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深圳城中村的争与择：Adapt-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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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次对话采访了四位毕业生三位来自UCL一位来自Pratt（李熠东，朱紫元，伍钰和熊英），来看他们眼中的深圳城中村以及他们从城中村中得到了什么。
“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赫胥黎
| 项 目 背 景 |
城中村往往因为设施不齐全、治安难以保证等社会问题通常被视为城市发展的隐患，但是城中村的存在同时也解决了一些城市快速发展所导致的问题。其在市中心为居民提供了高密度的便宜住房，解决了城市发展初期交通网络不便和廉价住房不足等问题。城中村的发展状态是无意识且自发的。这种发展状态赋予了居住者以自由，这种居住者对自我生活环境的定制化，重新定义了建筑：开发商、建筑师、建造者和使用者的人格合一。同时，城中村环境的空间局限性带来了居住者们之间在任何细小公共空间内对于使用权的争夺。不断激化的多方关系创造了一个隐形的搭建的逻辑，创造了城中村中多样的建筑契机与类型。即便这些对于建筑类型的创造通常是无意识的，城中村作为便利与隐患同时存在的城市空间，不可避免的丰富了一个统一城市空间内的建筑形态类型。可以被视为是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城中村的出现是偶然且必然的、无比稀缺与珍贵的、值得我们视为城市的资产而非隐患。
如何能合理利用城中村建筑的争择模式，填补未来城市缺失的类型多样性？以本次展览作为实验场地，一系列作品讨论了这个未来城市建筑发展的核心问题。以城中村为起点，建筑师构架起了一个拥有独特规则的大楼框架与建筑争择平台。在这个全新的居住形态框架下，服务于规则的机制与体制将会被更加有效率的运用到细细划分的空间中以最大程度上的避免加建中的弊端。建筑师以此研究在城中村争则模式中规则的相互影响与对居民生活的根本改变。
| 对 话 |
Q：能否介绍一下你们自己？为什么会参加今年的深圳双年展？
A：我们是三位Bartlett的毕业生和一位Pratt学生的组合（李熠东，朱紫元，伍钰和熊英），分别来自上海北京和深圳。准备今年先gap一年。深圳双年展今年办在城中村里。城中村本身在深圳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争议的存在，这次双年展选址在城中村里，在我们看来是想唤起大众对深圳城中村的保护和更新的关注。作为留学生我们对于中国的城市更新一直都有关注，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参加了双年展的展览。
Q：初期的调研形式是怎样的？大规模的类型学调研还是对于单体的细致研究？
A：虽然最后的表达形式是一种建筑类型，但是我们在这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侧重点其实并不是这些类型最后产生了怎样的结果，而是这些类型是如何被得到的。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类型在城中村这样环境中如何诞生，如何自我更新，与此同时某些类型则会淘汰或毁灭。
如果把城中村看作一个机器，那这个机器其实就是遵循一定规则的建筑形态生产器。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的并不是城中村的单体类型，而是说我们通过研究理解它们现有的生活模式，从而对于这个“机器”运行的准则和机制加以探讨。
Q：所以如果把城中村看作一个“机器”，你们对于其自治性不加以干扰而是对于这个“机器”运行机制加以分析讨论，是这样么？
A：如果完全把城中村比喻成“机器”可能有些过于机械，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柔性的东西在背后，比如单体之间互相的影响其实是相对灵活的。
Q：那这些“规则生成”的基础是什么？现有的现象还是你们演算出的研究结果？
A：比如“产权更迭”这个现象，其实是一直存在于在城中村中的，但是并不像我们表达的这么固定的一个“规则”。我们这个过程虽然是基于城中村现有的演变机制的总结，但并非只是复制，而是基于优化后的体制。大家所熟知的城中村其实是有一些的弊端的，我们希望的是尽量避免这些弊端，进行一下过滤，呈现出来的是平衡之后的规则机制。
Q：能否举个例子，某一个“规则”是如何优化现状的？
A：在项目初期调研时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发生在城中村的故事，觉得很有趣。城中村有两户居民，有一户屯了很多很多大米，后来不要了但还是堆在了公共空间中。而另一户居民看到大米被弃置就用这些装满米的袋子搭出了一个楼梯通往二层。那么通过这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发明了一个“九宫格规则”，三乘三的网格中四个角分别属于四户产权，中间的五格根据相邻的状况会产生不同的共用现象，比如说中间那个格子是四户公用。通过固定每个区域的所有权我们可以进行不同条件下的单元变化，从而可以研究产生怎样的建筑类型，居民之间会有怎样的谈判和妥协。
Q：你们是怎么看待城中村的共享机制的？
A：可以看成一个共享空间研究居住空间的新的可能性。因为城市发展对于高密度住宅的需求，深圳是需要城中村的存在的。我们现在有很多高密度的小区或者居民楼，而城中村的形态允许了比普通住宅更高的密度的居住环境。
而且相对于普通居民楼里的“共享楼道”或者“共享电梯厅”，城中村的共享机制相比更自由更灵活，体现出了城中村居民的一种对于生活的定制化，而这种共享生活方式在我们看来加以改进其实是有好处的：一 居民本身对于居住空间的定制化可以加强归属感以及居住幸福感 二 从建筑角度来看，激发了自发性的建筑创作从而发现一些在全球化进程中遗失的建筑类型。所以我们希望提取的城中村这些对于城市发展有利的机制，将其系统化，从而探索未来语境下的高密度居住的可能性。
Q：对于“类型演变”表达的空间形态是如何产生的能否稍作解释？
A：不同的颜色深度是代表不同产权。而且这个形态的产生不是一个人的臆想，而是团队的四个人每人代表一个住户，从而模拟不同住户之间的不同互动的过程。
Q：“空间占有率”和“实验性演变”是怎样得出的？
A：这是我们众多实验中的一个，我们的工作模式和之前一样，在实验性演变图中我们做了六轮每轮我们四个人依次进行对于空间的改变。最终将六轮的结果重叠起来用grasshopper将每个模型进行分割600x600x400格子，计算每个格子的占有次数从0-6涂色。从而可以得出越红的格子是更倾向于被占有的位置。
而“类型演变”和这个实验（“空间占有率”和“实验性演变”）是在同一个讨论下产生的两个结果，类型演变和轴侧大图更倾向于机制体制，规则和建筑类型的整合，后者更倾向于空间细部的量化讨论。
Q：你们讨论得出的结论和建筑类型是否具有普适性？
A：我们灵感来源于深圳的城中村，而放眼北京上海的“城中村”（北京的胡同和上海的弄堂）模式和深圳的城中村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比如用地的性质和改建或修复限制等等。虽然这个“争择”模式本身是更贴近深圳的形态的，但是在被我们提取之后的这些规则和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并可以被应用于其他城市背景下。这种适用性也是我们项目很重要的一点。虽然从深圳城中村出发，我们不希望结果局限于深圳这个城市，而是希望放眼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用我们的项目讨论这更大层面上的可能性。
Q：感谢你们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A：谢谢。
| 展 览 |
END