”的殿堂相类。可见后世湘籍学者对王说的继承。王闿运首先把庄子归人能继承孔子“经世学”的宗师行列。所以近代湘系集团有不少人强调“立德”与“治术”的衔接关系，都来自于王船山的学说精髓。总体而观，王船山之后的魏源、王闿运到曾国藩都以霸术的权变运用为主旨。曾国藩能屡败屡战。而最终打败洪、杨，实现同治中兴的局面与湘人这种事功精神是分不开的。
王船山的学说对曾国藩的影响莫大焉，而刘毓松父子修书之功莫大焉。但正是被曾国藩用来为其乡土张扬的船山遗说竟后来成为革命派宣传的有力武器。被章太炎斥为“大盗”、“汉奸”的曾国藩，他也能敏锐地识别出在那被扭曲的灵魂中残留的种族意识。王夫之著书。“一意以攘胡为本”，但因僻处山泽，一个半世纪以来他的思想鲜为人知，而曾国藩却将其书刊刻播扬，遂成为清末反清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其刻王氏书，“无所剟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格以避之”。可谓欲盖弥彰。因而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认其种族之辨，“心固知之矣”。而作为刘毓松之孙的刘师培对王船山学说的重新认识正是在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思想激荡下的产物。
二
刘师培，江苏仪征人，是刘毓松、寿曾之后裔，他于1903年癸卯会试落第，滞留上海，识章太炎、蔡元培及爱国学社诸人。加人中国教育会，思想转向革命，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因更名“光汉”。他于是年写成《王船山史说申义》一文。刘氏观王氏书之最要处多用“口口”字代之，即认为曾氏未敢言之语。“自拓拨氏之兴。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为中国之民且进而为士大夫，以自旌其伐阅矣。高门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杂。无与辨之矣。”刘氏进而认为“按夷狄盗贼之敢于窃天下者以恃有败类之儒为之送徽号而颂功德也。夫人未有自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盗贼岂不白知?……夫天下惟名与器不可假人，以夷狄盗贼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则败类之儒假之也。……呜呼!愧夷之为中国主，自船山出之，吾知其若何之沉痛也!”
清朝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满汉关系一直是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汉族士大夫的民族主义情绪或隐或现，连绵不绝。以古文家为主力的国粹派十分重视激发民族主义。章太炎少时读史，便“觉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的书。“民族思想渐次发达”。
到了清末。传统的经学已经衰落。但经世致用的传统的落实，使史学贴近社会现实。国粹派提倡“国粹”“只是要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里的“历史”包括：“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扩展“历史”内涵是为了适应思想构建的需要。《国粹学报》刊载、表彰的人物事迹除遗民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吕留良等人外。还刊载大量遗民事迹，如陈去病撰写的《明遗民录》涉及直隶、山东、山西、江苏等各省，每省达数十人之多。此外。该刊还撰录包括岳飞、文天祥、东林党等大批忠臣义士的志行。这主要是表彰民族气节，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刘师培在《王船山史说申义》中便是借王船山来申发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刘师堵还——论列，《齐诗》、《韩诗》均含“种族之学”，《春秋三传》更是包含“攘夷大义”，《三礼》也“明种族之殊”。总之，整个儒经都贯穿着尊华夏、攘夷狄的思想。这些看法反映了刘氏立足于现实而重新解“经”释“汉”。
刘师培写了一些个人传赞如《梁于涘传》、《孙兰传》、《徐石麒传》、《蔡廷治传》、《王玉藻传》、《广陵三奇士传》、《颜李二先生传》等。他们均为明季遗民，具有一定的学识，又保持坚贞的民族气节，“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亡。”而颜、李则是“尚力行于学术。则崇实用而分科讲习之立法尤精”，从而改变了儒家“以道为本。以艺为末”。“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传统。
可见，刘氏立言在于“攘胡”之民族主义。这在国粹学派同人的“正统观”中尤其可以看出。唐朝有贞观、开元气象，“姑列之于中国，特不可以正统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言正统。”南宋义士的郑所南(恩肖)这种完全把历代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排除在“正统”之列的思想颇得国粹学派同人的赞赏。刘师培也说：“吾独惜乎宋丙子之后，无正统者几百年，明甲申之后，无正统者又百年。其所谓修史者，乃胡史而非华史，长夜漫漫，待且无期，史臣不察，谬以正统归之。”删《春秋》“攘夷之义”在此再次体现。
刘师培有感于卢梭的《民约论》传人以后，“吾国得此乃仅仅于学界增一新名词，他者无有。而苎旧顽老且以邪说日之，若以为吾国圣贤从未有斯义者。”于是，他融合中西，搜集前圣曩哲的“民约论”思想而撰《中国民约精义》。
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分上古、中古、近世三篇，阐述从《周易》到清代论著中华夷之变的民主思想，近世篇包括明清学者如吕坤、王守仁、王廷相、李经纶、黄道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李垬、吕留良、胡石庄、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龚自珍、章学诚、戴望等人。他认为，王夫之虽然不倡庶民之权，立说与霍布士相同。而有别与卢梭。“至其言君位无常，民情可畏，则未始非儆戒人君之一法，其论岂可斥哉!”他认为王夫之的《尚书引义，说命篇》讲得最为沉痛。刘氏这样写的目的或许是为了凸显传统学术的价值。但也不乏嫁接西学、传播西学的意图。
刘氏更看中乡土志的编写，他写的《编辑乡土志序例》，特别提到人物志的编写有助于乡民树立爱乡爱国的信心。在《论中国宜建藏书楼》有感于易代鼎革之际，书籍焚毁，倘若能建藏书楼。则“载籍浩博，班班可考，若能诵诗说书、知人论世，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既萌，保土之念，国学保存甚远，乃惟今之人不尚有旧图书，典籍弃若土苴亦独何哉!
刘师培有感于家族之藏书毁于洪、杨之乱，思恢复旧籍，但此时已不是为了营营于汉学。而是为了存爱国之心。慕攘除外寇，保乡保土。可见，刘氏所处之时代。已把史学作为革命的武器。
刘师培为何会把王船山的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革命的火种首先出现在南方?首先是因为，自北宋以后刘氏所处的江浙一带渐次成为华夏民族精神的最主要堡垒。刘师培曾对这一民族精神策源地的形成缘由做过描述：“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
刘氏所身处的江苏一带。在明清“夷夏鼎革”之时。义军及志士拒抗尤其激烈，因而所受屠戮淫劫之祸也为他省所不及，“盖结怨深而思报切”。辛亥之役。鄂府布告中有言日；“至于江东弟子。越国君子，皖江志士，向以仗义闻天下。鼎革之初，故老遗民，屡图恢复。天不佑汉，忍辱至今。吴、徐之暗杀，熊、赵之义师，盖闻风而兴起者也。故革命较各省为先，而受祸亦较各省为烈。扬州、嘉定、江阴之屠，此皆父兄先民之所身受，而一刻不能忘者。”刘氏所处之地的历史感使得他敏感地洞察到王船山其人其学说所蕴涵的不为人知的民族主义的秘史。
综上所论。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刘毓松所处的时代。王氏之学说成为弘扬湖湘文化和祭祀乡前贤的典范，而刘师培所处的时代却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武器，其中蕴涵的历史深意不能不令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